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秘密人”　《山海经》导演蕭立峻：我想拍富士康那样的工厂

　　（现象网访谈）记者按：《台湾往事——外省台湾人纪录片展映》活动于6月12日在雨枫书馆结束，在此之前现象网采访了参加展映的影片《山海经》导演蕭立峻。《山海经》所讲述的是台湾外省人中的‘大陈人’，大陈人是什么人呢？
　　
　　记者最感兴趣的倒不是‘大陈人’本身，因为在这个太阳下还有太多的‘大陈人’，还有更多的‘大陈人’着，或将被‘大陈人’之。所以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我面前的年仅28岁的导演蕭立峻本人，在这个年纪为何会对此类题材感兴趣，特别是在‘小s’、‘蔡康永’、‘吴宗宪’的包裹中的台湾，对如此严肃题材感兴趣的‘七年级生’——作为年轻一代的纪录片工作者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现状如何？对纪录片的思考是怎样的？他又是怎么踏上这条‘不归路’的？他将会怎样‘在路上’？
　　
　　你所不知道的台湾人
　　
　　现象网：如果给您自己的片子归类的话，您会认同归成“民俗片”吗？
　　蕭立峻：不会。
　　
　　现象网：那是（什么类型）？
　　蕭立峻：比较像生活的纪录片，但也不是像传统的那种口述历史，就是记录一般村子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现象网：影片是怎么开始的呢？
　　蕭立峻：我的片子主要是关于一群在台湾背景特殊的族群叫“大陈人”，“大陈人”在台湾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是比较晚的时候，1955年才撤退来台湾的。他们来台湾的时候，国民党帮他们在全台湾36个地方盖了一些村子，他们其实跟一般台湾外面的人的接触相对较少，我到二十几岁的时候才知道他们的故事，对这一段很有兴趣，所以自己跑去找资料，进到台湾东部宜兰的其中一个“大陈村”去做采访。
　　
　　现象网：选择这个村子的原因是什么？
　　蕭立峻：选择这个村子比较像缘分，他们没有特别一定要那个村子，只是因为我生活在台北，它离台北比较近，原来是算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大陈村”（村中）有300多户（居民）。当时一些重要的人或者一些他们从大陈迎过来的一些神也都是主要放在那个地方，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但是我还是想过去看看。
　　
　　现象网：我见你的片子中间关于他们的信仰的东西占了挺大的比例的，信仰在他们现实生活当中占多大的比重呢？
　　蕭立峻：在台湾来说，其实大部分的人对这个信仰已经越来越淡了，可是对“大陈人”来说，因为在台湾他们基本上还是“大陈人”互相聚集在一起，所以那些比较传统的文化根源，他们反而保留得比较好。比如他们还是会祭拜海龙王，这个在台湾已经没有任何人会这样做了，他们平常没事儿的时候也会折“金元宝”就是为了以后要烧给自己的，还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叫“烧库屋”，我们汉人一般都是在死之后才会去烧一些纸房子，给自己在天国住，但是他们是在死之前就要做一个比一般汉人还要大得多的房子，还要包括他小孩的房间，他妈妈的房间什么的全部都在里面，就是有一种家族还要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感觉，他们虽然很多人都外移出村子了，但是每年五月他们的神明诞辰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大陈人”从全台湾各地，甚至会从美国回到这个地方来参加庙会祭典。
　　
　　我片子里面除了“大陈人”以外，他们的村子“大陈人”搬出去以后，有很多其他的族群依次搬进来。所以我选择的是比较生活面的。各种族群，可能“大陈人”啦，就爱有所谓台湾的外省人、本省人甚至客家人，还有原住民都在那个地方。
　　
　　而信仰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层面，也蛮重要的，所以我会选择去记录一些有关他们信仰的东西。一些“大陈人”的信仰，其实他们在（举行）一些庙会仪式的时候，一些外省人、本省人也会参与进来帮忙，虽然跟他们原来的信仰可能有一点差距，但是因为“大陈人”还是那个村子最主要的一群人，所以觉得这样的状况蛮好玩的啦。
　　
　　现象网：你可以介绍一下村子里面具体的人群构成吗？像你刚才说的有台湾人、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客家人，还有“大陈人”之类的。他们的现状具体是怎么样的？
