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頭夢

陳耀圻導演在1965年攝製了台灣紀錄片史上第一部真實電影「劉必稼」。片中主角劉必稼是1940年代在大陸農村被抽壯丁而隨著蔣介石總統來台灣的軍人。他在退伍前到台灣東部河川地挑石頭，開闢田地。數十年後，本片導演在花蓮木瓜溪畔的一個農莊中發現了劉必稼，便以攝影機記錄這個由外省老兵與他們來自台灣不同族群的妻子（大多是原住民，也有閩南與客家人）及兒女所組成的新移民聚落。「石頭」是本片最重要的象徵，將辛苦在石堆中開墾的劉必稼這一代和喜愛撿拾與玩賞石頭的劉必稼兒子這一代連繫起來。劉必稼和他的家人如同玫瑰石般外表黝黑平凡，內裡卻蘊含瑰麗高雅的景緻，在片中悠遠質樸的古琴聲伴隨下，與溪流浪花共織夢想。
劉必稼妻子死後要埋葬的那天，日色晦暗，師公作法的聲音佈達在客廳四處，劉必稼坐在客廳不斷擦淚，哽不出聲。《石頭夢》的攝影鏡頭朝向六七十歲萎縮在椅子上的劉必稼，導演胡台麗問他：

『啊，你太太走了，你有什麼打算？』

劉必稼停頓….不發一餉，抽泣…

『….………….』

外省口音中浮出：『………我…………..』哭泣。

『我……』

。。。

紀錄片是針對某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生活或歷史性事件作系統，完整記錄報導的影片。通常取材於現實社會，不容任何虛構，由於題材和表現方法的不同，可分為時事報導、文獻、傳記、自然和地理等類。當我看完石頭夢時，我有種覺得不需要說什麼的感覺，紀錄片是以一個導演的觀點去取角，之於一個觀眾而言，就是從影片的景象觀點去感受那個世界。

我常在想，需要說明的影片是什麼，如果我們看完一本書或一部片子還需要透過很多說明才能明白攝者的企圖，那片子究竟拍到了什麼。

胡台麗深為資深紀錄片導演，現職為中研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是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兼任教授，編導過許多紀錄片作品，《石頭夢》中她以外省老兵「劉必稼」先生與她的妻子、兒子這個家庭為主題，帶出1940年代隨大陸農村被抽丁而跟著蔣介石總統來台灣的軍人退伍後的境遇，劉必稼早年來台便是在談灣東部河川地挑石頭，隨軍隊指令逐霸、開闢田地，退伍後，便因土地分發而留在花蓮木瓜溪畔定居，整個片子環繞在劉必稼這個生命境遇，在片中劉必稼的經歷其實是台灣代代移民的縮影。劉必稼的妻子當年再嫁給他時，肚子還帶著前夫的遺腹子，孩子出生後過繼在劉老名下，妻子讓這個孩子（阿興）叫劉必稼“叔叔”，阿興三十多年來沒有叫過劉必稼“爸爸”。


在我生活的那個童年裡，這樣的故事是常態，對我們而言就自然多了，多半的外省伯伯都是娶寡婦、原住民女性或是智能障礙的女孩，當時，因為這些老兵的生活環境並不是太好，所以一般台灣的土生者是不太願意把女兒嫁給他們，我記得那時候我們鄉下的人對這些外省者是有排他性的，所以大多數是不來往的，但是關於他們的生活、工作情況、經濟狀況，倒都是很清楚，人間八卦的耳語就是生活點滴。

小時候除了在舖子賣東西偶而會與這些外省伯伯碰觸外，其他根本沒有因緣，我只記得我們叫花生是“土豆”，他們稱“花生米”，我們吃的麵叫什錦麵，他們吃的叫“陽春麵”，所以我們管陽春麵叫“外省仔麵”，在這種環境下成長我回頭看，婚姻聯親是真正跨越種族藩籬的工具，否則我們只能從一個旁觀的角色在旁鬼叫“客觀”與“平等”字眼，人若站在旁處觀望不走入永遠是外人，所以拍片的人攪什麼心，影片是會說的清清楚楚。

這幾年，終於我們對於紀錄片不再那麼陌生有距離，透過公視，透過影展張開心眼去重新回味身旁的人生，與伴隨我們共同的變遷風景或共同災難，我看的時候，回扣到自己的經驗與思惟，有時候因為影片中發生的事情過於平凡，以至於我會像平日失去耐心般的疲憊，就像我原來對影片中人若活在我身旁一樣的無謂，那些被拍下來的事情我們不是不知道，只是與當事人的關係不同，處理的態度著墨的就不一樣。

一個從事影片紀錄的人或文字撰寫者，如果不明白自己的思維，不知道自己要探討的議題，那捉拿出來的成品就會零零落落，即使有名聲與社會價值來捧也沒趣，我們不妨透過這些日子陸續散發光度的紀錄片，在不同年紀重新檢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人，也許你也可以從《石頭夢》中特意選出的古琴曲《瀟湘水雲》，去觸動到鏡頭中劉老的人生滋味。

那種孤自從唐山到台灣，讓生命持續在這個沒見過的、不認識不熟悉的處所，最終落腳，這種過盡千帆的雜陳，豈是影片幾十分鐘的光景可以到位。

這部影片描述的是新一代由中國大陸移居台灣的外省籍榮民與台灣土地及原居民產生關係，並形成具有特殊文化現象之新移民社區的故事。近幾年在台灣，族群議題被媒體與政黨選舉活動描繪的充滿衝突和對立，然而實際在台灣人民身上發生的故事卻不一定是如此。們期望藉由這部紀錄片的放映，可以引起一些關於台灣族群議題的不同角度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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