专访《上海公园》导演黄凯　我是一个26岁的男孩

　　
　　（现象网上海报道）记者按：《上海公园》是一部另类意义上的“独立电影”，就像黄凯是一位特殊意义上“独立导演”，我更愿意把这篇访谈看做是一个刚刚进入工业体系的年轻导演很真实的写照，一种想象力爆棚超越现有作为以及拥有多元未知的可能。这也是很多进入这个社会不满十年的年轻人仍有的状态，时而信心满满憧憬下一个十年的样子，时而略带感伤怀念已经流逝的纯真；就像《上海公园》里引用顾城的《我只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样，很多时候看上去的成熟只是一个漂亮的皮囊，我们其实都是在未有所知的时候不经意地成熟起来。其实我更愿意把这样的孩子看做每一个从身边经过的新老上海人的面孔，黄凯的声音，带有某种意义上的上海年轻人普适性；原来面对现实我们只能孤立一隅，偶尔悼念那句“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选择商业放映
　　
　　
　　记：当初在拍摄《上海公园》的时候，有具体定位么，个人感觉这部电影还是比较文艺，不是很大众化。
　　黄：对，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做很大众的，但也没有说一定要走小众的。我们没有预设一个观众群，应该说当时完全没有按照商业的规范来做。
　　
　　记：那么最终出来的结果是，影片在院线上映了，那么你们选择商业上映的目的是什么？
　　黄：当然所有人都希望《上海公园》上映，即使一开始没有设定到要去做，但是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努力争取的。其实不要说那些拍摄黑暗角落里的人的作品不希望被大家看到，当然他们也是希望被公众看到的。包括我现在新的影片，如果没有办法为这个工业提供什么新的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记：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商业上映的成本不低，一些拷贝的费用，以及与影院分账等等会使得上映的成本很难收回。
　　黄：可能和我的资方有关系吧，因为这个是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出品的，所以对于它来说，收回成本不是那么迫切，这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是因为这个片子比较特殊，第一个投资商（一家视频网站）中途退出了，上大是以比较低的成本购买之前的版权。并且上大的器材都是义务地支持我，因为我当时想要制作的是我的毕业作品，这些都没有计算进成本。整个成本其实是非常低（在重庆民间映画交流展上，黄凯导演坦诚所有成本加在一起是108万）。有一个想法就是当初只花了这些钱，那么再花不多的钱让它上映会有更好的效果。
　　
　　记：据我知道《上海公园》第一次是在年初的时候上映的。
　　黄：对，二月十三号。其实在这次比较商业的上映之前，我们和很多影院就签约了。当时我们整个团队想当然的以为，签了约就会每个电影院都上映了，实际上到了十三号那一天我们才知道，原来十四号很多家影院是不会放映的，连为我们做了首映的影城都没有，这下心冷了半截。接下来就给上海联合院线（联合院线是上海市最重要的院线）等各大电影院打电话，我们问《上海公园.》这部电影有没有放，别人就会问，谁，什么《上海公园》，大家都完全不知道这部影片。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由于没有经验，由于缺乏别人的指导，《上海公园》竟然没有邀请各大院线的采购部主任来看片，没有针对他们来做任何的宣传，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没有去送片头、预告片和海报给院线方。如果有人带着去做会好很多。一开始对于档期安排会有小小的愤怒，但是并不是很多，可能我对自己的定位比较好。我还是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方，至少现在我的电影上映了，也有人喜欢了，当有的观众写来EMAIL或是留言道出他们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热爱，那么激情澎湃，那么热情，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因为我们这部影片并不是有很多商业目的的，剧组成员之间相处都很愉快。作为第一部电影是很不错的一个成绩。
　　
