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汪晖抄袭，大家难得宽容

　　难得宽容
　　　　　　　　　　　　　　　　　　——从汪晖学术事件到当代学风问题
　　郝建　
　　
　　
　　　王彬彬成了反面教材
　　　2010年3月号《文艺研究》和同月25日的《南方周末》刊发了王彬彬先生的《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作者得出结论是汪晖先生在这本书中既有病句，也有明显的剽窃和抄袭。平心而论，即使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汪晖的病句和抄袭、剽窃在当下学界也不算很明显、很恶劣的。有学者跟我说找这本书当麻雀解剖，汪晖多少有点冤。也是啊，当下“学术研究”中，剪刀浆糊派的论文比比皆是，“核心刊物”刊登的学术文章也时有文理不通之处和病句错别字。对此，这位挺著名的学者就说这种现象“一把一把的”，已经懒得说，或者不敢说。
　　　一般情况下，汪晖不管是被打中七寸还是比窦娥还冤，完全可以坚持做个沉默的少数，或者以身在国外搪塞一下，忍气吞声让王彬彬自领风骚三五天。事情很快会被多数人忘记或者搁置。谁知道，此文引起了广泛讨论，至今仍未平息。前天，我的一个研究生来跟我说，汪晖的文章都是“暗引”，不叫抄袭，还告诉我有知名作家质疑王彬彬为何挑选汪晖作为终极标靶。那个研究生告诉我，许多网友认为王彬彬是想出名，甚至有网友认为，专咬人的王“叫兽”把自己陷进去了，要吃官司的。我有点着急，我的这位研究生要真的以汪晖的文章为标准，这样文理生硬，病句潜伏其中，再来个随意“暗引”成章，那可不成。不要说在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即使在电影学院，这样写的论文在答辩时也要挂掉的。
　　　此事又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事件，它对当下和以后的语言环境、学术风气和做人的道理还是有些影响。虽然学界问题多多，但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每日要面对的中国语境，我们总有心让它天天向上，总有心让它有规矩可循，总有心让我们大家能够有话好好说。
　　　汪晖有学术义务回应指责
　　　总体上来说，王彬彬的文章不是杂文，还是就句子说文字，就文字说文风的，还是讲究学术论证和学术评价的文章。文章的首发刊物《文艺研究》在业内的定位和品质也算众所周知。我们不应该以简单的印象式评说、用“也许”等判断说来模糊对此文的讨论。这种“宽容”正说明了我们当下的学风、文风、人风有些问题。有些表示“宽容”的论者还是笔者十分敬重的老师或朋友，所以笔者更觉得应该用辨析、论证，用对自己认定的真理的讨论来表示对老师和同仁的敬重。
　　　钱理群老师被媒体认为是汪晖这本书的首位辩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反抗绝望》可能确实在引文等方面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但不能简单称之为剽窃。钱理群同时表示，该书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晖独立思考的结果，汪晖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然而，根据3月25日《京华时报》的报道，钱理群老师发表这个意见的前提却是“刚刚听闻此事，王彬彬的那篇文章尚未读完，而且手头没有《反抗绝望》一书可以查阅，所以只能根据此前对该书及汪晖本人的了解谈一点自己的看法”。3月31日《中华读书报》上肖鹰的《学界要有勇气直面抄袭》一文认为，钱理群老师的辩护站不住脚，而且未读完别人的文章就替汪晖辩解缺少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
　　　其实钱理群老师谈汪晖对鲁迅研究有贡献跟讨论题目没有关系，谈思想时我们就谈思想，谈学术时我们就谈学术。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有抄袭不等于完全没有学术创建。学界人都知道，汪晖写文章是挺有创见，挺有思想的，他做学问、当主编都是颇有成就的。但是，学术写作的那一套标准和范式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毫无变化；而且汪晖需要面对的是自己2000年重新作序的版本。
