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时代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你说的“新摇滚”，应该是黑豹和唐朝之后、甚至吴吞、左小诅咒这一代人后面的年轻乐队和艺人，以独立制片人罗拉拍摄的专题片《后革命时代》为例，我可以把你认为的“新摇滚”理解为“后革命时代的摇滚乐”，我承认，这方面有我认识的局限，可能有点隔。但经过观察和分析，倒也并非一无所知，因此不妨把我了解的一些情况与你交流一下。从文化策略上讲，吴吞和左小诅咒的情况是，一个是生活的旁观者，一个是启蒙者──左小诅咒从时空与作品内容割裂后构成的错位，在隐喻现代中国人生存经验的无所皈依，尽管是无所皈依，但那种强烈的存在感却比任何艺人都要强烈；而吴吞的情况却是，这个人虽然以朋克的风格示人，但从他的作品内含、尤其是那种以生活的局外人目光来看生活的摇滚视觉，往往又有着诗人的绝望与绝望中的使命意识。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两人的音乐影响在所谓的北京地下摇滚中都是很拔尖的，不但代表了品质，而且作为摇滚家族谱系的话语传承，还将崔健和后崔健群赋予中国摇滚的精神内质进行了拓展，有了很多新的思想内含。在紧随其后的后革命时代的摇滚家族中，这两人都是属于“长子级别”的艺人。

　　紧随他们之后的另外两支乐队，北京的美好药店和上海的顶楼的马戏团，作为地下或者后革命摇滚群体中的优秀团体，他们把行为艺术引入了摇滚，就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经验的表达来说，两支乐队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也不再是前人的那种批判与对立，而是给予了尊重。这些方面的情况，可以从美好药店的《请给我放大一张表妹的照片》、顶楼的马戏团的《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以及罗拉等人记录的一些摇滚现场资料里看出个大概。另外，我想说明的是，这两支乐队的作品，相对前人，更会把人从各种装腔作势的虚假生存经验中解放出来，在接受其作品给受众带来的音乐和行为艺术的感受时，我的看法是，人家不但不是在批判当前的社会，而且还在努力地理解和表现他们所理解和所感受的社会，当然，因为他们的理解，人与社会讲和之时，人的生存环境和存命空间又出现了新的可能。当然，这些说的是文化炼金术的大致情况，后革命时代的乐队和艺人，在炼金场的经济逻辑中相对前人来说其实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港台外资开发中国摇滚时，给摇滚留下了商业操作的种种可能，而且都有可圈可点的不俗表现，遗憾的是，那却成了无人继承的遗嘱。当老乐队、摇滚老人还在找投资、继续等待摇滚雷峰再为中国摇滚做好事时，后革命时代的摇滚已经开始了DIY的自助和自救。DIY这种看似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模式，在本土唱片公司做摇滚停留在做概念，五大公司做摇滚根本就是幌子的情况下，以南方王垒的个人厂牌、以及北方的舌头、左小诅咒、子曰、痛苦的信仰、野孩子、扭曲的机器甚至包括窦唯在内的乐队和艺人，或自筹资金出版唱片，通过委托文化机构发行来收回成本，获取微薄利润；或将做好的母带卖给国内的唱片公司，使其成为那些公司的产品之一，从而扩大乐队和艺人的影响；或自费出版唱片，通过全国巡演的方式推销/签售唱片等等，从而维持了中国摇滚，虽处于险恶环境，其生存方式倒也不至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给中国摇滚保留了火种和希望。

　　虽然，后革命时代中国摇滚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但其中也有它的例外之处，比如，以凶猛的金属摇滚赢得了铁托敬重的夜叉乐队，不但发行了《自由》、《发发发》两张很有影响的唱片，而且艺人们在做音乐的同时，其他方面也都没有闲着。主唱胡松开有一家纹身店，还得了一个全国纹身大奖赛的一等奖； 吉他黄涛、王友金、贝司高宇峰则代言国际知名乐器品牌，平时还带学生，或开乐器行；鼓手马霖、采样王乐等也有自己的服装店和商铺。作为新摇滚的重要力量，也许会有人嘲笑夜叉的兄弟都是些小商小贩，但是，作为中国新金属的摇滚之王，以及他们的唱片曾经获得的奖项，却又足可让那些嘲笑者全部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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