　　蕭立峻：“大陈人”一个是年龄上来说，不管是哪个族群在那个地方其实都是比较老的人，最大的就是“大陈人”。因为那个村子本来是他们的，但是在那边找不到工作，他们就这样从大陈岛移到台湾来，他们原来可能是农民、渔民，原来的生活或者经济上的（来源）都被切断了，所以他们在台湾为了找工作，很多人都搬到大城市，或者跑船到纽约。
　　
　　搬出去以后，来的都是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个是在台湾比较弱势的族群，还有原住民。原住民在东部比较多，他们的生活也很差，也是常常会离开他们原来生活的原乡，到大城市去找工作，一些没有办法习惯大城市的人就会到这种偏僻的村子里面，还是继续做一些像打鱼或者打零工这样的生活，本省人相对来说在那个村子较少，我接触到的一个是因为他腿断掉了，也没有办法找工作，所以他等于是在那里找了一个养老的地方。
　　
　　外省人很多以前都是老兵，当兵退下来的，因为那个村子其实很靠近当地的一个荣民医院，就是专门帮老兵设的医疗机构，所以那边也聚集了很多荣民，因为他们相对在经济上也比较差，那边的房租相对便宜，所以这也是他们选择在那边住的理由之一。
　　
　　现象网：能具体的就某个事例谈一下吗？
　　蕭立峻：其中我记录到有一个外省人，他以前是老兵，其实才刚刚来到这里没多久。因为他那时候退伍以后，因为他不想当兵，不想打仗，所以他退下来以后到‘荣工处’——荣工处是一个帮那些老兵朋友继续找工作，做一些工程的东西，他一开始到荣工处的时候是帮忙开拉大石头的车子——大卡车。帮忙盖那时候台湾东部的一个军港叫苏澳港，在做苏澳港，留在宜兰的那段时间，他认识了当地的一个本省人，那个本省人的老公是住在医院，但是人家介绍的时候骗他说“她还没有老公。所以你们可以‘考虑’，因为外省人很多在台湾都还是单身嘛，他们没有任何的家人，所以他们就在一起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她老公还在，只是在医院。他们家可能生活很差，因为老公在医院，没有人可以赚钱，所以用他老婆去给外省人当女朋友，然后获得一些经济上的收入，像她的几个孩子，其实都是老郭，就是那个外省人养大的。
　　
　　后来他知道这件事以后就跟荣工处申请说我要去别的地方，去高雄，去哪里。只是现在退休以后，还是选择回到这个村子，因为他们的男女关系还是有继续维持，虽然没有正式的夫妻名分，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在那边，他那时候有一段时候他的邻居是“大陈人”，他们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像他们那时候在刷屋顶，把屋顶刷白，其实他们是为了隔热，但是他不太懂，所以就拿来一些柏油什么的，可是刷柏油会变得更热的，因为（黑色）会吸热嘛，就会有一些各种腔调的对话，“大陈人”、本省人、外省人这样的。
　　
　　培训班与外台会；影展与国民党
　　
　　现象网：你这次来这边做放映，能介绍一下现在活动的情况吗？
　　蕭立峻：我之所以能拍这个影片，其实因为它是我参加的一个纪录片的培训班‘作业’，像工作坊那样的，只是比较长期，大概半年，那时候我们班来参加这个培训班的，基本规定要拍的是台湾的外省族群的作品的。来这个班的人很多也是第一次开始接触纪录片，其实他们很多人本身也是外省人，他们可能就会记录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他以前生活过的“眷村”。
　　
　　我是本省人，也不是第一次拍纪录片，可是本来就有接触到这个族群，我本来并不是学这个出来的，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生物系，可是一直对这个有兴趣，所以这次自己会做一些尝试，也想这次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参加培训班。
　　
　　后来应该是雨枫书馆那边主动知道有我们这个系列，可能北京人对台湾人的生活也有兴趣，尤其是外省族群，因为外省族群就是这样从大陆移过来的，对他们的一些故事（感兴趣），所以就介绍过来雨枫书馆这边放映。
　　
　　现象网：在合作方面的细节方面能说说么？
　　蕭立峻：因为这是算他们直接跟外省台湾人协会，等于主办我们纪录片培训的那个协会接洽的，就我所知，等于外台会那边跟其他的基金会可能也是跟国民党有关啦，因为国民党可能会比较支持这样的行动，提供了一笔资金，让我们可以补助部分的机票跟住宿，所以有些人，尤其我们还有继续在做的，就觉得能跟大陆这边交流的机会其实不多，所以都蛮愿意参与的。
　　
　　现象网：这个培训班具体是怎样的呢？