　　　《新京报》刊登丁东先生的看法，认为汪晖的书不是没有问题，但“定性为学术失范更好”。后来，他又在自己博客中说记者电话采访他后只摘了他两句话，“可能使读者误认为我不赞成王彬彬的文章。其实我首先认为王彬彬发表批评汪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我支持他。”
　　　网上有篇钟彪先生的文章，此文是否定抄袭的言说中论述最认真、最讲究从学术规范角度来谈问题的，文中还提到了《M LA格式手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研究论文作者手册》）和《芝加哥写作格式手册》。即使是这篇否认汪晖剽窃的文章也承认，有“三处脱注是作者的疏失”，并希望作者“日后修订《反抗绝望》时可以补充完善”。
　　　有意思的是，所有参加讨论的人几乎都对王彬彬文章中分析的病句只字不提，不知是认为那些不是病句，抑或不是问题。
　　　其实，面对这些讨论，最无法置身事外的应该还是汪晖先生。笔者同意孟昌先生的看法：《汪晖教授有学术义务回应“抄袭”指责》。孟昌先生认为，“王彬彬是想将此事放在一个学术平台上，由学术共同体来作为学术事件讨论。”是的，不管别人说什么都代替不了汪晖先生出来为自己洗尽铅华，哪怕有一个病句、一处脱注，汪晖先生都可以来说个“扫锐（sorry）”。
　　　笔者看不出来，如今人在美国和在广州、在南京有什么区别。我女儿现在美国，连做个烤鸡翅都打电话回来问我炮制方法，电子信更是一天写两个。当然，她跟我怄气或者我问她考试怎么就得了个B的时候，她就不理会我，保持不通话了。北大出版社2002年帮我出过一本《影视类型学》，其中有错别字、有概念梳理的模糊之处。最近我在修订出新版，在序言中就首先就此向读者表示郑重道歉。
　　　有无剽窃和病句，可以说明白
　　　认为汪晖那本《反抗绝望》没啥大错的一般强调两点：此书硬伤少，写得早，所以认为只是不规范。
　　　在笔者看来，这么严肃、这么细致讲究的学术问题，任何人在表达看法时都不能简单地只给出一个判断，都应该做些许具体的论证和解释。笔者是先读到有关报道，认为只是不规范，所以在阅读《南方周末》的文章时试图从没有剽窃来推定。但是读到关于拼接抄录李泽厚那几段，笔者就觉得说不过去了。主张宽容者含糊地说，20年前、也许、算不上，还不如先把这几段解释清楚。王彬彬指出的剽窃至少有两处是难以忽视的。在《反抗绝望》第58至59页上，作者将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38至39页和第57页上的两段文字合并成自己的一段话。再往下看，汪晖的写作确有张冠李戴，而且是把勒文森为梁启超编织的毛线帽当成自己做的女红套在鲁迅头上。这就是王彬彬文章指出的《反抗绝望》第70页、134页、136页那几段的“老老实实的抄袭”。这里，难以解释的不是汪晖在书中别处是否提到过勒文森，而是汪晖怎么将勒文森对梁启超的研究心得换一个主语就变成自己研究鲁迅的心得。即使汪晖认为勒文森看梁启超与自己看鲁迅得出了完全一样的结论，也应该明确地将这种所见略同说出来。
　　　豆瓣网的上海网友vivo认为汪晖的文字构成了剽窃。该网友纠正了王彬彬的考证，给出了自己查证的出处。他抄录了《反抗绝望》第61—62页中的文字：“《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这位网友发现：“其实这段话更主要的剽袭来源是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第2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整句整句抄，一字不改，还原模原样大摇大摆抄袭人家的尾注。”如果说不规范，这就是严重不规范甚至恶意不规范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大陆学界用不规范来掩盖和蒙混抄袭、剽窃是一种时尚。
　　　有些网友认为王彬彬批评汪晖是为了出名，其实以此出名哪里轮得到王彬彬？讨论汪晖文风不是个新话题。2003年开始，当时还就学于德国、现任浙江大学副教授的陆兴华就对汪晖的《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等书籍和文章中的概念以及用词提出批评，认为其文字“错漏百出”。陆兴华明白地说，他对汪晖文字的挑刺和尖刻批评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如果他那种写作当道，那么，我所在意的那种读书写字式的朴素的文科写作就没有任何意义，总要受他的那种写作的侮辱，我能在中国学术圈里读到的，永远也只是他这样的东西，我最终也只能去写写这样的东西。”陆兴华还以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的汪晖所著《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1289页和1461、1603等页的文字作为标本分析了汪晖的文风。
