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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学院文学系就读时的贾樟柯

2005-4-5 13:16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袁蕾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3月26日,在香港湾仔艺术中心,贾樟柯拎着一个方形黑色环保布口袋,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袋子不规则地胀得鼓鼓的。口袋的把手太长了,他在袋子上打了一个结,挽在左手上,右手拿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和两个外国朋友在寒暄。
  10年前,也在香港艺术中心,贾樟柯用当枪手写电视剧本赚的钱拍了《小山回家》,寄到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同时也用这笔钱第一次到了香港。因为报名时间晚了,他差点没能参加比赛。
  那时,贾樟柯接了很多电视剧本,大部分是当代言情剧,还有历史剧和延安题材的电视剧:“我那时候写得很凶,一天可以写一集。那时收到的原稿都不可思议的差,基本上都推翻了重写,最后只保留了原来的元素,可以说是原创了。但我不能署名,一集电视剧我能收一半钱,当时好像行情一集是五六千元,我能拿到3000多。”突然有一天,贾樟柯接到香港同学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影片得了奖——《小山回家》与另外一部叫《独白》的影片并列获得了剧情组金奖,这是比赛举行9年来惟一一次剧情组金奖并列的情况。
  现在,贾樟柯不会再给谁当枪手,而是王家卫找他拍广告,合作对象是张曼玉。回忆起《小山回家》,贾樟柯脱口而出:“最后一个镜头,我们在北京西直门下面的一个街边理发摊上拍。其实还有一场戏没有拍完。当时我们的摄影机是借来的,本来说好第二天还,但对方突然下午就要了,提前半天收回去。这个戏等于是没有拍完,我心里特别难受。片子拍完后,大家在一起拍了个合影,就算是第一次拍摄结束了。其实不仅是这次关机,每次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关机的时候我都特别空虚。”
  
  停拍一天,为了袜子
  “电影有种把时间抓回来的魔力。”这是贾樟柯对电影一直非常迷恋的重要原因。“我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录像厅里看电影成长起来的,看的港产电影比余力为(香港导演、摄影师,曾在贾樟柯多部作品中担任摄影师)还要多。那时少年冲动,好像看成龙的《醉拳》,看《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出来以后都会找同龄孩子的碴,撞一下、吵起来然后打一架。一直持续到高二还是高三,才开始停止这种幼稚的行为。”
  高二、高三有了霹雳舞,自己体内的感情可以通过霹雳舞来抒发。那个时候有部美国影片《霹雳舞》,录像厅里两毛钱一张票,看了差不多有十多次,然后开始琢磨别人的动作,哪个动作不明白就反复看,出去之后就开始回忆动作。先是让同学找一个录音机在马路边跳,然后开始挑战别人。那时候有一个广告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五六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害虫队’。感觉练好了就跟外校同学比,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间比舞。”当时还有一部田壮壮拍的、陶金主演的《摇滚青年》,“我们就不喜欢,那里面的霹雳舞有太多现代舞的成分。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比谁跳得好,而是比谁能做高难度动作。我那时会翻跟头,可以双手翻也可以空翻,当时压轴的就是翻跟头,几个跟头过去就只剩下我们‘害虫队’了。”