　　我也会关注跟我同年龄的导演们的情况，比如上影集团发行的《超级武林》啊，橙天娱乐发行的《夜店》，他们是有人带着去发行去做的，经历过一次之后就明白是怎么一个流程。而我完全是靠自己，当然我现在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可能是到将来才知道。我发现我想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没有找到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比如说我想要拍《上海公园》，我没有找到最想要拍的剧本，因此没有找到最适合的制片公司去做，而是自己在做，甚至我没有自己的公司载体，而是交给了上海大学去做。我的电影出来之后，参加电影节，也是没有人帮我投，到了上映的环节，也不是发行公司带着助理和影院方交涉，我要发行时也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去做。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参与了所有的环节，而且全是独立一人。这有弊端，就是我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代价，但是这也有好处，因为你自己走了一遍之后，你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虽然跟专业大的发行公司比起来还是会差一些，但是至少你知道方向了。所以说很多东西说不清楚是好是坏。如果不是为了电影，我不会做这么多，因为我的个性希望更自由一点。
　　
　　记：这都是一个过程。
　　黄：对，像他们一开始拍了一个五百万投资的电影，可以推广到全国各地，所有人都知道杨庆（《夜店》导演），他自己就被美国一家电影公司挖掘出来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发展途径。在出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只是我们走了一条很奇怪的路，很独特。所有的事情都是看你的选择的，《上海公园》的主题其实也是关于你现在这一步对于未来的影响。
　　
　　记：新的放映有点艺术院线的方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一周的周末放映，放映完了之后会有主创和观众的交流。但是影院方的排片表一定要到最后一天才告诉你，到底周日是哪一个点哪一场放映，这也会造成观影上的麻烦。
　　黄：对，这次放映确实是有艺术院线的感觉，但实际上放映场所是在市中心百货公司顶楼的一个纯商业影院。我们想到以这样的形式再次放映是因为第一次上映场次不够，这一次的放映大概只有六家放映了十几场，而且放映是不确定的，今天上映了，明天很有可能就撤掉了，时间安排上也不是很黄金的时段。然后在网上评论看下来，有很多人很喜欢给了好评，所以我觉得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我们其实是有一群既定的观众，但是在商业院线里面还没有找到。随着经济实力上升和对文艺喜好的多样化需求，大众的观影模式不再仅仅是周末看大片，很多人都开始接触小众的电影。在大城市里，渐渐在培养这样的观众群，但我们的院线，我们的电影院系统还没有给出这样的答案，我想这也算是我们的优势，我想如果这个尝试成功的话，我们就可以证明我们确实有不同的观众需求着不同方式的电影。
　　
　　我们的受众还是分散的，不是固定在某个职业，或某个年龄层，只要和这个电影能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的受众。只要在内心当中会有这样的经验的，特别是一些有留学经历的人，或者是他身边的人有留学经历，和男女主角比较像的。虽然我们有男女主人公，但是从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别人的故事，只是将他们的故事投射到男女主角的身上。大家都可以从人物身上找到自己。所有片子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有我自己的投射，但我没有刻意这样去做，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而且我也并不认为我特殊，我只是许多年轻人中的一个，《上海公园》可能一个年轻人共通的经验。
　　
　　从现在的上座率来看，基本每一场都是90%的，有俩场是完全卖光的，当然这个厅很小，只有六十个座，但它可以坐满并且还有的人没有买上票的，已经让我很欣慰了。我是每一场都会到场和观众交流，而有些观众会聊得很深入。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我不能期待更好的环境。
　　
　　记：那么这一轮的放映的宣传方式有哪些，我注意到在网站上的宣传比较多，那么除了依靠这个媒介，还有其他的宣传么？
　　黄：没有，基本上没有宣传，基本上没有花一分钱。
　　
　　
　　筹备●拍摄●后期●宣传
　　
　　
　　记：那么《上海公园》的前期筹备，拍摄过程中有遇到哪些困哪和问题？