　　蕭立峻：那个培训班其实是由一群有长期在开纪录片培训的人任教的。它在台湾其实对纪录片界的影响力还蛮大的，他们以前有一个叫“全景传播基金会”——在台湾算是从很早期就开始做纪录片的。
　　
　　大家自己先拍摄，后来就想要培养更多人投入这个领域，就有系统的开了纪录片培训班，每次大概是半年左右，星期六、星期日就是整天都要去上课，这样持续半年，所以在强度上还蛮高的，还蛮扎实的——相对其他一些坊间只有几天的纪录片培训班训练出来了一批还蛮有热情继续做纪录片这个领域的（人）。
　　
　　他们的培训基本上技术的层面其实占得也不是太多，主要就是老师把你拍回来的影片做一个一个的讨论，然后跟你一起讨论要怎么样做剪辑，怎么处理这些素材，我们毕业以后，同学之间有时候还会互相合作，继续拍一些片子，或者也跟老师有合作，老师还会继续协助我们。其实是有蛮大一群人是通过这个系统培训出来的。
　　
　　我想拍富士康那样的工厂
　　
　　现象网：那你现在拍摄纪录片的情况开展得怎么样呢？
　　蕭立峻：我自己的确想要继续在这方面发展，我现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合作）。在台湾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个“全景传播培训”出来的纪录片人才之外，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台南艺术大学里面有一个纪录片研究所，我现在的合作伙伴就是那个研究所毕业的人，我们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工作室。而且公家像公共电视其实有一些资源，补助这些独立导演可以去拍摄，我们现在其实在拍摄一个在台湾‘莫拉克’风灾之后的一些情况，那就是公共电视的经费补助的，虽然并不多，但是可以短暂支撑生活。
　　
　　在台湾除了公共电视以外，还有一个国家文艺基金会，它每年固定六月跟一月两次征企划案，审核通过以后，会给你部分补助做纪录片的拍摄，我下一个案子，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试图要跟国艺会提企划，希望能获得补助。
　　
　　现象网：是关于什么内容的呢？
　　蕭立峻：接下来拍的其实跟大陆这边也有关系，就是一些台湾的资讯代工产业，它在台湾其实对台湾劳工并不友善，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会说“如果你再管我的话我可以外移来大陆”，呵呵。
　　
　　相对来说它们在大陆对待工人的方式也是十分不人道的，像最近富士康爆发的连续跳楼的事件，其他的一些工厂也有一些罢工，可能是因为吃的食物太差，或者加班费没有依照法律计算，或者他们的有毒溶剂并没有做很好的处理，造成工人中毒等等，我现在在拍的这个东西是跟台资代工企业有关的，从台湾到大陆这边可能都会想要做一些记录。
　　
　　现象网：也就是说，你也想去拍富士康？
　　蕭立峻：可能不会直接去拍富士康，而且这个现在有一点敏感，我想应该很难拍摄到了。我可能会从一些比较小的工厂着手，或者也会跟台湾的一些干部聊一下，其实台湾之所以要这样剥削工人，跟他整个产业链的关系有关，因为代工业其中一部分的利润是很低的，所以他有点往下竞争，就是比谁的成本比较低，成本比较低，他通过管理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善，但是有一部分他就会这样压低工人的工资，可是品牌商那边需要成本低的东西，所以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因为我本身就是做社会议题，社会运动的记者，可能一些现在的年青人，透过一些最近的社会运动的参与之后，有继续投入这个，或者一些工运团体他们后来也发现，因为当记录的器材越来越便宜，剪辑软体越来越方便以后，他们也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可以帮助他们传播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在技巧上不是那么专业，东西不是那么精致，但是他们的内容是很有力量的。
　　
　　现象网：能介绍一下你比较感兴趣的社会议题有哪些呢？
　　蕭立峻：一个是一些弱势族群的居住问题，像我之前在拍的八八风灾，他们那个地方常淹水，也得不到政府的资源做一些改善，所以他们的农业都很凋敝，因为他们种不出什么东西来，夏天的时候甚至会笑称自己是在“放暑假”，因为夏天一定会淹水，所以他们基本上也不用种东西了，就是跟学生一样，一直在“放暑假”。
　　
　　我也有记录过一些原住民来到大城市以后，他们其实买不起都市的房子，也租不起房子，所以就在河边自己用一些废弃的建材搭建一些小小的居落，一个是这种弱势者的居住问题；另外一个像劳工，最近我拍的一些就是可能跟劳工被剥削的处境有关的，劳动越来越弹性化，变成越来越不稳定了。
