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刘冰鉴编导，崔子恩编剧的《男男女女》，我突然发现，谈论此类电影，反而会囿于各种条件，因素，而无法很顺畅的展开思路，很多评论对于此片的总结是，电影语态上的"零技术"，使影片中的人物与场面全无障碍地完成了日常还原。平淡无奇的节奏，摒绝了任何大惊小怪的戏剧可能性。同性恋、双性恋、性向模糊、同性同居，在《男男女女》中一概丧失了有可能被人工附加的神奇性和神秘感。它们原本不是怪物，妖魔化的是怪异的目光。透过部影片的镜头，传统的，病态的目光将被净化。
我不知这是编导的意图，还是观者的附会，当然按照某种民主，和善的电影观赏理念，这种猜测是毫无必要的。
影片刚开始时，出现了很多首任贤齐的歌曲，成为影片中并不多的有外在节奏的部分，而接下来的电影镜头语言，完全是耐心和持久的。我又不清楚这是自我压抑的镜头感，还是由于条件所限。但我总认为，即使是因陋就简，也应该表现出陋简的独特风味来。
举两个可能并不太贴切的例子，杜琪峰的《一个字头的诞生》和蔡明亮的电影，前者相信也有拍摄资金短缺的困扰，但影片的画面和镜头运用，无疑是有着强烈的表达，而另外一面，蔡明亮的呆滞又能很好的营造出一种孤独寂廖，乏味潮湿的氛围。
而对比刘冰鉴的《男男女女》，其中的场景，氛围应该是内地观众再熟悉不过的，但不知为何，至少我不能很好的捕捉到，即使是灿烂厕所扑面而来的气息。那说到灿烂厕所，我实在很关心那份杂志的具体内容，当然编导会说，这是实与虚的问题，只要点到为止，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另外就是观点表达的问题，记得王宝民导演在回答此类问题时，所说的，他的电影并不想表达什么。《葵花朵朵》，我没有看过，故而没有发言权。我不知道这种“无表达”是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我又想起张元的《过年回家》，很多评论认为此片故事情节严重混乱，失实，是张元的一部投诚之作，而我附会的辩解是，张元是以牺牲“电影故事”本身轻易的合理性，让麻木的观者去注意身边那些久已存在的不合理，这个社会绝对不缺“不合理”，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
那再联系刘冰鉴的《男男女女》，这部完全体制外的电影，经历了创作中的风波，我很惊讶于刘冰鉴导演，出众的心理调节能力，但电影中还是只见个人，不见社会。浓油赤酱也好，清心寡欲也罢，还是影片风格的问题，却无关主旨的表达。照我狭隘的想法来看，就如一个丧失武士地位的浪人，又何必再遵循那一套含糊的愚忠呢，即使是行为方式上的？而象美国电影中那种“露骨”的社会观点表达，难道即使在内地独立，地下，体制外……导演的眼中，也只是缺乏电影美学理念的粗糙手法吗？
键盘失控，一时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