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民语录:销毁和封存

 一入档案，即成铁案。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现世报”，不必等到盖棺论定。
记得我最明确感觉自己掌握着自己的，是一次因为工作调动必须自己去办户口，居然户口、粮油关系、两边单位的证明、两边派出所的证明都在我的书包里。当时骑车在街上，想万一让车撞死他们倒容易知道死的是谁。
可我的档案我从来没看过。别的东西更容易通过体制的缝隙到达个人的手中。见到个别小县城里的人，居然能把自己的档案拿出来，或通过朋友意思意思就把里面关键的细节改动或抹掉，我衷心向往。
我的档案里有什么？我想象中应该有小学写的决心书、我破坏一张课桌后老师写的报告等，当时最过分的事情是有一次听说公共厕所里有反动标语我跟在别的小朋友后面跑到派出所去报告，场面很荒谬，因为小朋友们远比大人认真，大人问反动标语的内容，小朋友们没一个说得出来的，我是根本没看到，可能个别看到的也没胆子重复那句话。公安既不想管又不得不管，就把大家的姓名地址学校一一记下来。不知道事后他们有没有把这种“见义勇为”报告给我的学校。
这些事太小了吧？即使存在过也泯灭在官僚的缝隙中，可能都销毁了。
大了的，可能有上大学时的入党申请书？还有在国外的时候一天突然有个以前的老师来敲门，代表组织来打听个别“叛国分子”的行踪，客气地坐了一会儿，我虽然之前见过那个人，但当时确实不知道她到哪里去发洋财去了。那个以前的老师可能回去会写报告、说不定留在我的档案里“张献民不知道某某的下落”。大了之后惹的大部分是坏事，得过记大过什么的，还有好几次领导受上级领导的委托希望我把个别情况说清楚，我不知道我说的他们是否觉得足够清楚，想来起码部分内容整理成文字在档案里呆着吧？

销毁的

一把火烧了。这是一个老亲戚的话。她原先在安徽做地主闺女，家里有九十九间半房子，土改时贫雇农拥进来把所有写着字的纸拿出去烧了。因为他们大部分不识字，凡是写着字的都可能是地契，都可能在将来证明政府做主分给他们的田地原来是地主的，所以都烧掉落个干净。
那里面有地契，但也有书。绝大部分不是地契。其中有元版和宋版的书。
还有什么烧掉的？恐怕很多，数不过来。
据研究中国电影的同事陈山老师讲，解放后曾经有两次集中销毁解放前的电影。第一次是刚解放的时候在上海，当年的左翼文艺工作者成了文化管理者，在接收旧的、私人的影业公司时，出于保管的方便、也出于对文化糟粕的厌恶，销毁了一大批非左翼电影的拷贝。
什么是非左翼电影？鸳鸯蝴蝶派作品、武打片、鬼怪片等。但谁能保证当中没有文人电影或家庭伦理剧？而且即使是鸳鸯蝴蝶派或鬼怪片，也不应该放把火吧？
当然今天我讲这话有点象站着说话不腰疼，当时百废待兴、一切走向新世界，那来的精力、金钱、场地来保管那些东西？万一保管下来，说不定为某些人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添加罪状。那是打破旧世界的一部分。
这并不是说新世界的建设者都是打破旧世界的功臣。但当年下命令的人、执行的人，总有个把还活着吧？如果我们再也看不到《火烧红莲寺》而只有官方课本中说的那是诲淫诲盗的文化垃圾，我们是否有权力质问他一下，即使他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即使他好象已经只想求得内心的平静？我们如何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不用我提醒：我们仍然在大踏步地迈向新世纪。
后来一次销毁是困难时期，战备需要某种胶片中含有的稀有元素，就把一些拷贝给提炼了。

泯灭的

 销毁了的，是再也看不到的影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又是些什么原因、又有那些东西？
 罗列几个还是有必要的。
 费穆先生的作品，民国三十八年之前就已经有一些散失了。据说解放时已经找不到他拍的《孔夫子》的完整拷贝。主要原因可能是，费先生的作品是跟不上时代的、落后的知识分子意识，而且部分过分文艺化、与市场有距离。我们今天能够看上民国三十七年的《小城之春》。万一这一个落后知识分子作品当年因为市场比较小当权者又不喜欢而灰飞烟灭，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影像历史？
 大家都说中国第一部电影是丰泰照相馆的《定军山》，拍的是谭鑫培演的京剧片段。在世的看过该片的人，恐怕已经没有了。拷贝也早就没了。找得到的几张图片，据说都不是剧照，而是谭先生在该照相馆的留影。该片拷贝的最后线索，是六十年代中期，曾有老人自称为丰泰照相馆后人，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要求上缴该片拷贝，请公家保管，以为中国电影的见证。但该厂拒绝了，理由为：那是封资修。
 那个老人是谁？他抱着仅存的中国第一部电影的拷贝回哪里去了？如果他确是任景丰先生的后人，应该住在北京南城的某条胡同里。