　　
　　环保的部分之前我也有记录过，台湾有核电厂，核电厂制造出来的核废料，那时候政府找不到地方放，他一定是会往一些比较弱势的，比较没有人居住的地方放，可是对那些在那边生活的人并不是太公正，而且核能发电这个东西在台湾很有争议，它到底应不应该在这么小的一个岛上做这么危险的（设备），可是好像又没有太多利益，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取代的，这部分又受到了美国那边的压力，所以其实结构很复杂，现在对各种各类的社会议题或者社会运动都蛮有兴趣的，都蛮想介入。个人的部分自己相对比较少，但是可能等自己比较成熟一点吧，再去记录一些个人生活上面的一些状况。
　　
　　现象网：在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你有遇到什么困难么？
　　蕭立峻：我刚刚说的那个做罐头的工厂它叫“宝顺”（音），其实它到后来被大陆公司买下来以后叫“鼎鑫”（音）啦，厂房其实不太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者（同意我们）想要去工厂了解状况（的要求），这方面是不太可能的，我现在最近接触的这个案子就是裁工会干部的这家公司里面，我有用记者的身份去访问过他们的一些主管，但是他们可能对我讲的话就是他们官方的说法，因为我们的立场真的有点比较偏向劳方这部分，所以其实不太容易啦，可能自己也觉得大概不行吧，所以也没有非常努力的去做或者尝试一些偷拍的方式，我自己有因为偷拍而被工厂告过，所以现在有点，暂时不会有这样的动作了（笑）。
　　
　　我相信在全球的产业链里面台湾的代工厂其实也有一些无奈，他们剥削劳工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底价竞争，或许厂房的一些状况还是要透过资方或者资方的一些主管干部去说，这方面要怎么样接触到我还在想办法。
　　
　　现象网：像他们这种劳工在工厂里面身份也各有不同，比如有像你刚刚在开始提到的那种原住民，或者外省人，本省人，不同的身份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解决或被解决的方式会有不同吗？
　　蕭立峻：在台湾其实会组工会的，虽然劳工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原住民，台湾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劳”就是引进一部分菲律宾或者泰国的劳工进来，在台湾目前工会的组织状况下，还是以“本劳”为主，“外劳”那部分其实很难组织，一个是法律上的限制，还有语言上、生活上的，他们也有自己一套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并不是太方便去接触到，有劳工团体专门在做一些“外劳”的组织，我自己接触的相对比较少，现在在拍摄的还是以本省，我说的本省就是包括本省、外省的劳工为主。
　　
　　现象网：那具体来说，您的拍摄构架是怎么考虑的呢？
　　蕭立峻：一个就是透过我刚刚说的，希望能够引导他们讲出自己在决定一些公司政策，或者对劳工条件上面的困难，或者在同业竞争，因为我现在拍摄的台湾代工业，其实我找了两家，都是做粗工式面板的，他们之间的资方是有竞争关系的，他们在这个竞争关系下面也都必须要压低劳工成本，但是在工人运动上，他们的劳工其实是有一些互相结盟的动作的，平衡报道这方面，我不会试图要去欺骗观众我是这么客观的，把我的立场肯定也讲清，把它表现在观众面前，我也不会避讳呈现一些资方的想法，虽然我的立场上基本上还是比较同情劳工的处境，但是我透过一些把它结构性的因素加进来，也不是一味的说“资方可能在道德上有瑕疵，他不是人，根本没有感情，怎么会这样对待工人”我不会这样去谈，我也会把资方的无奈讲清楚，相信可以平衡一下，可能都是主观的，但是可以让观众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视野去看那些事情。
　　
　　其实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案子还在筹备阶段，因为台湾正在有一个劳资争议发生，就是他为了打压工会，把工会干部裁掉，而且理由就是“我要把生产线移到大陆，所以这一条生产线的工人都不要了”但是他其实是要裁工会干部。因为这件事正在发生，所以我虽然在做企划阶段，但是也一直持续在做拍摄工作，之前也有拍摄到一些（内容）。
　　
