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乐的不止一个

片子一开始，就是导演的侄儿在蹦着唱歌谣：“一只青蛙四条腿，噗通一声跳下水；两只青蛙八条腿，噗通噗通跳下水；三只青蛙十二条腿，噗通噗通噗通跳下水；一个人有两条腿，噗通一声跳下水；两个人有四条腿，噗通噗通跳下水。”后面的主要内容就是导演父母——一对在婚姻这滩水中溺了几十年的老夫妻，分别面对女儿的镜头讲述一场不幸婚姻的诸多细节，以及对自己的伤害。父亲讲述了自己没有结果的初恋，和母亲结婚纯粹是“跟自己斗气”，“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遇上一个喜欢自己的，就结了。”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就此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母亲因为对父亲失望而想过出走，曾经半夜出门跳河自杀。父亲不满于母亲“不近人情”的管束和没有尽头的讽刺挖苦与粗暴脾气，经常穿戴光鲜出门寻找“爱情”。母亲对于父亲的外遇更是难以容忍，认为“不管他就不能成为一个人”。两人已一种近乎相互折磨的方式生活在一起，维持着这段不幸离婚的原因是“过去没人离婚，不好意思”，另外就是“为了孩子”。几十年过去了，都已是花甲左右的人了，但怨恨一直堆积在彼此的心灵深处，因为女儿的介入，而显现于眉头、嘴角、言词和讲述语气当中。
　　影片《教父》中有一句台词：仇恨会使你丧失判断力。双方的讲述都因浓烈的情感色彩而鲜见理性，透过他们充满怨恨的讲述，判断是非已经失去了意义。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这种仇恨对于彼此双方的伤害。父亲在通过自己的方式自我逃避，母亲则在感情绝望中挣扎。伤害也恙及孩子。“婚姻是一潭水，跳进去了就很难说不湿透全身。”“跳进水里的人总是很难再浮出水面。”这是片头、片尾两段相互照应的字幕，可以看出父母经历对于导演的情感认知的影响。02年的某一天，在人大北门的凤凰会馆剪片子时，见到过一次王芬，她在旁边一套机器上编片子，印象中的她是一个开朗无羁的女孩，与“不快乐的人”似乎风牛马不相及。快乐本来不是写在脸上的东西。
　　采访时有几个细节：父母都同意接受采访，但是不愿意在一起面对镜头，而且在女儿做完片子后都拒绝观看（母亲是看了部分关于自己的素材）；父亲在招待所租了一个房间接受采访，采访前特地拉上了窗帘；母亲本来是选择铁路边的空地接受采访，后来说熟人太多，换到了一个菜园里。由此可以看出，父母双方既不愿互相袒露、也不愿让外人窥见其埋藏于内心的细节。两个对于和解已经绝望的人，放弃了一切沟通的可能。片中的谈话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采访，它属于王芬和她的父母，如果不是王芬拍摄，或者王芬去拍摄别人的父母，也就不会有这部纪录片诞生。
　　这个片子曾经直接促成了一个电视栏目的诞生，凤凰卫视的领导就是受这个片子的启发，创办了一个专门播放社会作者和学生作品的DV栏目《DV新世代》，它对DV创作的影响可想而知。不能说后面众多类似作品肯定是受了《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的影响，但是它确实预示着DV诞生以后纪录片发展的一个方向：镜头指向自己家庭或者自己个人。如今这类作品已经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序列。
　　观众可能会注意到作品的社会意义，“不快乐的人”其实到处都是，王芬父母的经历是很多家庭的缩影，遭受这种家庭情感伤害的人也会很容易产生共鸣。但是我觉得，这类作品存在的价值不能仅从这一个角度去看，回到拍摄这类作品的出发点，拍摄自己家庭的动机往往不是为了交流、展示和传播，不是为了表达什么、告诉别人什么，拍摄往往成为自我探究、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制作片子的过程成为自己的一次释放，这个释放的过程充满了未知。人对于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了解程度十分有限，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自己内心和亲人内心的都有很多秘密是你根本不知道或者通常忽略的。摄像机往往可以撕开一角，让人进入一个审视自我和家庭的另外一个世界。维尔托夫早就说过，“电影眼睛”比人的眼睛更能洞察真相。“电影眼睛”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洞察社会方面，也体现于洞察自己内心的时刻。DV出现以后，“电影眼睛”更是无处不在。有人将DV比作一支笔，任何人都可以用它自由写作。其实DV和笔大不一样，笔只处理作者一个人的内心，DV却是面对一种关系——拍摄者和拍摄对象，它不是一个完全受作者支配的工具，它反过来会影响镜头前后的人，这是笔所做不到的。这也是DV写作和记日记不一样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可以说摄像机的功劳——拍摄促成了导演和父母之间的一次交流，也给了她一次直面心灵阴影的机会。我觉得，这类作品对于作者个人的意义，远比它的社会意义更重要。至少前者是出发点，失去这个支点，其社会意义也会坍塌。
　　片中还有一段很有意思：拍摄的时候，王芬出去上洗手间，机器没有关，父亲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继续讲述。作品基于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天然的信任，这种拍摄方式在其他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难以想象。
　　纪录片常常涉及隐私，道德问题也就成为纠缠不尽的一个结。我觉得对于有这种危险的题材，合适的方法是不要消隐自身，让自己的态度、观念，以及和拍摄对象的关系，都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自己的在场，必然增加一层自省的视角，借此来约束自己对拍摄对象的侵害和剥削，至少将这种侵害和剥削降到最低。因此那些习惯隐藏自己的直接电影作者，往往都会回避个人隐私，大多喜欢拍摄公共空一部片名叫《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的记录片在北大东门旁的一个酒吧放映，这是北京的DV小组三月初的一次活动内容。片子的作者叫王芬，女性，说是1978年出生的，之前从未拍过记录片，也是初次拿起这种DV小型摄像机。片子拍的就是作者的父母。