  贾樟柯在拍《站台》时还给演员示范过怎么跳当年的霹雳舞。《站台》成为他“怀旧情绪”最密集的作品:“有一幕戏是文工团在排演,几个人在拉手风琴。拍着拍着,我就走神了,觉得好像看见了父亲,我父亲也是在文工团指挥乐队。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很神秘,它能把埋藏很深的、你觉得都忘掉了的记忆勾出来。”所以,他拍《站台》“几乎拍疯了”,为了一双袜子停了一天工。有一场戏,几个文工团的女孩在排舞,“她们练功时腿会抬起来,露出袜子,我突然发现所有演员的袜子都是那种尼龙的,其实当年也有尼龙袜子,但我觉得大部分人穿的应该是人工织的,那种冬天妈妈给织的杂线袜子,有红的绿的什么的。我要求美术去弄,哪里能马上弄到?我完全觉得没有这个就不能拍,历史不对。于是晚上就让妈妈织,第二天才拍,但那个细节后来在电影里都看不见。”
  从《任逍遥》开始,贾樟柯的焦点更多地是放在人身上,“巧巧在公共汽车上跟男朋友撕扯那幕是我即兴的拍摄,我只是告诉赵涛跟男演员‘你们有矛盾,你要下车他不让你下,推来推去。’结果他们演得非常好,把人物内心的痛苦,相爱又相恨的感觉同时表达了出来,我被那个表演震撼了。”
  在《世界》中,贾樟柯最难忘的是赵涛跟安娜在夜总会的卫生间相遇的场景:“那幕戏是她们第一次拍对手戏。她们对角色不了解,互相也不了解,但她们相遇的那瞬间了解了对方,那是一种女性气息的相通。这幕我们只拍了两条,后来在电影里用了第一条,第二条是为了保险。”
  到了《任逍遥》和《世界》,完全是对当下生活的近距离观察,这里面没有太多对时代、岁月流逝产生的缠绵悱恻的东西,而是当下马上发生的事情快速的回答,所以看到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也就是感受到了现实的灼痛,有时候我会在现场像看电影一样忘了工作。当然我仍然要抓回时间,只是‘抓回时间’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太兴奋了。”
  
  《世界》不是《十面埋伏
  现在,贾樟柯不会再对电影变出来的过去泪眼迷离,也不会再为袜子停一天工:“那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什么是导演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导演应该放开的。”贾樟柯从毕业开始就做导演,没有当过助手。一直到了《任逍遥》,他才开始明白制作上有痛苦的过程,“所以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制作水平就很高了,真的有了制作的概念。”“比如说服装,以前我在仓库里看看就算了,拍《世界》的时候,演员穿的我们都会做很严格的服装联系表,放在一起来反复论证,细到每个道具,包括每个手机链都要提前准备好。每样东西都有案头,所有工作人员都做案头,包括服装、美术、化妆怎么变。有些硬件,没这辆自行车你就拍不了,没那个暖水瓶你也拍不了。以前我没有这个概念,到了现场才去找。现在回过头来想,完全不可思议,那几部电影完全是变魔术变出来的。”
  《世界》是贾樟柯首部能够公映的影片,也是他第一部按照电影工业流程来制作的影片,虽然他否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是三部电影之后,有了些经验,觉得应该按照工业的标准走。这跟《世界》的庞杂也有关系。《世界》出场的人物很多,赵涛演的舞蹈演员是一个群体,成泰生演的保安是一个群体,王宏伟演的民工是一个群体,安娜演的外国演员是一个群体,王小帅演的大富豪是一个群体,这就已经有5个群体。如果没有精细的准备,这么庞大的人群,有一点乱都会很麻烦。虽然《站台》也很庞杂,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稳定的人群,在一个稳定的区域里面流浪。《世界》反差太大了,一会在角落里,一会工地上,一会又跑到很豪华的卡拉OK夜总会。另一方面是来自投资的压力,一开始投资800万,还没有开拍,制片人周强就把投资追加到1200万。现在很多电影号称2000万、3000万,我们是真的花了1200万。这不是小数目,我们应该对它负责,特别是对拍摄周期负责,不能像以前那样,反正就15个人,两天不开机也无所谓。我觉得工业里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是要学习的。”
