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电影，我从小没有显示出过人的领悟力；相反，我差不多是一个“影盲”，尤其对外国片。文革后期，我观赏过N遍《列宁在某年某月》却依然不知剧情为何，我甚至弄不清《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之间有何关联。反正其中一部有女人露大腿，不过那时尚未分泌荷尔蒙，所以在记忆中流连的只有“面包会有的”那句台词。说实话，截止那时，我不仅没吃过面包，连面包长什么样都不清楚。在阿拉家乡，“面包”、“包子”、“馒头”是混为一谈的，只有“小笼包”尚有特色。
大二或大三时，屁颠屁颠跟着同学去看《佐罗》，回宿舍一聊，他们发现我根本没看懂那贵族大人跟那侠盗原来是同一个人。室友们摇头：看来这位小同学是没有发育好，不仅年纪太小，连智力也有很大问题。
不记得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是哪部，反正文革中期大概就11部影片——八部革命样板戏和三部17年期间留下来的战争片(《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最近看到某报把《龙江颂》和《杜鹃山》说成“八部样板戏”，不禁大惊失色。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应该知道，这两部属于“第二拨”，但不属于八大系列。八大是有所特指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海港》、《奇袭白虎团》、《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乐沙家浜》。如果昔日女皇要是知道如今的专家居然把“样板戏”的桂冠随便乱封，她一定会在坟墓里打滚的。
顺便插一句，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电视经历。大概是73或74年的时候，镇上的机械厂买了一台电视机，晚上放映木偶片《半夜鸡叫》。屋子里挤满了人，但屏幕上不仅没有公鸡，连周扒皮和高玉宝都没露面，台词倒是听得一清二楚。整个晚上，几百双眼睛眼巴巴地望着或横或竖的雪花；而我呢，则一个劲往后瞧，寻找那光柱是从哪个密室打出来的。
回想起来，我看的第一部影片肯定是《新闻简报》。无论是在镇上唯一的戏院，还是乡下的露天广场，任何电影的“前奏”都是幻灯片，内容是“毛主席语录”。“幻灯语录”的娱乐性在于左边插入一张，然后右边一张，跟凝视前桌女同学梳辫子似的。“第一幕”是他老人家颤巍巍接见外宾的纪录片，除了西哈努克，所有“接见片”全部一个样：同样的镜头、同样的编排、同样的解说词。印象较深的是外宾专车驶进新华门的镜头，想必是我家乡当时没有公路也没有汽车的缘故吧。
我若跟你说：看这类“新闻简报”会上瘾的，你一定不信。当影院取消这些中国伟人跟外国伟人相见甚欢的永恒记录时(好像是电视开始出现在小镇了)，记得报纸上有人写信抗议。我想，他们一定觉得这些是世界上最经典的纪录片。
也许，沉默的大多数未必都这么想。到文革后期，连《磐石湾》那样的“新潮”样板戏都不能吸引人走进影院了。记得邻里有个老大爷，平时两只黄狗打架他都可以观赏得津津有味，有次我送给他一张该片的电影票，他居然任凭它作废了。
记忆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东东。我清楚地记得，八大样板戏中多数有黑白和彩色两个版本，直到最近有机会钻研影史才得以证实。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大的一辈，现在都喜欢把样板戏捧到天上，而我从小受姥姥的影响，虽然也是倒背如流，但同时有点不以为然。姥姥说：这算什么玩意？古装戏才叫戏呢！那时候我连古装的图片都没见过。不过有一次，在父母寄居的乡下庙堂改建的房屋里，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很多珠宝首饰。大人说：那是文革前戏班子留下来的行头。不过他们不许我拿出去玩，倒不是怕我“露财”，而是怕我被打成反革命。
小时候在乡下看露天电影，是一件不亚于过节的大事。巡回放映队抵达后，我会围着他们团团转，看他们把两根长竹竿支起来，装腔作势帮他们挂上银幕。他们教我用脚步来计算应该摆放放映机的位置。晚上，附近村子的老老少少拿着小板凳聚集在一起，坐在银幕的正反两边。我喜欢故意坐在反面，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其实也没什么，无非电影里左撇子多一些罢了。后来，我发现村里那些大哥哥们很少规规矩矩看完电影，他们经常中途失踪。“难道还有什么比打仗更好看的？”我纳闷。后来才知道，看电影是他们施展“咸猪手”的最佳场合，可以说，任何影片在他们眼里都应该被命名为《波霸摸底大行动》。
不过，在镇上看电影的乐趣要少很多。首先，要花几分钱买一张票。父母很少给零花钱，我只能到影院门口徘徊，但又胆子太小，不敢偷偷溜进去或大胆闯进去。后来，发现有一个同学，他的家跟影院合用一堵墙，于是我和他还有他弟弟从他家窗子爬过去。有时影院的看守管得太严，我们就只好趴在窗户上看。
那个时候有两部万人空巷的影片，是《闪闪的红星》和朝鲜的《卖花姑娘》，其卖座盛况超过去年的上海楼市。但我居然发现我看完仍心怀不满——那比窦娥还悲惨的《卖花姑娘》没有浪费我一块手帕；至于潘冬子，喜欢倒是喜欢，但因为事先语文老师花了一个学期讲述原著故事，其作用相当于电视连续剧吧，所以看电影版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很多情节变样了。后来，当年唯一的杂志《红旗》刊登了主演祝新运的一篇文章，现在想起来真的千古奇观：明星随笔竟然登在如此正襟危坐的刊物上。我当时就思路出偏差：那是他老人家发号施令的地方，轮得到你区区一个红小兵吗？
我从来就不认为八大样板戏全是精品。除了新闻电影厂的钢琴加交响乐较少放映外，其他我还是有资格发表评论的：《奇袭白虎团》应该算是最烂的，打仗片竟然没一点火爆之处；在我心目中，最好的要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智斗”是我最喜欢的唱段，老爸掌管大队播音室那阵，我经常擅自播放该段唱片，向全体村民推广我的艺术品味。小学三年纪时，我按照里面的唱词编写了一个短剧，套路属于照葫芦画瓢，但阿庆嫂和胡传魁的打情骂俏我可能只是在潜意识里感受到了。可见任何流氓言行都必须从根子上铲除，不然会贻害终生。
当然，如果谁都没有一丝“流氓”意识的话，计划生育就没有必要了。文革后期开始重新生产故事片，于洋主演的《火红的年代》让我大开眼界。家乡虽然离上海很近，但我小时候从未进过大上海，妈妈说去上海玩一趟是这辈子的宏伟目标。该片让我见识了城里人的生活环境——绿树成荫的马路、窗外雪花飘飘的软席车厢、钢花飞溅的车间，还有就是男主角既没老婆、又没女友，比现今的和尚禁欲更彻底。瞧人家城里人多高尚，哪像我们乡下少年那样一说看电影就想到偷鸡摸狗。
文革结束后，我离开了乡下，离开了小镇，接着看了文革前后的数百部影片，包括于洋的其他作品，如《戴手铐的旅客》、《大海在呼唤》等。我终于跨入了青春的叛逆时期，但我觉得于洋角色始终没有从文革年代中走出来，他依然比高大全还要高大全。他成了最让我反感的银幕形象。
也许，晚熟和迟钝阴差阳错地成了我知识结构的保护层。从《艳阳天》到《青松岭》，我的电影之路的第一站没有一丝迹象显示，它日后会把我带向中国电影的最高境界——欣赏1948年的《小城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