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事

本片记录了一位早年丧偶的农村老人从相亲到结婚的全过程。片中人物性格丰满，惟妙惟肖。摄像机的出现不同于以往———只作为纪录片的拍摄工具，此次摄像机已经成为婚事的参与者，为婚事的促成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中国有八亿农民。中国最重要的人是农民。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其婚姻叫作六礼之婚。即一桩婚事的完成，必须经历提亲、喝酒、定准、开年庚、看期和接人六个程序。直到今天，中国农村依然大体上沿袭着这一模式。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年。那么今天的农民，他们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呢？
　　从社会学的角度拍摄六礼之婚，不仅可以抢救性地记录这一传统文化，而且更主要的是可以婚姻为线索，全方位的记录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农村生活大多平静而缓慢，人们含蓄而内向。而婚姻可以较大程度地激发出人们的内心世界。因此，以婚姻为线索，就比较容易接近他们的内心深处。
　　纪录片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以画面加解说的格里尔逊模式，刺激并记录被拍摄对象的真实电影模式以及不加干涉的观察式记录的直接电影模式。直接电影的基本理论是“电影眼理论”，即摄象机的镜头象眼睛一样观察生活，记录生活，但不干涉生活。从生活中挖掘思想发现美。
　　因此，本片采用直接电影模式，不导演，不组织，永远不要求被拍摄对象做什么，更不要求他们不做什么。真实地、细致地记录他们的生活，保持生活的原生态。
　　以画面语言讲诉故事，抒发情感，表现思想，这是本片应追求的表现手段。解说词是纪录片惯用的手法，但影视作品的最高境界，是用实拍的镜头、实录的声音表现一切。因此，本片不加解说词，一切以实拍实录的影像和声音为基本元素来表现。
　　从不美到美，是一种境界，但从镜头表面的美到质朴的美，更是一种境界。因此，本片画面风格不追求表面的雕琢的美，而力求质朴而深刻。
　　思想的深刻是纪录片的灵魂。因此，社会学是我们的理论武器。全片追求的目标：透过表面的观看，穿透人的内心。
和魏阿挺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情，言谈中，你能感觉到这是个性情中人，幽默，而且个性鲜明：喜欢的时候，赞美之词溢于言表，不乐意的时候也常常会破口大骂，虽不点名道姓，批判起来却是丝毫不留情面，颇有些豪情万状的感觉。

　　魏阿挺告诉记者，中学毕业已经工作了几年的他，忽然有一天做起了明星梦，于是辞了职，学了两年表演，学得还不错，毕业留校当了一年的老师。可是那时他又不甘心当演员了，再考，又考进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大专班学了三年导演，那以后才拍起了纪录片。“当演员和导演有什么不同？你不如干脆问我当儿子和当老子有什么不同好了。”尽管如此，他偶尔还是会客串一下扮演一回“儿子”，在朋友的电视剧里演个小角色，过把当“明星”的瘾。“不提不提了，都是好玩而已，没什么好的。”

　　拍纪录片其实是机缘巧合，毕业的时候还没有决定方向，恰好有些朋友都在拍纪录片，他觉得挺好的，于是就开始自己拍了。拍纪录片是一个不需要很大投资也不需要很大团队的工作，所以，他常常是一个人扛着机器闲晃在北京的街头。“我习惯带着DV上路，看到什么有趣的就拍。虽然构图、灯光什么都做不到很讲究，但在不可能内容和画面兼顾的时候，我觉得真实比较重要。”“没事带着个机器累吗？”记者问。“累！当然累。拍纪录片本来就是一件很累的工作。”

　　魏阿挺拍的第一个纪录片是《老李》，那是在1999年，其后又陆陆续续拍了《鞍山摩电》等一系列的纪录长片、短片。说起自己的纪录片导演身份，魏阿挺颇有些无奈，“一次在酒吧跟朋友喝酒，好友把我介绍给另外一个朋友说：‘这位是我们的DV大腕’，我一时语塞，心想，我不就拍了几部

　　DV纪录片吗，也没什么反响，怎么成大腕了，实在是不敢当。我说，我现在已经不拍DV了。”

　　用摄影机促成的纸婚
　　魏阿挺说自己现在要“放下DV，轻装前行”那也是事出有因，虽没有“放下屠刀”那么严重，但也颇有些“悔改”之意。而这其中，有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部叫《婚事》的纪录片。说起《婚事》，魏导有些哭笑不得。

