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弹匠

片子的内容谈不上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就是一个20来岁，来自湖南农村的小伙子，和他的哥嫂及小侄子在北京的一个当然是很脏的街角就地搭了窝棚住下来，以为周围的居民弹棉絮为生。音画质量都极差但依然敢拿出来给人看的片子。差的程度不仅仅是画质、音质让人挑剔，而是颗粒粗到不忍观看、声音听不清来自何方的地步。这片子拍出了这个街头弹棉花的油盐酱醋家长里短，然后从这开始教我们用正常的眼光看待本来被忽略掉的“异类”或“奇怪的一种人”，片子这时开始显示出那种真正的、生活和社会中随时可见的“不正常”来了。
　　《北京弹匠》的导演朱传明，是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一位来北京弹棉絮谋生的湖南农民，从而引发了他拍摄此人生活际遇的想法；导演摆脱了主流传媒的叙事策略，用黑白胶片讲述了一个叫唐震旦的入城打工者，在北京的某个角落里靠弹棉花为生的故事。摄像机冷静的叙事，揭开了这被掩盖的边缘的真实而无奈的世态。作为“三无”人员，棉花匠唐震旦在首都北京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权力、亲情、友情都和这位沧桑的入城找工者无缘。最后，为迎接五十周年国庆，首都清理“三无人员”，他被迫离开北京，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漂泊流浪……在片子中，他唯一次比较开心的是谈起自己“抠女”的事情(地下“黄色”行业，为打工仔们提供最低价格的性服务)，还“半认真”地比较在广州、上海和北京三地的价钱。可是，这朴实而真挚的笑容和言语，却不会让你感觉到太多的委琐和淫秽，因为这就是他们真实的、辛酸的生活状态。
　　朱传明，１９７１年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茶场，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后成为九江石化总厂锅炉工，因爱好诗歌创作，成为厂办文学刊物最年轻的编委。１９９６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现供职于中国摄影家协会。他的第一部作品《北京弹匠》曾在日本山形纪 录片电影节获奖。《群众演员》是他最新的作品。关于这部影片，有人认为 其深入生活的程度令人佩服，而另外的人则认为，他极度侵犯了被拍摄者的 生活。这部影片在评委和观影者中引发了一场纪录片伦理的大争论。

我拍《北京弹匠》--- 朱传明
　　前年，也就是1998年10月份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朋友处回校。当时，天快黑了，在经过塔院小区的一个拐角处，我停了下来，我看见一个人蹲在路边，正在往一个柴炉里添火。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在他的背后，两堵墙的夹角，用塑料编织袋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旁边立着一个板子，写着粉笔字：加工棉花被套。显然，这是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仔，做着弹棉花的生计。他的头发、眉毛、衣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棉絮。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淘米、添火。显然，他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正在做饭。他坐在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上抽着烟，神情悠然，就像一个耕作的农民，累了，靠在自家的地头歇息一样，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周围是楼房耸立的小区。我走上前，蹲下去，和他聊了起来，很快我们就熟了起来。他叫唐旦震，湖南零陵人，二十四岁，来北京弹棉花谋生，那天的晚饭，我们就在一块吃的，我们喝了大半瓶二锅头，在那车灯明灭、空气微冷的街头。
　　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不用唯唯喏喏，不用担心说错了话，得罪了谁，不是害怕人事、圈子等让人头痛无聊的东西。
　　我萌动了拍摄他的念头，最大的总是是机器，如果不是机器原因，大二我就开始做纪录片了。说到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华龙，是他的超八让我开始了最初的拍摄，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杜海滨。其时，他也在拍一个纪录片，我们互相错开，用他的“掌中宝”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他的窝棚离我所在学校骑车就十五分钟的路。我时常过去，聊天，吃饭，喝酒，拍摄。他对摄像机的存在毫不在意，熟视无睹。
　　现在回想起来，拍摄中留给我的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机器的低级，照度的不够，以及电池的短缺。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诚然我们之间是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向我坦露他内心已经结疤的伤痕。但作为一个纪录者，我的摄像机的存在对他又构成了新的伤害，譬如拍他到厕所打水被赶那个场景。当时，我是一声不吭，以免破坏了现场。出来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作为记录者，我坚持了纪录的原则，作为人，我则有一种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责感，这是拍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的。
　　就像一柄双刃剑，刺中别人的同时，也刺中了自己。
　　片子在日本获奖后，很多人跟我聊起时说，你的选材好，弹棉花的、外国人喜欢看。其实，对我来说，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还是拍一个捡垃圾的人，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他的彷徨与失落，等待与绝望，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在这个人人向前，高喊着“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有谁去注意那些被绊倒者、被踩踏的人？因此，在片子中，我尽力削弱他作为一个弹匠的职业特征（只在片头和片中用了一点点弹棉花的情况），而突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友情、亲情、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
　　另外一个我经常遇到的总是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
　　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因为真实，我们激动不安，因为真实，我们无法面对。
　　最后，请允许我写下给予我帮助的人们的名字：
　　朱炯、朱红绫、贾樟柯、吴文光
　　道光电影小组成员：杜海滨、刘爱国、韩新军、汪士卿
　　我将远走天边　
　　不再有任何的事物可以羁绊住我　
　　这个想法它存在了好几年　
　　现在　
　　我要让它实现
　　——自由人宣言

　　1999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单元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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