　　片子开始的几分钟可以看作是“序”，是作者刻意安排拍摄的，开头是一个小男孩（后来知道是作者哥哥的儿子）蹦跳着对镜头念一首儿歌式的句子：“一只青蛙四条腿，噗通一声跳下水；两只青蛙八条腿，噗通噗通跳下水……”，接着是一组被处理过的快速画面：一只握着剪子的手从若干时尚电影文化类杂志（其中有《视觉21》）上分别剪下“时间”、“婚姻”、“孩子”、“生活”、“命”、“家”这些词或词组，然后有另一只手把它们扔到一处公共垃圾堆，又是那只握剪子的手再捡回（看到片子后面，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只手分别属于作者的母亲和父亲）。和这些画面交叉剪接在一起的是一组作者在日常街头的镜头“偶拾”：剃头的，算命的，跳舞的，一只瘸着后腿、穿街而过的狗，等等。

　　然后是作者的一段字幕“旁白”：“婚姻是一潭水，跳进去了就很难说不湿透全身。”（片子以后进行下去时，不断有作者的这种字幕方式的旁白，有时又像“独白”式的自言自语。）

　　片子跟下去的是主要内容：即作者父亲和母亲分别在镜头前有关他们三十多年的婚姻生活的讲述，“分别”的原因是他们只愿意单独面对女儿讲自己的心里话，具体方式是“爸爸租了车站附近的一间招待所”，“妈妈开始选在铁路边谈，后来又说人太多了，换了个地方”，拎着竹椅到了别人家的菜园子。片中作者父亲和母亲开始的第一句话是：

　　父亲：“你妈妈根本没有给我那种爱情上的享受，只有女朋友才会给我。”
　　母亲：“我不能想你爸的那些事，不能提，只要一想我就一晚都睡不着。”

　　这样开始的谈话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电视采访，它是发生在一对居住在江西一个铁路边的小城里的、年约六十的夫妇分别和离家在外多年的小女儿“掏心窝”的话。按父亲说法是“像讲故事一样”。被用到片中三十多分钟的讲述有思念绵绵的初恋（和另一个对象的）、阴错阳差的婚姻事实、庸常生活中的纠缠吵闹、外遇、妒恨、相互折磨、自杀之心和动作、包括忍受这种种不幸福现状的理由等等。其间，作为女儿的作者没有如通常一个“记录片制作人”那样所谓“客观超然”地躲在镜头后面，她不时顺着一个女儿应有的情绪和反应向父母质疑、追问：“你当时为什么不离婚啊？”“你觉得对得起我妈吗？”“你为什么不对他绝望呢？”

　　对话里女儿对母亲的同情、理解很偏袒是天然的，同时那种熟悉的无奈感也是没法抛弃的；女儿对父亲一方，即便不满意父亲对母亲的态度和方式，但因为爱也接受现实地面对父亲的苦衷，谈话中途，作者说要去上厕所，让父亲单独对镜头把心里最想说的话说出来，然后父亲犹疑一阵，开始说出：“在婚姻这个问题上我感到我这辈子都是在受折磨，为什么说是在受折磨呢？我喜欢的、各方面和我合得来的女人，都受到社会的阻挠、父母的阻挠；内心不喜欢的，反倒和我成了真夫妻，自从成了真夫妻后，我基本上连一年的快乐生活都没过到……”

