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民日报》看《中国》的拍摄手法

看了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我很惊讶，当时的记者竟然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和如此过硬的专业知识。要不是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和中共的独裁统治，说不定这个记者会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影评家。
让我们一起重温这篇有水平的文章。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
其实安东尼奥尼 这么拍没他说的那么险恶，说句实在的，举国上下都在为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狂欢，各种国家宣传媒介都在报道“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安东尼奥尼再拍这些那也太没水平了吧。真正的记录着要做到的是表现伟大事物的悲哀和表现悲哀事物的伟大。如果表现伟大事物的伟大，那是政府喉舌，御用文人才搞的事，而表现悲哀事物的悲哀，让后人看了也没活头了，总得留点希望吧，即使我们绝望的一塌糊涂。
说句实在话，用很客观的角度看，安东尼奥尼 的视角真是找的准呀，但是估计没人敢这么拍，安东尼奥尼 的尝试给了事实一个说话的机会，给了一个还原真正历史的理由。

“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
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呵呵，是我们先凉裤子人家才拍的，而不是人家让我们把裤子凉上再拍。拍记录片如果忽略了这些细节就和《新闻联播》上用的素材一样了，反映不出事物的整体。在另一部以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文化的电影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没有一个女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天使”，这是观音菩萨说的，当时她和美国唐僧恋爱。衰败的事物与新生的事物相比，衰败的事物才是真正值得记录的，因为它即将永远消失。
天安门这一段安东尼奥尼 把视角给了人民。在我们自己的片子中，人民永远是高层建筑下的蚂蚁，没机会露脸的。注意记者的描述，“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这样拍摄正好可以反映当时国人思想被控制，行动盲目而慌乱的历史真相。这些镜头对我们这些后辈来说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张元也拍过《广场》，他的视角和安东尼奥尼 有些相似。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这正是这部片子剪辑高明的地方。这些镜头的组接直接反映了安东尼奥尼 的人文关怀。想想《天浴》吧，想想《中国农民调查》吧，想想《东庄》吧……把表面没任何情节性联系的镜头接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情节。一根木头不是船，但是把很多没联系的木头凑在一起就可以形成船，这正是电影高明的地方。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
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注意，安东尼奥尼 是怎样表现红色恐怖下的中国“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的。
“猪摇头”镜头的荒谬真是那个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荒谬。观众看到这个镜头会会心一笑，真正熟悉历史的人笑完之后会感到穿透骨髓的悲凉。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这正是拍摄记录片的方法。隐性拍摄往往能捕捉到最真实的瞬间，使得摄像机不骗人。当摄像机暴露在被拍摄者面前时，他必然会受到影响。例如他本来想抠鼻子，但是看到镜头就克制住了。与国家机器对抗也是一个真正的记录工作者要做到的，“政治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拿破仑语）”。关于后面那些他安排社员打假的镜头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