  这一次,贾樟柯要学习的,除了“工业化”的制片方式,还有“工业化”的发行方式。“中国95%的票房集中在30多个城市,这还好,跑起来不是很累。”虽然贾樟柯现在还是不清楚全国一共有多少条院线,但他的包里真的揣了十多个城市的名单。没有一家院线公司的经理相信他们会跑十多个城市:“我第一次做发行,把自己当一个新人,事实上也是,除了DVD的观众,谁知道贾樟柯是谁?当然我们的媒体曝光很好,但是你没有给人看到作品,人家就记不住你。”
  贾樟柯第一次见院线的人是在拍摄完成后不久,他去济南参加一个活动,一个电影公司经理带他去参观新盖的影城:“以前我觉得院线很高傲,感觉他们追逐商业利益特别厉害,但这次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紧迫感跟导演一样,他们也害怕没有好的国产电影,将来如果美国影城来了之后,我们自己的影片怎么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一条船上。以前我挺害怕跟人打交道,怕没有什么话说,大家思路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但发现不是。”
  现在贾樟柯能熟练地跟电影公司和院线公司交流各国发行的经验:“我们学习了三部分经验,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日本的公司,他们的有效性非常强,《站台》时他们特别强调目标人群的确定,他们不祈求奇迹,在他们心目中,不成功的标志是目标人群没有来看,成功的标志是目标人群来看了。《站台》在日本发行的时候,有三分之二媒体是电影的艺术的杂志,还有三分之一是女性杂志,包括介绍裁剪、介绍毛衣织法的杂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目标人群。美国就是奇迹式发行方法,《站台》发行时从东往西,《任逍遥》是从西往东,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带动起观众的热情。在法国发行首先要落实政府支持,在法国有一个协会专门认定你是不是艺术电影,所谓艺术电影就是‘对电影有创作型贡献,但是缺乏市场能力的影片’,如果被认定,政府会有大量补贴。其次是评论,他们的影评也非常重要,包括商业上的赞助,整个结构都很完整。《世界》过段时间可能也会拿到这个艺术电影的认证,虽然大家对《世界》的信心很大,但它仍然是一部艺术电影,不可能是《黑客帝国》、《十面埋伏》,这样会帮助法国的发行消化掉很大的成本,资本,也有信心投放更多的拷贝。”
  
  把北野武的公司抄过来
  《世界》进入宣传期之前,在Google上,输入“贾樟柯”三个字,跳出来的页面,主标题大部分是“贾樟柯:”的形式,冒号之后一般是一句特别极富概括力或者思考性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平面媒体,电视栏目我们很茫然,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进去。”贾樟柯说。
  以前,影片没在国内公映,所以贾樟柯将主要精力放在平面媒体上,不重视片花(影片精彩片断集粹),这次发行,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观众看到、感觉到这个电影,“我们马上去剪片花,然后花钱做电影院版的片花,现在正跟着《精武家庭》放”。
  但是没有电视台愿意单纯放映预告片,“受到这个启发,片子里有那么感人的一首歌,为什么不做成MV?如果按照MTV的路线出现,它首先是一个音乐产品,顺带把我们电影的影像介绍给观众。”贾樟柯找了一个新导演来给《世界》电影插曲《乌兰巴托的夜晚》拍摄MV。
  MV拍完了,如何进入电视,对贾樟柯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像张艺谋那样,中央台所有的节目都帮他宣传。”于是贾樟柯和他的创作团体通过人际关系,通过朋友、同学,把MV放到他们想进入的栏目里,“比如光线有百事音乐风云榜,光线很想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想跟光线合作,这样我们很自然进入到栏目里面。电影频道有我们的朋友在里面工作,他们也愿意帮忙。还有剩下差不多100多个单位,我们是按照通讯录寄的,有的可能石沉大海,有的可能就播了。”
