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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酒楼》导演邱炯炯访谈 不是数学的逻辑,是一种文学上的逻辑

2010-03-28 13:39:31   来自: fanhallfilm
  (现象网天津报道)邱炯炯说,他也算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但是对于早已步入而立之年的他,不见了那种在年轻人身上显而易见的艺术轻狂,他的个展我没有参加过,但是从这第一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喜欢讨厌就一锤子买卖”的影片中,我看到了一个踏实而自信的艺术工作者的影子,这个词儿可能就意味着艺术对于他来说可能不再单单是一个噱头的名号,电影也不是心血来潮般的一次玩票,而是一份实在的需要探索的事业。
  
  我这个片子是个杂文,里面有一个逻辑关系,不是数学的逻辑,是一种文学上的逻辑。
  
  传统就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消逝,但是内在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继承,可能我们不需要努力去怎么做,但是潜移默化就进入了。
  
  我怕别人感到无聊,如果有两个人感觉有趣,这种交流就算成立了。

  
  

  记者:《大酒楼》是您的第一部电影,不过在这之前您提到曾经构思过一个故事性更强的故事片,而后来得知家里的大酒楼即将关闭的消息后,就回去拍摄了这么一部影片。那在拍摄之前经过过怎样的构思么?
  
  邱炯炯:经过过,也列过提纲,但是故事片也有点影子在《大酒楼》里,就是第五章——胆固醇儿童那一段,基本上就融在里面了,后来我觉得这样更好,就不那么做作了。
  
  记者:您曾经说这部影片最初是以一个动机模糊、构思模糊、拍摄方式也很模糊的方式进行的,也对自己的这种拍摄是否更自由以及能否获得意外的东西产生过疑问。那么现在看来,您觉得这部成片是否顺应了您的心态?
  
  邱炯炯:如果是很具象的说,不可能和展望的东西一模一样。就像我画画一样,如果我构思一个东西,我想的和它出来以后就会不一样,不会是一模一样,但是也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所以这个片子基本上达到了最后能看,我能看得过去,我觉得没有地方是很不好意思拿给别人看的,还是好意思拿给别人看的,就是这样。
  
  记者:您曾说自己的电影是“拿起来就拍,拍完了自己剪,不用前期的游说和阐释,直接拿成品示于人,喜欢讨厌就一锤子买卖。”
  
  邱炯炯:是我没有能力去描述这个作品,就是我没有能力在片子出来之前去让别人相信这是一个怎么好的东西。后来我就是只要有了意思,就拿起来拍吧。但是象征性的提纲我还是会写一个,就像我第四部片子,我写了一个剧本,结果基本上没用,只是里面给了一个点,那个点可能在拍摄或者提问的过程中,它又走样了,已经面目全非了,或者完全颠覆了,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做这个意义不大,但是还有必要做,因为思路得清晰,但是我不指望它会如何,因为它和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不可能先把它说得天花乱坠。现在拍片子有很多这样的人,“它的文化结构是什么样的、它影射了什么什么什么”,但后来我也没看见片子有多好。
  
  记者:就是他们拍出来的影像还不如说出来的有力量。
  邱炯炯:对对,看了以后会很平淡,但他们说的时候会让我很激动,后来可能就是有的问题他已经想到了,但是他做不出来,这就是一个现实。就是当他实践在一个影像上的时候,在艺术语言上没法做到,艺术语言是没法用文字来和它达成一种完全一样质的感觉的。
  
  记者:那么画家是您的日常身份,您曾说作画和拍片是个互补的过程,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在艺术创作上也是如此吗?就是在绘画上表现不出来的东西,在影像上可以表现出来,有这样的问题么?
  
  邱炯炯:有有有,但是有的东西影响上也表现不出来,所以对我来说绘画也是无可代替,我也是两样事情都再做,而正好有一样事情能够给我带来收入,这个我也就笑纳了,这就是一种现实中的现实。首先,对于艺术直觉来说,我是没有违背的,对于经济来说,它也是符合规律的,这就行了。
  

                   《大酒楼》天津放映时,导演和现场观众交流
  记者:这片子中的配乐好像以民乐为主(二胡、古筝、还有中提琴是西洋乐器),这和作品阐述以及片中的一些古诗文体以及川剧的出现有所融通。《大地》的导演禾家也说“导演虽然拍的很现代,表现手法很现代,但这个片子骨子里有种中国古代侠客行的潇洒气质”。您是怎么看待您片子中透露出来的这种古代气质呢?
  
  邱炯炯:我对现代和古代基本上是没怎么分开,我就是想把这个界限模糊化,来认识我这个片子的时候,不要去想它是运用了什么民族元素、什么现代手法。我觉得经过艺术以后,都应该把它模糊了。从前的大师,比如梵高,他是从那种日本的很传统的画里面吸收的灵感,再演变成自己的东西了以后,那就是现代的东西,所以这些都是修辞上的一些说法。不过他那种阐释我觉得也挺好的,如果有人这样评价我的片子,我会非常高兴。
  
  记者:在观众交流的时候,您说拍片子一定要有趣,而之前您又说过拍电影是注重艺术性。那么如果一个作品中的趣味性和艺术性相悖的时候,您会怎么处理呢?
  
  邱炯炯:那我就这样说吧,我觉得趣味性和艺术性是一回事,它可能分个高低,浅的和深的趣味是不一样的。而艺术性,我觉得有了艺术性就有了乐趣,我很喜欢戈达尔的片子,戈达尔的片子很多人都看着很枯燥,但是我觉得它很有趣啊,就像探险一样,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乐趣。货卖识家嘛,我没法使任何人都满足,这也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态度。比如要想做到大面积的迎合某些东西的有趣,但是它出来的都有趣吗?有些片子一点都不好看,没有可看性。我不是说艺术片就没有可看性,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记者:您说这是一部主要在讲死亡的片子,是在严肃的探讨生命与死亡,而这些好像是从一种一代一代的承传中体现出来的。比如片中有个人带着自己的孩子给大家敬酒,把他引见给大家,还有一个镜头是小孩泡在水里。
  
  邱炯炯:对,你这个理解对了,就是熏陶的意思,有个隐喻在里面。那么关于死亡,可以这么说,我这个片子是个杂文,它影射了一些东西,比如:酒——醉——生活的乐趣——生老病死。这就有一个逻辑关系,不是数学的逻辑,是一种文学上的逻辑。这个片子如果说散,咱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线索在里面,但是这个线索不是单纯的:死亡,我们就专谈死亡,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记者:片中有一个部分是一些年轻人谈论着一些话题,虽然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其实是和上一辈人有着极大的关系,包括片子的结尾部分在船上拍摄的那些镜头,都显示出一种代代相传的意味。那么您是怎么看待传统的?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邱炯炯:传统就意味着消逝和外在形式的变化,可能它的表达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了。就好像胶片是个科学的东西,但是后来胶片也变成传统了,所以无法定义传统这个东西,但是一旦知道了一些传统,我觉得它有趣、有意思,觉得它值得表现、表达的,就会去表达。传统就是一种外在形式的消逝,但是内在的东西需要我们去继承,可能我们不需要努力去怎么做,但是潜移默化就进入了。
  
  记者:您的片子会出现很多有意思的镜头,比如浇花的时候,就出现了喝水的声音;父亲在说自己喝了多少酒的时候,后面就出现了一个油罐车;有人说骨灰要用炮打出去的时候,后面就出现了夜空的礼花,这些在视觉上都会让人感觉有意思。
  
  邱炯炯:恩,因为我怕别人感到无聊,如果有两个人感觉有趣,这种交流就算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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