　　“拍《婚事》纯粹是一个巧合，太意外了。当时我和我朋友孙志强正在北京密云县拍摄《五音大鼓》，讲玩鼓的五个老头的故事，《婚事》里的主角齐殿明就是五音大鼓的成员之一：他那年七十岁，老伴很早就没了，虽然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但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在我们拍《五音大鼓》的过程当中，村里有人要给老头再介绍个对象，是别村的一个62岁的老太太。我们当时出于好玩，就开玩笑地对他说，‘要不我们拿着机器去老太太家拍拍老太太带回来给你看看？’，他很高兴地就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去了老太太的家。”《婚事》中老太太对着摄像机唱《送情郎》的那段就是老头第一次与老太“见面”，那副仔细端详后显出的乐呵呵的表情，让观众很是动容。

　　当时也没想真要拍一个纪录片，只是觉得这事情挺有趣的，如果婚事能成，也算是一个很好的留念，于是就一路跟着拍了。“老头和老太以及家人也从没有反对，老头还特高兴，他说，拍就拍呗，反正不是在拍《五音大鼓》嘛，就当是多加些素材好了。”于是魏阿挺就在拍《五音大鼓》的间隙，饶有兴趣地跟踪拍摄了整个婚事的发展：从介绍到第一次见面，到进第一杯酒，直到最后的大喜之日。“老头老太结个婚也不容易啊，想的事情也不少，还有儿女反对什么的。你想，老头毕竟大了老太那么多，以后万一有个什么事情的谁来照顾老太？”这个过程魏阿挺全部都拍了下来。

　　“既然那么多犹豫，这婚事怎么最后就成了呢？”记者问。

　　“原因当然也很多啦，两个人都年纪不小了，是需要一个伴。而且你看片子里二老的介绍人———《五音大鼓》的主唱多热心，跑东跑西地联系两家人，特别有公关能力。”

　　“那你呢？你的摄影机功劳也不小吧。”

　　“那是，如果没有我的摄影机，这事情恐怕没那么快成，我们当时是打着电视台的旗号去拍老头的，老太大概以为老头有什么大的来头，所以倒也爽气。后来两位老人再见到我就叫我是‘介绍人’了。我后来想想，其实我的摄影机为婚事的促成起了至关重要作用。郁闷。”

　　“那不是件好事情吗？郁闷什么？”记者不明白了。

　　“当然郁闷啦，因为两个人过了不到一年就离婚了。”果然郁闷。

　　“你说我是不是有责任？弄得我现在都不敢回去看他们，连剪完的片子都不好意思送回去了。不是像个闹剧了嘛。”

　　不拍了，心累
　　说起要“放下DV”，原因当然还不只《婚事》。“拍DV纪录片我是越来越痛苦了。太累了。不仅人累，心也累。”

　　人累那好理解，习惯了扛DV上街的导演，即使是壮汉，也会感到累的，何况还是长了一脸“明星相”的魏阿挺：算不上纤细，至少不算高大。那心累呢？

　　“如果要想拍一个好的纪录片肯定是累心的，首先你得和人沟通、交流，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那个人，你都要很耐心，你要了解拍摄对象，否则就没办法拍了。”

　　“你不喜欢与人交流吗？还是不擅长？”

　　“那要看遇到什么人了。还有拍片时，如果我拍摄的人跟我说话，我是无论如何都要回答的，况且规定情境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情况下，我要不回答对方的提问，我会觉得我特别不礼貌，即便我事先跟对方说了不要理我，对方依然会热情地跟我说话。其实我也不想我的声音过多进入片子，一口难听的东北口音，搞得我也成为片子中的角色，可每次都逃不掉，一说话就会影响被拍摄人的思维，甚至影响他们的生活，就像这个《婚事》，大家看到的是半个小时的版本，但我自己剪的版本是一个小时的，里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后来一位老师看了后说我拍得不客观，让我把所有我说话的地方都剪掉！”

　　拍人的时候也是，有时候虽然知道要很客观很冷静，但个性使然总是不能做到，也不想去做。“有些导演可以做到无论镜头前面发生什么天大事情，手都不抖，稳稳地端着摄像机，我佩服他们，但做不到。比如拍着拍着，你拍摄的人跟别人打起来了，你是去拉架还是接着拍？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接着拍，内容是否精彩不敢说，但一定比停机不拍精彩得多，至少拍到了素材还有选择的余地，但我往往会放下机器去拉架，拉不成反而会参加战斗，这时候我希望我能有个助手继续拍，但我往往是单兵做战。所以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就拍不下去了，也拍不精彩。但我也不希望为了拍出好看的片子而改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拍了。不拍就不用矛盾了。”

　　“有时候拍完一部片子，在看回放时，感觉片中人物所发生的故事跟自己毫无关系，只不过把人家的生活挑所谓的精彩部分拿出来给人看。如果生活是精彩的，就是你不拍，那样精彩的生活依然会发生；如果生活是悲哀的，即使你拍了，悲哀的生活还是要继续。想想，我们其实也做不到什么。”

4444(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