  现在,输入“贾樟柯”,Google的页面中,还能看到他的名字和Flash联在一起。早在拍摄《任逍遥》的时候,贾樟柯就有了给影片加入Flash的念头,“我第一次看Flash是《赤裸裸》,Flash动画虽然没有办法跟中国传统的精细水墨画相比,也没有办法跟三维动画相比,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开放性,只要有软件谁都可以去做,而且深受年轻人欢迎,使用年轻人的语汇。包括最近的《老鼠爱大米》,虽然我没有在网上看过,但我知道那是被网络所关注的。”所以贾樟柯马上找了4个Flash高手合作,将MV制作成Flash,“通过一条MV我们可以把宣传辐射到电视、广播、电影院、网络包括平面媒体,特别是我们以前打不到的人群,比如说广播的东西,广播的受众其实很多,因为有了歌就可以把他们带进来,宣传就是比较立体。由于网络的传播需要时间,所以时间会比较靠前,然后是电台和电视台,一步步做下去,不是把信息都一下扔出去没有了。”直到有一天,贾樟柯坐在出租车上,交通广播电台在放歌,主持人介绍说“下面你听到的是贾樟柯最新的电影插曲《乌兰巴托的夜晚》。”
  贾樟柯一直不知道他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拿到100多家电视台通讯录的,因为他成立的公司有专门负责发行、宣传的工作人员,“我经常开玩笑,黑社会都企业化了,拍电影也要企业化。”
  打算成立的制作、发行公司是在拍摄完《任逍遥》之后:“以前大家太累,我在拍《任逍遥》的时候,你要发一个稿子,希望我提供一张剧照,我就会满抽屉找,家里没有找到又跑到办公室去找,现在全部都做好了,你可以上网去拿,管宣传的人就可以去办这个事情了。现在我们希望八九个人规模的公司,可以搞定所有事情,拍电影8年太辛苦了,每个人都是前期从策划、找钱、筹备到拍、宣传、发行,真的为了一张照片一晚上都在翻照片,现在我们也不想再浪费资源。”
  在日本宣传电影的时候,贾樟柯常跑到北野武办公室学习,“我一直在抄他。公司的架构、发展的未来、人员的构成,还有经营范围,除了没有电视台之外——北野武有自己的电视台,除此之外一直都在抄他。他是我的榜样。”贾樟柯到北野武办公室,看到他们有自己的网站,自己的电视台和自己的艺人,同时也拍别人的电影。“北野武他们最大的能力就是把资源发挥到极致,还有就是长远的目光,这是别的公司做不到的。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的影展,通过影展接受最新的电影创作上的讯息,带给日本电影界新的参考。这是跟北野武个人影响力有很大关系,他们自己的制片系统在完成北野武电影后,就做别的导演作品,我觉得这个资源配合得非常好,大家不会有闲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太紧张。我觉得他有义气的一面,在日本养一个艺人很贵的,他一直代理这些艺人。整个工作气氛是运转得非常好的链条。可能这些链条我们都有,但这些链条是不是运转得那么好,配合得是不是那么好就不知道了。”
  《世界》是贾樟柯在国内公映的第一部电影,同时也是他的公司代理发行的一部电影,之所以强调“代理发行”,是国内规定,发行公司必须至少发行两部以上影片才能有资格独立发行,而贾樟柯现在的打算是,每年发行五六部电影,平均两个月一部,这5部发行的影片会以独立影片为主,如果能跟中影公司等有权利发行国外影片的公司合作,希望能发行一些比如哈萨克斯坦、伊朗、泰国等电影文化很活跃,但是并不太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影片;制片方面除了贾樟柯跟余力为的电影外,每年拍一个其他导演的处女作,贾樟柯和他公司的人希望发行完《世界》之后,迅速整合好公司,然后就开始发行国内影片,“我们其实还缺一个法律顾问和一个会计”,说这句话的时候,贾樟柯的语调明显是兴致勃勃。


  贾樟柯电影的两枚标签


  《世界》4月8日即将在全国公映。贾樟柯的名字在各种媒体上响亮了那么多年,终于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放给中国观众看了。尽管反响还是未知数,尽管几乎还没人看过这部“划时代”的电影,媒体却早已提供了关于它的海量信息,并且谁都觉得还远远不够。
  这一次,且把机会交给贾樟柯电影的两个“标签”式人物:王宏伟和赵涛。从他们眼中,我们试图观照贾樟柯话语之外的贾樟柯和贾樟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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