　　之前有一个案子还蛮好玩的，是台湾做啤酒罐头的工厂，它被大陆的公司买下来，然后台湾这边的工人其实很怕那个公司只是为了要把厂房卖掉，他其实不想做了，因为那个公司在大陆也有一个工厂，台湾的劳工觉得大陆的公司可能只是想要大陆的工厂，台湾的工厂他们可能不想管，因为台湾市场这么小，做罐子也不太方便运输，所以他们向公司要求，希望能够先结清年资。在台湾结清年资的意思就是，因为台湾有一些退休金的制度，工人希望（工厂方面）能够把退休金先付了，但是公司一直不愿意，所以引发了一些罢工，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有参与报道，但是那时候没有记录，可是工人们自己有纪录，所以我也把他们自己记录的影像做过一些处理之后，帮他们剪辑，虽然那个还不算做好，但是也有持续在做。
　　
　　目前几个跟劳工有关的案子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
　　
　　拍纪录片就是我想过上的生活
　　
　　现象网：在你所了解的情况中，向您这样的‘七年级生’年龄段的台湾青年的像您这样关心这方面的人多么？
　　蕭立峻：像我这一代人，现在其实也有蛮多失业的，因为台湾现在的劳动条件会变得比较零碎、弹性化，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纪，还是靠一些打零工，可能是在便利商店，服务业的比较多，因为台湾的制造业基本上很多都外移了，现在就是服务业比较多。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年青人，可能由于教育体制的关系，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很彷徨，就是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尤其这两年金融海啸，又是处于找不到工作的状况，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想做的事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要开一家店，一个小店，一个咖啡店，或者一些饮料店、速食店这样的，他也没有想要赚大钱的，台湾现在的年青人只是想要过他自己想过的生活。
　　
　　现象网：您现在拍纪录片，算是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了吧？
　　蕭立峻：我觉得算是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
　　虽然在经济上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依靠家里的一些支持，还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拍片赚钱养活自己，不过这是我想过的，没有错。从很早以前，从大学时候其实就一直想要往这方面发展，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小康的，经济上基本没有问题的家庭，所以我也不太需要去打工，但我也长期生活在台北这个大城市里面，所以对台湾其他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其实也不太了解，对我来说，我想要利用拍纪录片这样的方式去接触其他生活在这个岛上的，甚至大陆同胞这边的人的生活状况。
　　
　　因为我同时在一个主要报道社会运动的媒体当记者，对我来说，纪录片其实是我参与社会议题的一种方式，其实现在手上有几个不同的案子正在进行，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在纪录片的领域，对我来说，它也是一个我个人跟社会对话的方式，我希望把我的方法，我的观点，或者透过我把别人的观点（表达出来），能够促进这个社会去做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对话。
　　
　　现象网：现在家里面对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蕭立峻：基本上会希望我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我之前有在电视台做过助理，可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体制相对来说比较僵化，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没有办法做，所以我还是有点任性的跑出去，拍自己想拍的东西。
　　