　　这部片子如作者王芬在片子简介中写到：“这是一个二十二女孩对自己父母的婚姻事实无法回避的同情与无能为力。”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为，那些发生在父女间和母女间的谈话，是一双父母在面对生命中唯一的倾诉对象时的积压三十年的婚姻感受的一次性倾泻。临近谈话末尾，父亲的感慨是，“我是没那种文化程度，要不然我一定要把我的爱情遭遇写成一本小说。”而母亲则是“我只盼望着这些女儿会让我有福享，我从来不希望在你爸爸身上有福享。”

　　在字幕旁白“生活总会有让人活下去的根据”之后，片子结束在父母在儿子的夜宵摊上帮忙支摊、洗菜、涮碗，然后是全家祭祖坟和家乡附近的风景片断，陆续跟下去的字幕旁白是：“年纪大的人心里更明白钱毕竟还是很重要的”，“这是我妈妈自杀过的那条河，现在是一条小沟”，“跳进水里的总是很难再浮出水面”。

　　通俗形容看完片子的感觉是，如阅读了一个女孩从抽屉里拿出的一本自己的日记。可以这么说，这的确如一部用DV影像制作的日记，一种真正以第一人称的、另一种版本的“我的父亲母亲”，与言情无关，与浪漫无关，与想象无关，只和自己的生活有关。但就在这种极其“私人方式”下涉及到的现实，已经远远脱离纯粹“家丑”或者“个人隐私”，观者可以清晰细微地嗅到和我们众人所经历、所身处的那种熟悉得一塌糊涂的味道，感同身受所有人都没法躲避的、来自晦暗庸常生活中的折磨和无奈。回头再品味片名《不快乐的不止一个》，数下去，“不快乐”者包括谁呢？有作者的父亲和母亲，还有王芬本人；再数下去，会不会也包括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自己呢？然后也许会忍不住追问：谁是真正快乐的？

　　后来夏天，曾经在国内以诗人著称的、现在纽约大学电影系当教授的张真在我家看了这部片子，她的感慨是另外的，她说，这孩子应该是个写作的天才。

22岁的王芬，是一个在父母不幸婚姻中长大的孩子，她拿着租来的摄像机，对父母的婚姻进行了一次探寻。2月12日，北京电视台《北京你早·点点工作室》里以《和父母的婚姻对话》为题，讲述了王芬的故事。

　　王芬的父母已经年过60，他们走过了近40年的婚姻，也吵闹了近40年。

　　王芬是家里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父母争吵的阴影中长大，她觉得生活就像一个沸腾的高压锅，父母的关系就像一个沉重的锅盖，而自己就在锅里，无法逃脱。王芬说：“我小时侯经常坐火车去学校，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我不知道该去哪儿，经常徘徊。”虽然9岁就因上学离开了家，可是成长带给她更多的是对家的思念和惆怅，在生活中无法释放自己，因为她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父母身体里的小小细胞，她解不开的结在那里。

　　2000年11月，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的王芬回到江西的家中，她拿着租来的摄像机，本来是想给家人做个留念，但后来她决定把这次拍摄作为一次与父母婚姻对话的机会。在自己孩子的摄像机面前，父母陷入了回忆，一层层揭开陈年的伤疤，里面伤痕累累。

　　片子的开头有明显的导演痕迹，有她的侄子在唱歌谣，有她母亲从杂志上剪“婚姻、家、命、孩子”等字样的镜头，还穿插了一些生活的琐碎镜头，经过后期处理和配乐，王芬仿佛是在表达她对家的回忆和理解。片子真正有价值的是中间对父母的采访记录，很纪实，几乎没有删剪。

　　王芬的父母都要求分开接受采访，父亲在车站的招待所包了一个房间(他原是铁路职工)，母亲选择在铁道边，后来因为熟人多，就换到菜园里。

　　经历了大半辈子痛苦婚姻的老人，在自己的女儿面前诉说着各自的不幸。几十年的痛苦在他们的脸上沉淀下来，在镜头前，人们看到的是他们那种难以言说的表情。拉上房间的窗帘，王芬的父亲从他年轻的时候讲起，他对女儿说：“我就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你听吧。”

　　父亲讲述了他婚前的几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经历。看得出，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也能想象得到他年轻时的风采。他最后总结自己的婚姻时认为自己很不幸，“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受折磨，自己心里喜欢的，由于各种外在原因不能在一起，自己不喜欢的，却成了真夫妻……如果我有文化，我一定把我的爱情遭遇写成小说。”王芬的父母是在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匆匆完婚的，这就为他们不幸的婚姻埋下了伏笔。