保存的（2）

 各电影制片厂有保存自己产品的一套办法。集中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新中国长期规定所有电影制作完成后要上缴两个标准拷贝，一个放在电影局，另一个放在电影资料馆。有一段，上海也有个自己的电影资料馆。
 所以从理论角度讨论，这几十年的国产电影资料馆都有。他们为此建设了可观的仓库，其中一个远在陕西山区。我的挚友单万里在下放基层期间曾去那里当看守，一个人裹着军大衣在大山里呆了半年。
 电影资料馆每年有费用用于购买国外作品，大体是拷贝费用而不是版权，因为该拷贝只供保存。但学术活动有个口子，各国资料馆收藏的拷贝都可以共相互交流和资料系统展映，这是惯例。
 资料馆收藏外国作品的依据，长时间是一些懂外语、从事电影研究工作的学者们的建议，也有个别驻外机构的推荐、领导出国考察的推荐等。
 这个工作与时代的同步，是以前具体体现着文化的多元性，〈第四十一〉、〈广岛之恋〉都是这样的情况，文革前进的片，在文艺圈和部分政治圈当时就引起了震动。而现在收藏比较大比例是美国电影，简单点说是好莱坞烂片，包括宣传白人至上、殖民者杀人有理等与党的政策相冲突的烂片。而且还有一点也比较费解，即有些商业片的拷贝购买离商业发行的时间比较接近，买来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打打杀杀在国内有有市场，但为降低购买成本，买的是商业发行淘汰的拷贝，上面经常有泰文、捷克文等字幕。再打上中文就是两个字幕。还有原来就有两道字幕的，那文字我也看不懂，比如可能是打着行比较小、比较规整的德语字幕，其上方加了行很粗很糙的中亚某语言的字幕，而后在咱这里再加上中文字幕，半个画面都是字。
 这些收藏和保存的另一个特点是与特权的关系。收藏作品的理由受到拥有特殊权力者的影响，收藏品的观看也非常照顾特殊权力拥有者。比如非常非常高级的干部可以调看。不知内部如何规定，但全国有此权力的只有几十个人。调看，是指某办来电话或来人询问，或直接点名要某部作品，拿到西山或某海里或某台里或某海边的河去观看，事后还回来。领导喜欢的，万一过了好几年还不还，说明下面工作做得好，充分与中央保持一致。
 比如，90年前后办瑞典电影回顾展，由于当时北欧影片有大胆裸露的盛名，干部们预先审查一遍拿出几部有问题的放在一边不公开放映了。某女性国务委员遣秘书前来，专门要求提走那几部不公开放映的，领导要看。鉴于该人级别有限但无法拒绝，回顾展主办方面只能要求尽快归还。

修复的和复制的

 官方的复制努力一直在持续。
电影稀缺年代进口拷贝非常昂贵，有些作品观看需求量比较大，比如当年作为修正主义典型受到全国范围批判、但大部分人在里面看到美好爱情的《第四十一》，大家都想看，都是内部放映，但在各地放了无数场，不是商业发行，也没交苏修版权费。另外一些拷贝进口时质量就已经不太好，经不起很多放映，所以资料馆规律性地将相当一部分拷贝复制，只放复制的拷贝。
中国电影第四代电影人和第五代的前期，看到国外电影的拷贝，绝大部分是翻印的拷贝。其中最大量的是当时的山东电影洗印厂翻制的，使用国产胶片。直到现在大家看到的解放前国产片，绝大部分也是翻印了拷贝、再将翻印的拷贝转磁。
拷贝的复制即翻印工作具有批量性质，成本非常低，所以才不可能在比较好的北京、上海等处洗印厂进行。更很难谈得上色彩调整、对比度调整等增加费用的工艺程序。比如翻印的法国新浪潮影片和部分左翼电影，光影角度来讲，惨不忍睹。与现在的比较，基本可以算是枪碟水平。而且当时部分内部观摩作品配了音，配得很不认真。
 民间的修复和复制工作没听说过很多。主要不是经济原因，而是资料来源毕竟非常单一，几十年异常严格的文化控制使得非官方机构手中不可能保留值得修复的老电影。这很容易反过来这样设想：如果当时上海的影业公司没有全部国营化、全部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各个相对独立的小公司还可能在私人手中保留一点官方渠道看不上的作品。
 修复的工作，近几年大家知道的最著名的是黎民伟的后代，住在香港，从自家角落里找到一部湮没已久的影片，整理后发现是先人1925年拍摄的纪录片，有孙中山演讲等内容。胶片已经粘在一起，修复者几乎是一寸寸地将它整理出来。
 我对此事的评价依然是：这样的事情，放在有所有者私人的手中比放在国家手中更保险。