　　家里虽然会想要让我找正式的工作，但是我现在这样，基本上他们还是会支持，可能也有做出一点点成绩来，他们也会认可，我最近也有跑去考研究所，弄到一个学生身份，虽然可能不会真的好好念书，但是或许一个学生身份，也不会让家里一直逼着我去赚很多的钱。
　　
　　我所了解的台湾纪录片
　　　
　　现象网：可以介绍一下像您一样在关注一些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和纪录片人吗？
　　蕭立峻： 在台湾其实做社会议题的纪录片导演相对来说比较少，比较大量的是记录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某些挫折或者爱情之类的，就是拍摄自己的比较大量，拍摄社会议题的，传统上其实是我们台湾在解严，就是台湾政府开始开放一些民主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东西，那一段时间里面，台湾有一个叫“绿色小组”的，那时候台湾的社会活动也非常蓬勃，他们从街头的社会活动开始记录，因为那时候的媒体基本上是垄断在国民党的手上，这个小组一开始算是有计划长期的参与社会议题，那时候他们记录的东西也在台湾引起很大的反响。
　　
　　后来“绿色小组”解散以后，其中的一些成员陆陆续续在各个领域里面继续记录社会议题的东西，另外就是我刚刚说的“全景”那边，他们早期比较着重在个人的故事，在“九二一”，就是台湾发生大地震的那一段时间他们跑到很多受灾的区域记录，有很大一部分是原住民或者是汉民，他们去记录那个重建的过程跟政府的角力，某种程度上我对他们那样的转变还蛮欣喜的，因为可以比较跳脱出一些比较个人的温情故事，只是有一点让大家感动一下子，可是他们又无助于改变那个社会现实，社会结构。
　　
　　现象网：你怎么看待现在大量的人都在做一些有关个人自己的私人纪录片，反而关注这种社会议题的片子很少？
　　蕭立峻：我自己其实也不会不能欣赏那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尤其有些社会议题的片子有时候把事情讲清楚了，但是讲得不深刻，只是表面上告诉你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触动你的心，我觉得那样也不太好，如果没有感动人或者找到一些比较有力量的东西的话。
　　
　　个人式的纪录片，我相信个人的故事里面也会有一些社会或者政治的面向，我希望在未来那些个人式的纪录片里面可以更多的交代这些东西，我们这一系列很多拍摄自己父母的，其实也有带出一些当时的政治环境或者社会因素造成的那些外省族群的一些问题，其实还是有的，我很乐见这样的片子出来。
　　
　　现象网：在您的接触过程当中，具体像这样的片子有哪些？就是您感觉拍得比较深刻一点的？
　　蕭立峻：我们这个系列里面有一部叫做《被俘的人生》，他爸爸是共产党，那个时候打金门，（解放军部队）登陆被国民党歼灭，他是被俘虏的，被硬带到台湾来。其实他对自己共产党的身份一直很焦虑，一直觉得国民党派人监视他，或者他在求职，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也会归咎于自己有这样一个身份，我觉得那个导演有把这样的政治面向、社会因素或者历史结构的因素带到这个片子里面，不只是交代他爸爸因为境遇不好，所以生活当中很暴躁，跟家人，跟母亲，跟女儿的关系并不好，他也有带出一些他爸爸后面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片子还不错。
　　
　　其他的可能从个人角度带出一些政治面向的，一时之间想不到。
　　
　　现象网：从您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在台湾纪录片的现状大概是怎么样的？
　　蕭立峻：台湾的纪录片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阵子非常风靡，一部分是“全景”拍的关于“九二一”的纪录片陆陆续续出来，另外就是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导演，他们拍的一些很有质感的纪录片，因为台湾电影在那个时候非常低迷，大概一年里面只有十部，甚至不到十部左右的“国产”电影，可能民众也会有那种想要看自己故事的需求，所以这时候纪录片出来，刚好补足那个需求，让很多纪录片甚至在电影院放映，造成很大的反响，其实台湾纪录片的“黄金时代”已经慢慢退潮了，最近台湾电影状况也比较好一点，可能台湾纪录片的导演在手法上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没有办法做更多的突破，继续有比较多感人的，消费一些感情的故事也得不到观众的认同，可是另一方面台南的纪录片研究所又