　　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显得比父亲老10岁，但实际上，她比父亲还要小4岁。母亲的讲述从对父亲的抱怨开始：“他一直都在骗我……我不会原谅他……我冬天做月子的时候还要去井里打水，手都开了裂，一拉绳子，血就一滴一滴地滴到水里，要是别人家的男人，根本不会让自己的女人那么苦……”王芬的母亲一直在流泪，她不断用手抹去眼泪。“我不能想起他的那些事，一想就睡不着……”开始，尽管王芬告诉自己拍摄时尽量保持理性，可是面对母亲浓浓的化不开的哀怨，她的心还是颤抖了，觉得自己真的很残忍。片子里有几段镜头虚焦，那是因为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

　　镜头背后的王芬向父母提问：“面对这样痛苦的婚姻，你为什么不离婚？”父母的回答是那个年代人的特征：为了孩子。

　　两个老人已经白发苍苍，当脸上爬满皱纹的时候，他们之间只剩下了怨恨和互相指责。王芬的父亲在王芬的摄像机前说：“你妈那个人狠着呢，曾用锅铲挖得我躺在地下死了几分钟。”而王芬的母亲回忆起过去也潸然泪下，她说自己曾经在家门前的那条河里自杀过，而王芬的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到河中间都没有去拉她一把，这让她感到绝望。她说：“天哪，天哪，我巴不得他早点死去！我后悔没让人去打死他，真的后悔！”

　　片子最后，回到了现在的生活中，王芬的父母现在每天都一同到哥哥的夜宵店帮忙。刚才看到的一切就像一个噩梦。

　　王芬把自己拍摄、剪辑、制作的片子取名为《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她把这个片子拿到经常蹭课的北大的电影课上放映，引起了许多和她一样遭遇的同龄人的共鸣。王芬说，更多的时候，她把这次拍摄作为一种行为，一个在父母婚姻阴影下长大的孩子，用摄像机完成了一次和父母婚姻的对话。

　　采访手记

　　本报记者试图采访王芬，但她拒绝了，她说：我拍这个片子不是商业行为，并不想从中得到什么。我给同学放映，只是想在一定范围内做点尝试和交流，“我不想再扩大影响了，我不希望这些事情会打扰我父母的生活。”最后，王芬只同意把片子借给我看。

　　以下是《点点工作室》记者张娜的采访后记。张娜差不多一个星期做一期节目，但并不是每次做节目她都写采访后记，这一次也许是比她稍小一点的同一代人的王芬感动了她：

　　“王芬看起来就像一个小演员，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香烟也抽得勤，一副早熟的样子，像个‘问题少女’。

　　“我至今都很佩服这对夫妻的勇气，在自己女儿的镜头前剖析自己，揭开心灵的伤疤，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情。难怪有人评价片子很真实，也很残酷，也很极端。

　　“王芬说，自己就是继承了父亲感情丰富的细胞而成为演员的。在感情的天平上，她更同情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但是她又能理解父亲，作为一个客观的记录者，她只能说不幸的婚姻带给双方的痛苦都是一样的。

　　“《不快乐的不止一个》，这是她片子的名字，王芬给自己的同学放映自己的片子，她说，这样，她的行为才有了完整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王芬是幸福的，她能用镜头表达出她的不快乐，并能尝试和父母做这样一次对话。我相信，有更多的孩子，也许始终都生活在与上代人的隔膜中，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父母的痛苦。”

　　如果没有这次特殊的对话，很可能王芬和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为什么痛苦。我真的很佩服王芬的勇气，因为这样的展示无论对谁，都太残酷了。我被她的镜头感动了。

　　发稿前，王芬给我打来电话，她问我看完片子什么感受，准备用什么标题。她说她不愿意把自己当作一个新闻人物，不要把她和她父母的故事当作新闻，她说：“我只是在主持和完成了一种行为，只想让它呈现出来，在一定的基础上与人交流感受。”王芬强调说，最好用她片子的题目《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她说，她呈现出来的并不只是一个特例，这是普遍的现象，她希望别人能从中看到“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我告诉了王芬我准备用的题目，她说，不好，失去了她片子的艺术品味，太新闻了。所以题目就成了现在这个中和的样子。如果王芬不高兴，只能请她原谅，因为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记者，我的职责就是向大家尽量客观地陈述一个新闻事件，讲述她的“行为艺术”。我愿意放下笔之后作为朋友，与她继续讨论她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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