　　黄：最大的困难很直接的就是钱的问题，拍电影和绘画是不一样的。其实我在做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它最后都不一定会成功。就比如说拍摄前和朋友们聊天说我想要这样的一部影片，但是在拍摄时你不是百分之百地确定能否做出你想要的结果，当然在过程中你会百分之百努力去做，最后你会发现结果还是可以达到你想象中的那样的，所以说一切也并不是你没有想象过的。今天所有的结果其实我都是想象过的，当然现在这个也不是说达到最好的预期。要说困难的话，那种不确信的状态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没有一个人说，放心，你这个不用考虑钱，后期啊等等这些问题，只要你好好做就行了。很多东西需要你自己先去考虑，包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大家都是拿很少的报酬在工作的。纯粹是为了热情来拍片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只是在这样往前走，只是在走的时候使用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入地在做，其实这样就可以克服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缺少资金，那就继续去筹集；镜头拍坏了就再重新拍摄。
　　
　　其实以我现在的角度去看当时的拍摄，感觉到这群年轻人完全没有经验，表现在戏里就是连头发的长短变化都看不出来，同一天的戏，我们在一年之内拍，这个变化是非常大，演员的头发还有胡子都应该去量的。但没有花精力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没有办法，资金和人员的压力都摆着，我们拍摄的时间没有办法固定，断断续续拖了很长时间
　　
　　但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发现还好，没有太多的穿帮的镜头，因为我们服装都统一，所以接戏时候的问题不是很严重，但是只是头发胡子化妆这些会变化的地方会存在问题。
　　
　　记：《上海公园》后期做了多长时间？
　　黄：大概有一年时间，辞去工作之后整个身心就投入其中了，基本上就是睡在剪辑房里了。声音是由专人来做的，但是画面是由我一个人负责的。而我这个人属于懂一点点技术，但又是不愿意出任何纰漏那种，这样的性格就是很折磨人的。要是完全不懂的话，那可以交给别人去做，但是像我这样的话我就要自己去做，就会多花很多的时间。我认为这也是弯路的一种。但是现在以我比较理性的来看，还是应该一块一块大家分工去做。新的片子我就会只做好导演的工作，其他诸如拍摄日程安排等一些工作会事先做好沟通。
　　
　　现在《上海公园》的盗版已经在市场上出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行DVD版本，那也就是说，市面上流行的很可能是我给朋友们看的粗剪版，那就比较糟糕了。因为一开始做了很多的版本，所以不清楚流出去的是哪一个。这样让我很失望，倒不是说盗版不能赚钱，其实这个版权卖出去也就几万块，关键在于DVD我一直想要做一个最好的版本，加上一些访谈花絮等等，还想和CD一起发，因为我们的原声做得也很不错。
　　
　　记：那么现在《上海公园》一共剪了有几个版本
　　黄：版本有很多，包括黑白的还有一个，其实这些版本不是因制作而诞生，只是机缘巧合。它不是那么严格体制之下的作品，不是说到了到了上交日期就必须有作品出来的，制作其间有很多问题让影片停滞下来了，没有办法继续。那么在既有的一些素材里面就会剪出不同的东西出来，等钱到位，所有的拍摄都完成了，你又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出现，再剪一遍。上映的这个95分钟，应该是最后的版本了。
　　
　　记：综艺（variety）对《上海公园》的报道当中提到了一句escape the fim festival net（大意是几乎没有参加太多的电影节）
　　黄：每个片子都需要去走一圈电影节，但是因为我们的电影没有一个好的懂行的制片人，不知道该从哪个电影节入手去投，我们都是乱投的，都不知道电影节那一方是什么标准和口味，而哪些是一线的，哪些是二线的电影节。不过这个电影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就想等他发挥新的意义，比如发行DVD，网络。
　　
　　记：在影片上映的时候，我发现宣传很强调80后这个概念。
　　黄：这只是一种销售策略，我个人很讨厌80后这样的称谓，感觉很俗气，从高中时代听到就没对它有好感，一听就像是长辈式的口吻。但是我们的确在企图在说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并不是想要特别强调这是在讲80后的故事，但是因为我们团队都是这个年龄层的。我们表面上看着很成熟，对很多东西都很careless，好像很容易放下，也把这些话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内心是很幼稚的像小孩一样。可能和这个经济环境也是有关系的，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成人的信息，那么现在的孩子像90后，00后对于成人模仿得更加厉害，应该会更加速地成熟。就像美国的高中生和我们的大学生成熟程度差不多，包括对于性的意识和独立的见解，这是一个现象。
　　
