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照我去战斗

    实践社最有活力的分舵大约就是DV小组了。这个小组织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先后操练起DV家什的青年男女们。由于数字摄象机的迅速普及以及各路艺术青年、文学青年、愤怒青年和无业青年的纷纷转行，眼见着DV小组从最开始时的三五号人马七八条枪发展成今日浩浩荡荡的地方民团，与我们的伟大时代交相辉映着。 
    DV小组在草创时期深受纪录片导演吴文光的影响。可以说，吴文光是中国DV运动的早期实践者与倡导者。他滔滔雄辩的文化鼓动力与现身说法的“拍摄—剪辑—送展”模式，令不少因为排不进中国电影界“第N代”正品序列而苦闷的电影爱好者倍受鼓舞，决心拿手头的五四手枪会一会正规军的洋枪洋炮，整几部数码时代的小电影，也在国际上风光一番。 
    有一回接到暗线电话，去西单文化广场的某个酒吧里参加组织活动。当我匆匆赶到的时候，一群衣衫光鲜的男女已经安坐在散放的座位里，默默地观赏着日本纪录片大师小川的作品——一部地方民众抵制修建飞机场的纪录电影。已经被拗口的日语和屏幕上闪现即逝的英文字幕弄昏了头的主持人立刻叫我顶班，现场解说这个影像动荡的抗议故事。大师们的作品总是出奇的长，眼看三个小时都要和日本人民共存亡，一旁掌控的吴文光终于坐不住了，让反抗运动在爆发的前夜戛然而止，并即刻切入北京本地青年的土作坊作品。或许是反差过于强烈，两部DV小影片给人的感觉宛如儿童过家家的游戏，尤其是第一部所谓的“实验电影”，让人深刻地质疑在很多艺术青年高深的立论与他们幼稚的作品之间，是否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部短片的拍摄者后来愤懑地在互联网上发泄不满——在那个虚拟的时空里，他早已经被奉为当代DV青年的楷模偶像了。但DV小组的好处也在这里，他们的研讨准则是拿实实在在的作品说话，网上大师往往见光就死。 
    再一次接到联络暗号时，DV小组已经搬到盒子咖啡馆——一个很雅皮的所在，内部有一间相当体面的看片室。这次上场的是著名的“美女DV派”导演：杨荔娜。杨小姐曾经以一部DV纪录片《老头》在国内外大出风头，这次拿给同志们观摩学习的作品是《家庭录像带》，一部通过她苦苦追问，探得自家父母离婚内幕的访谈式纪录片。聚在小黑屋里观片的人士成分复杂，除了几位“泥腿派”DV拍摄者外，还有80年代享誉全国的电影理论家李陀、90年代赢得法国真实电影节大奖的段锦川以及几家媒体的记者们。在众口一词地赞赏杨荔娜的女性主义创作观之外，也颇有人对揭发隐私（虽然是自家的）的创作方式表示质疑。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越是理论高手越看出了这部片子的本体价值，而越是实际拍摄纪录片的练家子越不认可杨荔娜的创作方向。至少在这次活动中，DV的“美女派”和“泥腿派”从创作道路上有了明显的分野，在不久之后，“泥腿派”选手杜海滨也拿出了他的新作品《高楼下面》，从实质的意义上令人对DV纪录片的未来鼓起了希望。 
    国外对DV作为影像工具的认可与发扬光大，大约是在著名的DOGMA宣言发布，以及一小撮丹麦的电影导演们用DV摄像机拍出几部惊世骇俗的电影《家宴》、《白痴》之后。随着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电影工作者青睐这种廉价而灵动的摄像器材。比起动辄耗费万金的胶片拍摄，DV电影至少在前期的创作与剪辑期间所用无几；比起传统的录像带作品，DV电影的音画质量也有着质的飞跃。更为重要的是，一系列DV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屡次获奖，为大多数穷困潦倒的独立制片人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与其拿过期胶片和残破的摄影机弄出些半尴不尬的末流次品，倒不如踏踏实实先用DV拍出自己心爱的主题。有了成功的作品，再拿它来套获国际大款的资助，用磁转胶的的法子堂而煌之地走入主流院线的大门。屈指数来，如今已经有不少DV电影在国际影坛熠熠闪光：文德斯的《百万美圆大饭店》、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