　　　后来，文化先锋网发表了欧阳霞的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行事风格。这篇《左冷残翻印国际版，俏汪晖扮演孤独者》认为：汪晖就新书发布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忽视国内诸多独立批评的知识分子在知识上和现实行动上的努力，这一将同行视为“刍狗”的态度和行为，缺乏学者最起码的诚实和基本的行为底线。
　　　“文革”语言最好不要
　　　对于此事的讨论，大部分发言者还是能够平心静气地说出论证或者自己的判断。但是笔者所惊奇和担心的是，有些参与讨论的文字流露出明显的“文革”式话语和思维习惯，那就是做诛心之论，无端揣度、只下论断不做论证。
　　　钟彪先生的文章是最细致地就学术规范来表示与王彬彬不同观点，但是在行文中还是多次出现“急于制造话题”、“炮制”、“刀笔吏”、“挖空心思”、“企图涂抹汪晖”这类“文革”色彩浓厚的文字和思维。笔者或许对此过于敏感，摘录几句以求公论达共识：“《文艺研究》作为在业内有较高地位的杂志……如果不是急于制造耸人听闻的话题，应该不至于在编辑方面出这样的纰漏”、“他其实知道，仅仅根据这三处疏失是无法炮制出一篇按‘学术规范’可以刊登在《艺术研究》上的论文，所以他才不惜把自己贬为刀笔吏，玩空心思，把文章的一大半篇幅用于改‘病句’……”、“也许《文艺研究》的个别编辑是这类读者，但恐怕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王彬彬在《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中企图将汪晖涂抹成一个靠抄袭、拼凑来写作的人。”
　　　另一家报纸发表一位编辑的文章，认为王彬彬的文章“很爆炸”、“很娱乐”，“它非常能够吸引眼球”。以此为前提，作者反面文章正面做，明说自己是用诛心之论来揣度他人：“让人很自然地以‘诛心论’去揣度王教授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了———他是否在以‘抄袭’的‘奇观效应’为工具，制造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学术娱乐事件’呢？”作者认为“抄袭”这个大棒体会到“文革”时“反革命”这三个字的残酷性。这就有点离题太远，我们今天讨论文风问题与“文革”时的割喉对待不同观点完全不是一回事，没法比。明说是诛心之论，恶意揣度到潜意识中，此文让笔者感到不利于讨论的学术化。
　　　作家韩东认为王彬彬的写作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事关系到“一个有名望学者的学术前途”，“还没有定论，就搞得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有趣的是这位创造过“断裂”行为艺术的作家，居然去指望有“哪个明确的机构确定是否抄袭”。哪有什么明确的、权威的机构来认定？议论学风问题、认识学风问题、给出些大致的共识，就是我们这一票参与讨论的个人，就是在这众声喧哗的过程中啊。
　　　今天，我们在学术刊物和公共媒体上公开讨论学风问题是个挺好的事。这是对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也是对我们社会公共领域的建设。我们是在培养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后生有话好好说的习惯，是为了让我们的公共话语竞技场少些灰色沙尘暴而更加绿树成荫、郁郁葱葱。（题签：吴瑾）
　　　◎郝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有《影视类型学》、《硬做狂欢》等。
　　
　　
　　日期：[2010年4月13日]　版次：[RB14]　版名：[大家]　稿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