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暖波及到第五代影人的女性情结

看了霍建起的电影《暖》，莫言的小说《白狗秋千架》和秋实的电影文学剧本，以及各种各样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我反而觉得平实，淡雅的影像，类似于《小城之春》的结构中，虽然蕴藏着无穷的灵动，却还是很难找到自己的切入点。

影片中有一些很好的场景设置，如暖给井河，哑巴夹菜，哑巴给女儿夹，女儿再给井河夹，本来只是平常生活的小动作，却赋予了如此巧妙的戏剧效果。不过，如从影片的剧情着眼，我想说一句大不敬的话，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霍导其实是以一种柔弱的如夫人的心态去应付影片中设置的复杂关系，适当的作出反应，或只是壁上观。而结尾的“扬眉吐气”之戏，却还是借助于哑巴的不能言语和小女孩的辞不达意，来作掩护。

而很多对于影片的尖锐批评，现在回过头来看，和最近对《孔雀》的如出一辙。看得多了，会感觉这种批评的论调，显得有点游离于电影之外。但这种游离似乎又有着足够的理由。

霍建起的暖，和顾长卫的高卫红，甚至拉上张艺谋的“巩俐”，在某些方面都是具有共通点的。那这些第五代导演，为什么都特别钟情于以女性为第一视点，而且对于女主角形象的要求也大体相同，清秀，纯真，但眉宇间要能显出一份坚韧来，由此，“巩俐脸”似乎成了内地女演员的样板脸了。而对比男演员的角色，真正能让人印象深刻的倒还真没几个，而且更多的还是以演员的身份，而不是角色本身。

那这些女性共通点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创作动因？而将这些影片的主角，换成男性又会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我先引用一段上海师大历史系的萧功秦的《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割裂》

“自隋唐以来，中国文化之所以经过多次的朝代更选和以马上平天下的外族统治，却始终保持大一统的文化价值体系，乃是因为任何朝代的统治者，必须依靠士绅官僚来实施其对社会的治理，而在科举制的铸模中，士绅阶级则已经是被儒学规范定型化了的阶级。中国在近代以前之所以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代那种文化上的多元化，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即儒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悠长的历史连续性与生命力，从制度层面上来说，可以从科举制这一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解释。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科举文化"不需要原创性、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对于科举考生来说，远比探索未知的精神与物质世界所需要的求异思维更为重要。久而久之，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也就蜕变为牵文拘义、循轨蹈矩、重守成而轻创新的积习。“

这一段很明显讲的是科举制度对于保持中国社会稳定的作用，那这个观点与类似于暖的女性形象又有什么关系呢？

请容许我再绕一个弯。

《暖》中以很长的胶片记录生活中的小细节，故乡的风光，表现出一种非常“女性化”的细腻。那竟然使我不由的想起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来，她主张，女性的作品中不用去反映男性主导的战争，政治的主题，而应该描绘生活中真正接触到的琐碎细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品。这样的观点在某些伪善的男性看来，也许是一种“自甘堕落”的行为主张，不过，我相信伍尔夫传达的是不同于以往的对立观点。

那再对比霍建起〈暖〉的镜头语言，我甚至可以说，也是符合伍尔夫所提倡的女性审美观的，不过，相信不会有国人会从中体会出什么女性意识的伸张吧？

那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这种明确的抬头主张吗？还是即使出现了类似的迹象，我们也会试着去视若无睹，或做另外的解释。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读到这里，你才会发现偶真正的观点。

此类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其实正对应着中国社会的这种韧性与稳定。卫禹兰在解读〈暖〉时，提到“可以这么说，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存在着一个具有自动重复性的三角结构，在这种重复性中，井河代替小武生进入象征界，哑巴代替井河进入现实界，而女主人公暖一直徘徊在想像界的错觉中。从文化的内在规定性来看，即使她没有身陷残疾，等待也是无望的，因为考上大学从而走出去的井河就像小武生一样与她分属两个阶层，十年后井河回乡已经有面子在镇长面前替人说话，他的单车、糖和自动伞都无声地标志着难以逾越的社会地位，他和她的道路只能平行。对于暖，这意味着理想的破灭和命运的绝望，而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没有比这更残酷的悲剧。”

那这样的评论还是非常贴切于影片本身的。如果将思维再推前一步，影片中井河可以理解为“科举制度”，也就是社会自我调整力的得益者，而哑巴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在社会竞争中的被淘汰者。那对于暖，我即使抽离她身上的女性性征，应该也不是很影响其代表着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稳定性，而同时，在与成功，失败这些相对不稳定因素的互动中，在剧情设置时，更容易软着陆。

那我再联系一下张艺谋电影中的“巩俐”角色。

秋菊，她虽然以“给个说法”表现出一种比丈夫，周围环境更执著的性格，当然，对于这种性格的心理动因，张艺谋没有交待，好象也不可能交待。那这种传统女性本应具有的柔弱性格，和影片中赋予的超人性格之间的对比设置，其背后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当然，很多评论会大谈女性解放，社会进步…………但依据我上述的论点，我只想说，作为一个男性导演，如此设置，本质上还是将“巩俐”看作一个稳定的社会形象的代表，并为影片最后的结局留个后路。《秋菊打官司》最后的“神来之笔”，秋菊难产，村长帮忙，但最后村长被抓，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思考呢？值得商榷。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她以一个辍学大学生的身份，进入陈府为妾，最后的下场，和其他女性角色，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通常人们会从此片中，认为是揭示社会对于女性的一种压制和迫害。但偶对于这种没有可持续发展性的观点，再联系到社会现实，已经感到厌烦透了。我认为即使是颂莲的形象还是代表的一种不变与稳定。你会发现，大学生这个身份，其实非常容易被剥离，并安放在影片的其他设置，人物上，而且大学生这个身份的作用似乎在影片的后来，也没有发挥什么发挥。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朋友对于《暖》《孔雀》这样的影片，颇感不爽，或是时尚，流行式的指责张艺谋的电影是在向西方献丑，那此种心理，其背后真正的动因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上述导演还是巧妙的利用了女性所最容易表现的社会稳定性，而在这基础上，配以各种对立的社会选择的对象，或干脆在女性的身上也加上适量的对立因素，从而在可控制的对抗中，加强戏剧效果。当然，最后，还是要让女主角出来谢幕，已使得影片能“悬崖勒马”，恰到好处的重归生活的平实与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