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壮壮回忆《红象》
田壮壮导演的《
难得的一次练兵
《
给我们的剧本是王端阳的《
500元杀向云南
记得大概是1981年八九月份的样子,我、建亚、曾念平几个人先去云南探了探路,拿了儿影厂给的500元钱,到那边看外景,改剧本。那时侯去云南可不是像现在这样方便,我们几个坐火车桄里桄荡地好几天,下了火车每个人的脚都是肿的,虽说那时中国物价低,但500元钱也是不够花的。坐了一段汽车,一进了山区,我们几个就借自行车,每天跑四五十里地,多的时候能跑七八十里。翻山的时候,车不能骑了,就得扛着自行车爬山。我们当时住在当地的小客栈里,满屋都是跳蚤、虱子,被子黑得油亮亮的,我们几个人脱得光光的,把衣服吊在房梁上,这样跳蚤就爬不到衣服里去了。
大象是很关键的问题,那时最主要的任务也是要找到大象,国内没有,一个涉外的人员帮我们到缅甸去找,找着了就拍,找不着就拍不成。结果找到了。秋天以后,我、建亚、谢小晶,曾念平,摄影系的张艺谋、侯咏、吕乐还有美术系的冯小宁以及北影厂的几个工作人员,设备带了两台摄影机,几盏手灯就挥师云南。当时还挺难进去的,需要边防证,我们从西双版纳转道盈江。
我一直想回去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云南,我是干起活来不分心的一个人。后来一直想去云南是与拍戏无关的其他东西吸引了我。
这些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信仰、文字、传教士还有那里的铁路,好长一段时间我断断续续地听到很多人讲很多关于云南的事情。我也是一直断断续续地在想,心里惦着想要回去。毕业后我也一直在拍戏,一部接一部几乎没有停下过,感觉似乎是每年都在拍,所以回云南成为“天方夜谭”了。倒真正是90年代那十年不拍戏的日子里,我又回去了,认识了很多当地的朋友,他们都很帮我,那段时间似乎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想起来《
口述:田壮壮(《
曾念平:《
曾念平于1975到1977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就读,毕业后留校,分配到学校的录像中心。在张艺谋、田壮壮等“78班”同学还在苦读的时候,曾念平已经是摄影系的教师。由于实际年龄比“78班”们都小,大家都把“曾老师”干脆叫成“小曾”。在校期间,他和田壮壮合作了两部片子,一部是《
为了这次关于《
说到《
这个片子从1981年秋天拍到了冬天,后来送到中央电视台大家都盼着播出,后来听说上面传下来的意见是影片调子比较低沉,让人感觉不那么昂扬光明。后来就放下了,没有机会播出。
拍完《
按说我们当时的条件算是比较艰苦的,尤其是胶片比较紧张,拍情节一比三左右的片比,拍动物和小孩的稍放宽一些一比五左右,其实相当于拍两条成功一条,我们那时也确实练就成功率。有一个镜头是早晨三个孩子抱着大榕树睡觉,那个榕树太大了根本拍不全,当时用移动轨道想慢慢摇开拍一个展示性的长镜头。
但是轨道根本不够,我们就想办法,摄影机一边在拍,赶紧把后面的轨道拆了接到前面去,可以看出镜头里微微有些颤,就是轨道又拆又接呢。
记得样片送到厂里,听说他们都挺惊讶的,这样的尝试过程对于我们这些人今后的实践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较同时期的片子,可以很明显地感觉有不同的地方,比如延续了《
记忆特写
镜头一 张艺谋憋足了劲儿来的
我们当时已拍完《
我们在云南的时候,我和艺谋住在一块,他经常和我讨论拍摄上的问题,记得他提出要拍摄“野、怪、乱、黑”,挺逗的。
镜头二 冯小宁特别爱打排球
八个人里面我最高一米八二,冯小宁个子也挺高奔一米八,我们都挺爱打球。记得他很有意思,好像有特别急的事情愣给我叫过去,叫我过去之后对我说“咱们得跟女排教练袁伟民说说,现在的战术得变化一下”。我们也跟他们当地的人打过几次呢。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一天夜里,我们在山顶上用收音机听女排得冠军的那场比赛,听着宋世雄的解说大家都特激动,肆无忌惮地欢呼。
镜头三 路遇陈凯歌
我们那时扎到云南的山上去拍这部片子,儿影的另外一部儿童片王君正导演的《
镜头四 和李少红正在谈恋爱
去云南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和少红通信很频繁,我把拍摄时的很多事情像写日记似的写给她,估计当时拍摄时的很多事情,她比我都记得清楚。现在这些通信我们还都留着。
口述:曾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