　　就像爱情，电影当中有很多反映爱情的细节，对于爱情，电影表达地还是比较明确的。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有很现代的生活方式，可以很快和人上床，可以聊天聊地很露骨，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幼稚的，就像男主人公会把女主人公带到天台上，这都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会做的，这是和我们的父辈们非常不一样之处。
　　
　　记：只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幼稚，其实是干净的。
　　黄：对，其实这个男主人公的角色设定是79年生的，这个女孩是个山东人，但我们没有告诉观众这一点，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设定。在城市外表下，每个人生活地都挺无奈的，这种气质就是一直是我想要的。当我压力大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感觉，我想要逃离这个城市，去小城市开一家公司，这其实有点消极，有点宅男。当我理性的时候我就用各种方法去排解它，当事情顺利之后，我的情绪就会好起来，并且越顺利，做事情越好，最后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你需要随时保持一个清醒的大脑，我在家里留有一个纸条，要随时保持清醒，很重要的。我大多数时候是个很积极的人，偶尔很消极。
　　
　　
　　上海●上海公园Park Shanghai●新计划
　　
　　
　　记：那么这部影片的放映之后，观众的反应如何？
　　黄：在莫斯科（《上海公园》参加了莫斯科电影节）时是全场坐满的，在上海放映的时候，外国观众的反应也是非常好，外地观众反应也是非常好的，而一些批评的意见更多是来自于上海本地。
　　
　　记：但是这部电影挺上海化的，包括里面有很多的上海话。
　　黄：比如说一开始的放映过程当中，会有上海本土的观众提出你为什么采用上海话这样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得挺多的，为什么使用上海话会成为一个问题，其实这本身就说明了观众对于电影的期待是有一个思维定式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电影里面怎么能说上海话，那你怎么面对全国的观众。但是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很真的东西，首先就要从言语上面来。因为言语是一个很直观的表现，一说话你整个人的气质、态度、来自于哪里全部都表现出来。其实这比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演员，他的表演方式，我们的镜头方式更加重要。我们曾经讨论过要不要用上海话，我说该用什么话就用什么话，就像我们平时说话一样。像大庆这样的角色，他留在上海那么长时间，说明他对上海文化还是有一种追求，他就会时不时说出俩句上海话来。而吴一，他是个在地铁里面卖唱的人，现在在KTV做服务员，那么他对这座城市就有一种天然的小小的排斥感，那么他就不会主动学上海话，他就没有一句上海话的台词。那么这些小的细节，在大片里面可能就会完全吞没掉，有人说电影的真实首先是艺术的真实，对于这个观点我是很排斥的。哪怕下一部电影可看性上会有调整，我会在真实的细节这一方面有所企图。这是我天然的性格，美国大片当中注重细节的方面很令人敬佩，就像是《变形金刚》里面擎天柱的一个脑袋就设计了6万多个零件。很多时候细节就像是擎天柱的一个零件一样。你是一个为这个世界提供产品的人，那就一定要做到完美。
　　
　　记：影片叫做《上海公园》，名字就很值得玩味。
　　黄：影片英文名Park Shanghai有停留的意思，这种停留可以是空间上的，比如说人物们是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也有时间上的停留，一个晚上把几年的故事都演尽了，挺有梦幻的效果。可能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他们也会在这一刻聚集在这栋大楼里面，这也是有个停留，这就更像是一个公园。就像在城市里面不同的人走来走去，他们总是要出去的，而在公园里面也有很多人走来走去，他们也终将要出去的。
　　
　　推而广之，这也是我们这部电影的一个主题，人生也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短暂停留。另一个原因，就是公园是一个绿洲的符号。我外婆有一次在车上说上海现在像是水泥森林一样了。像他这样的年纪也说出水泥森林这样的词，说明这个词真的有它的意义，那么水泥森林里面也有一块一块的公园，他们的记忆没有被铲除，而是得以保留。
　　