封存的

 讲已经销毁的让我有点象个遗老孑民。更切中看不见影像这个话题的，是所有仍然存在，但我们现在没有权力观看的资料片。就是冷冻、封存的状态。
 有点象某个古墓，知道挖出来保护不住，所以先不挖了，存在那里。
 但影像资料不是古墓，为什么保存但不能供观看呢？
 我知道的大概有以下几类，这里当然只谈大陆人在大陆拍摄的部分，老外拍的不在此列。
1、拍摄当时就留存为资料的，从来没有打算经过编辑形成作品公开或内部放映。比如毛主席去世当夜当场有官方摄影师奉令将所有前来探望的场面以胶片记录下来，该部分资料绝大部分没有编辑制作出来，后来大家看到的画面大部分是追悼会等场所的，而不是去世当时的。再比如有官方资料拍摄了领导部门讨论刘少奇问题最后表态时举手的顺序，虽然曾有人在刘少奇平反时把这一从未剪接的资料找出来了，但上级不同意使用。
2、政治色彩非常明显的作品，由于政策的改变不再合时宜，因而被冷冻。比如谢晋的《春苗》。
3、 涉及敏感人物。比如旧上海艺名蓝苹的演员演出的作品。
4、国民党政治宣传电影。这部分有的是该党直接制作的，有的是民营公司制作的反映当时现实但涉及到国民党或其军队的，有时比较难定义，比如反映上海四行仓库战役、左翼人士参加制作的《八百壮士》也可定为抗日爱国影片，好象是否封存取决于具体的政治气候或审查领导者的个人判断。
5、日本宣传电影。日本人在侵华期间制作了数量可观的新闻片和宣传片，反映战事、宣传共荣。比如当时的满映拍摄了很多鼓励日本人移民满洲、宣传五族共和（不是孙中山的五族，而是日本人期望的和、韩、汉、满、蒙）、宣传并屯剿匪等内容的纪录片，仅保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就有几十部，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任何人曾经有权力看一下，更有人耸人听闻地跟我说可能解放后就没有允许任何人看过。
6、涉及重大敏感历史阶段或事件或人物的新闻纪录片，随政治波澜起伏，时而封存、时而解冻。比如在90年代初各有关单位（主要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和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均接到指示不允许观看、复制、散播文革期间的一切影像资料。那之前曾经有人复制了一些，后来曾经有中央电视台的人拿着文革资料的录像带奇货可居地卖高价。

 影像记忆，不幸地在目前的时代占据了我们记忆的绝大部分。影视强烈地削弱了我们视觉和听觉之外的记忆能力。克里斯马凯在《亚历山大的坟墓》题头引述前辈的话说：“统治我们的不是过去，而是过去的画面。”
 合理地查询过去的画面是一个民族的正当权力。当然有成本等问题，需要保存、需要有适当的收费方法。但销毁是卑劣的罪恶，封存也只是个无能的权宜之计。封存比较接近现在时髦的词眼：行政不作为。这是渎职的一种。
 谁有权力抹掉一整个民族的记忆？
 好心的人说，他不让看某些资料，也不一定就能把记忆抹掉。
 但我说：对不起，很多记忆就是这样抹掉的，很多人的记忆就是这样抹掉的。
 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我认为我个人再强硬的态度也不过分。
 我不知道哪些部分发布过禁止散布哪些影像记忆的文件，最关键的那几份，比如90年代初规定文革资料的那份，是否可以公布出来让大家看看它规定的具体范围和理由？大家起码有个知情权吧？在有权力正当地观看那些资料之前，能不能先知道不让看的正式理由？以及这些理由是哪些人的具体决定？
 否则，基本等于把整个民族当作一座古墓。

保存的（3）

 在影像资料问题上的“礼失，求诸野”，在大陆本土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里基本是铁板一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缝隙。
 缝隙在海外。不仅有个人、家庭遗产式的资料，而且有其它形式。
 比如一个比较奇怪的形式，就是咱们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慷慨地送给一些国外友人一些电影。比如法国共产党当时一个叫ROGER PIC的人，据说就在历次来华期间获赠中国记录和故事电影拷贝数十部，我拜访他时见到很少一部分。他那部分倒有利用率。从小在北京长大的美国人卡马韩丁的新作、纪录片《早晨八九点种的太阳》依赖的是胶片资料，鉴于不可能从大陆直接得到，大部分可能来自这样散播出去的革命宣传片。
 现在的另一个疑惑，是地下电影的问题。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的当然都是地上电影。虽然去年国产电影据有关官员说80%未能进入影院，虽然我个人知道有的影片连拷贝都没做出来直接做电视版卖电视和碟片版权了，但按道理来讲所有地上电影资料馆还是有一个拷贝的。但地下电影，一个都没有，都在作者自己手中。
 过几年，可能某人要找某部地下电影，连作者本人都找不到了。我知道的一些作品保管条件就很差。该作者可能转地上了不爱理那事了，或者制作质量本来就比较粗糙复制后效果很差。参照敝文《90后禁片史》，《陌生天堂》、《都市天堂》等只有一个拷贝的，〈极度寒冷〉、〈赵先生〉、〈动词变位〉、〈明日天涯〉也都只有个别拷贝。湮没和散失这两个动作并不只在过去发生，今天仍在继续。希望作者们不是唯一保留这些作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