培养了大量的纪录片导演，其实台湾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纪录片导演，有非常非常多的片子，但其实没有什么人看得到，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也没有什么资源，所以大概就是当学生的时候拍一拍，毕业以后要去接一些商业的广告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纪录片可能就是摆在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如果我有时间，要来拍，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申请得到公共电视或者国家文艺基金会资源的只是少数拍得很好的导演，对大部分的纪录片导演来说，其实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个资源，台湾如果要卖纪录片，那个销路大部分也都不好，是有人想要做，但是还没有办法做起来。
　　
　　现象网：是还没有做，还是说现在已经有的他们的那种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蕭立峻：台湾其实有一个基金会，它是最近才出来的，前一阵子其实很有系统的整理一些台湾早期的纪录片，到最近比较有代表性的，出了一整套，大概有十五片DVD，里面可能不止十五片，因为有一些是短片，还有一本关于台湾纪录片的论述，以这个作为他们“同熹”（同是同样的通，熹是上面一个欢喜的喜，下面四点水），他们是有意识的要做纪录片推广的行动的，最近也有跟几个导演合作做推广，不过价钱上都还蛮高的，所以市场的接受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
　　
　　另外一个不知道算是台湾还是算哪里，就是CNEX，他在大陆也有发行，在台湾也有一些一样的发行，一样的片子，他们的价钱比较低，大家的接受度也比较高，我不是太清楚，但销路上应该也不是太好。
　　
　　现象网：这次是您第一次来大陆吗？
　　蕭立峻：其实我那时候在电视台当助理的时候，我们做的是一个大陆的旅游节目，所以我去过西藏、新疆、青海、安徽，大概出外景一个月，把当地的一些旅游景点，历史文化介绍给台湾的观众，这个节目在台湾到现在已经做了20年了，就是他20年前就开始做这样的节目了，一直做到现在，算是一个做了很长时间的（节目）了，台湾人对这种片子的接受度一直都是很高的，所以它（这个节目）才可能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不是我第一次来大陆了。
　　
　　因为它跟大陆、台湾都有征案，虽然我没有去投，但是我会关心今年是哪些导演投了哪一类的片子，是什么样的故事得奖了，获得这个补助。大陆这边有一部分人也在继续努力做独立制片，而且我觉得大陆的题材是相对比较有意思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可能因为地方很大，各种奇怪的事都有，从特殊性来说，很容易找到一些很吸引人的题材，拍摄的方式，情感也是很热烈的；在台湾找题材其实还是一个蛮麻烦的事情，岛这么小，这么多纪录片导演，常常会碰到同行，常常会有很多导演在拍同一个问题的状况，我相信这个在大陆应该会比较少发生，因为地方那么大，纪录片的导演可能也没有像台湾那么大的一群人，可是我觉得大陆纪录片出来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其实是很“惊艳”的，可是台湾这边能够看到大陆的纪录片的渠道不是太多，一个是台湾两年一次的“纪录片双年展”中有个独立的专题，我会去看。
　　
　　其他像一些电影节，去年徐童的《麦收》有到台北电影节来放，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一些讨论，但还是能够透过一些方式接触到大陆的纪录片，觉得蛮好的，我们自己的独立媒体有办一个叫“铁马影展”的，可能是跟社会议题有关的，或者社会运动有关的一些纪录片，邀集来放，今年虽然没有，但是过去像冯艳有来我们这边放过，我对大陆纪录片其实还蛮向往的，甚至一度想来大陆拍或者来大陆学习拍纪录片这个事情，或者跟大陆的导演合作之类的，最近可能两岸的交流也很频繁，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的案子其实就有这样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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