　　上海好的地方，我在大多数积极的时候，我觉得我和这个城市很合拍，因为上海一直企图在改变，是往他认为好的方向去改变，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破坏。而且我认为上海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像香港和巴黎，他们已经有一种定型的气质，就像一个已经四十岁的人一样，有一种优雅。但上海不一样，他原来是一个老城市，但是后来被人关进牛棚了，当他重新出来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小孩。就像一个老头，他把自己的皮肤重新扯掉，扯得鲜血淋漓，一塌糊涂，但是当他把血排干，新皮肤长出来的时候，他成了一个阳光的16岁男孩的样子。这就跟我现在的心态一样的，当然我是一个26岁的男孩。上海其实是适合年轻人生长的，这和整个中国的发展是相统一的。整个中国就是一个26岁男孩。
　　
　　记：那么关于新的电影，你有什么计划？
　　黄：我想在可看性上有所突破。因为第一部作品没有按照常规出牌，就是没有按照经典套路去制作。所有的，包括演员的表演，镜头的长度，宣传发行的方式都不是常规的工业化模式。所以在下一部影片当中，我会考虑更多经典的套路，这样来扩大我的受众群体。《上海公园》可能是文艺青年等小众所喜爱的题材，而第二部电影我会尝试将想说的东西用糖衣包裹起来。现在还在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剧本早就完成了，但是我个人对之前的版本并不满意，剧本是一切的根源。新的作品拍摄起来会轻松一些，因为首先是资金人脉上的积累，还有就是可以避免很多第一部电影所犯的问题。第二部电影仍是会有一些个人印记，毕竟它是黄凯作品，但我会去权衡。
　　
　　我不认为这种权衡是向主流观众妥协，因为我个人的出发点不在于此，我的个性是我真的对它感兴趣才会去做，我不是个太妥协的人。我比较相信自己的声音，其他人我会很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你自己来做。比如说，在几年前，我对《上海公园》的拍摄手法那么着迷，但现在觉得很有想象力的，科幻的是我想要做的，我在不同的时间段思维会跳。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年龄的问题，我去年在写完剧本之后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乖的作品，可能是因为当年做短片的时候已经做过一些不一样的作品了，在做长片的时候就会想做一些不一样的干净的作品。我没有预期，我只是总结一下，原来我确实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的作品我不会有预期我要做成什么样子的，我也只是去做，享受这个过程。
　　现在问题是，我知道自己感兴趣什么，但是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还是不满意。
　　
　　记：也就是说表达得还不够，还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点。
　　黄：对，我想希望的是说：啊，看，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拍摄的时间已经稳定了，基本是四五月份，时间很紧张，得赶紧把剧本写好，资金到位，审片通过。
　　
　　但在前期的设想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最好，去经历这样的frustration，也比想的糟糕要好。我们的想象里并没有好到足够超越我们的现实。我所说的问题还没有大到无法解决，内景深达不到就换成大景深，广角端稍微有一点变形也不会为太多人理解到，景别不变化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差异，我所指的差异是那种表演的方式，你有没有为这个工业潮流提供新的想法，或者你有没有坚持了自我，它有没有特殊性，它有没有特殊的地方，包括想象力。想是最关键，想是一切的的原动力，不去想的话一切都没有可能。
　　
　　韩三平说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的差别只在技术层面，如果弥补了这些技术上的差异，美国电影不能和中国电影相比，是五千年历史和俩百年历史的差别。但其实美国电影不管是想象力还是技术实现能力都远远走在前面。如果中国电影以这样的心态去追赶的话，是没有办法追上的。在谦虚的同时，我们还要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和原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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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陆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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