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纪录片的声效语言

    纪录片的第一生命是真实。纪录片的真实性不仅要靠有真实的画面，还要靠有真实的声音。纪录片不仅要重视画面语言的应用，还要重视声效语言的表达。与电影不同，电影有一个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发展过程，而电视的声音是与生俱来的，电视是声音和画面合一的艺术。作为最具电视特性的纪录片当然是“视听并茂”的艺术，其听觉部分当然是不可忽视也不可偏废的，在你感受画面语言带来的冲击力的同时，声效语言元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声音和画面的关系一直是电视纪录片创作过程中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声画关系的争论往往表现在对声音认识偏差,一种是主张以画面为主，声音是画面的补充，它注重的是画面的表现力；而另一种主张是强调解说的作用，解说可以深化画面，表达画面没有办法表达的意义，它注重的是解说词的表意作用。这两种认识应该说各有各的理由，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们都忽视了电视本体特性，声画合一的艺术。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电视界没有ENG，没有现场话筒的音乐加解说加画面的传统专题片创作风格延续了很多年。可以说，是拍摄设备进步使纪录片恢复真实性，纪录原声状态几乎成为一场纪录片创作的革命。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望长城》就是这种原声纪录探索的先驱。《望长城》很注重前期拍摄，打破以往纪录片重画面构图重光线处理的模式，抓住纪实拍摄这个基点，大量采用一机多声源，多机多声源方式，在拍摄现场做文章，抓拍生活中原态的质朴的美，其画面和声音均具有强烈的现场性。
　　声音，作为视听媒介的基本物化元素，与画面一起构成特定的审美时空。电视纪录片中对人物同期采访声的大量运用可以说是突破传统电影纪录片的巨大技术跃进。电视的采录设备为我们提供了同步记录真实声画时空的手段，声音的全方位传播使画面的内涵得到伸延，使人物的情感得到更充分的展现。在《纸殇》的开头，古老的造纸机器发出的音效与多机位的画面同步，让我们感受到原始的造纸技术在现代文明中的那份沉重。
　　目前，各类型的现场声效和人物同期声逐渐取代不必要的冗长解说已成为电视纪录片的新时尚。而穿插在现场纪实画面之间的同期访问谈话，直接向观众叙述，不仅提供了背景材料，发表了议论，又避免了编导的主观介人，使作品更加客观、公正和可信。
　　留心观察，可以发现在纪录片访谈中大量使用的微型无线话筒和吊杆话筒，主持人和被访对象衬衫上别着的微型无线话筒替代了叫人生厌的“棍棒式”大话筒，使每次采访（或人众或人寡）都犹如春天里轻松自然的促膝谈心一般透着生活中真实、浓郁的人情气息。这种无线话筒和吊杆话筒的使用，彻底拆除了摄像机镜头前采访人与采访对象之间无形的墙。采访人不再是生硬的话筒架子，而是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对象。屏幕上的人际交流更加接近生活状态下的自然交流，具有良好的效果。
　　除了同期声的采录，纪录片中利用多轨调音录音技术记录生活背景声、使用数字一体化摄像机的多个声道在闹市区的采访音效记录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声音在作品中的艺术表现力，为观众展开了真实的生活氛围时空。
　　实际上，纪录片中的声音成分相当复杂，它不仅仅只有解说词，它还包括：人物同期声、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它们在作品中经常和画面相互配合、相互作用。
　　人们注意到现在纪录片创作中，解说的声音在减少，创作者已经不是事先写好解说词然后再按解说词拍摄画面了。解说词在片中的比例已经缩小了，有许多是化为同期声和字幕。解说词的写作和“播读”也不再那么张扬创作者的主观感情和态度，而是作为客观的叙述者为观众交代背景、连接内容。所以多数纪录片的画外音解说 “读”出来的感觉不再是“宣传腔”、“播音腔”，而是追求平实的，客观的、冷静的风格。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纪录片通片没有解说词的，我在这里并不是在提倡纪录片通片都不用解说。解说词为听而写，解说词并不是不可以用来表现概念抽象的内容和创作者的主观情感，以及对画面视觉信息起整合作用，但是纪录片的解说词和画面不能够脱离，他们之间不仅仅是一个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且还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关系。在一些政论、历史、文化题材的电视片，如泉州电视台的电视系列片《誓言的回声》、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系列片《中华之门》及文献纪录片《孙中山》等类型的电视纪录片中，对承载了许多信息的画面而言，更应该突出解说词的重要性，因为这类节目本身就是为了说理，表达观点，并影响观众，不说，就达不到目的。但是，就综合的声效语言表现来说，人物同期声、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也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常说传统的专题片“画面声音两张皮”， 传统的专题片不是没有声音，只是它往往是后期播音员配上的解说词和后期配的音乐或者效果声，听起来非常完美，但是完美得不真实。纪录一个人物的生活，听不到这个人的声音、听不到大自然的声音能够说是真实的吗？一个没有声音的人就有可能是哑巴。而全部用“音乐打底”，真实性就大打折扣了。从专题片制作到纪录片创作，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声音”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纪录片的声效语言，同期声也许是最重要也最复杂的。
　　同期声：即在画面中可见其声音来源的声音，或视频和音频同步记录的现场声。同期声实际上包括现场采访的人声（即人物同期声）、现场动物和背景自然音响。
　　我们在拍摄纪录片，摄象机的话筒必须永远开着，哪怕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有些同期声没有派上用场。纪录片运用同期声有什么作用呢？首先，它能够增强现场的真实感，把观众带入纪录片所表现的环境和氛围里去，达到对真实世界的完整复原，其次，它可以增强节目的参与性和可看性，使节目不再是单方面的播音员解说。纪录片《望长城》的纪实魅力就在于大量使用同期声。今天的电视观众早就不满足于看到嘴巴在动没有听到声音的画面，为什么可以让主人翁说的话非要让播音员去说呢。同期声不是背景，同期声也是解说词，是表现人物和事迹的重要手段。
　　纪录片的同期声运用必须尽量在技术上保持声画同步，以获得真实的效果。但是，在编辑纪录片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声音比画面早出现，这就是前延声。还有一种后延声：即画面已经转换仍持续着声源的声音。为了不让同期声过于冗长，增加画面的节奏感和信息量，编辑片子就要注意使用前延声和前延声。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这样一种倾向，人物同期声采访不能滥用，有许多纪录片在重视人物同期声的时候过了头，人头接人头，采访接采访，老让被采访人去说，人物同期声采访用得太长，太多，影响了作为电视本体语言的画面的作用，纪录片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画面，让画面传递信息，让画面自己“说话”，凡是画面能够说清楚的能够表现的，能够让事实说话，让真实镜头表现的，就不要刻意安排同期声采访，实在是画面拍摄不到，无法表现才用人物同期声采访。
　　如孙增田获得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以真实的画面纪录为主，客观而有限的背景解说，通过人物的行动和场景画面纪录，表现了我国北方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一户人家的生活。片中的孟金福是鄂伦春族最后的萨满，每年去森林中打猎、祈祷、敬山神。这个纪录片包涵了现场自然音响、效果音响、音乐和同期声，但这些声音因素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的伴生物，在不同的场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孟金福说，“山上舒服，在家里不行，三天两头就感冒，在外头不感冒。”像这样富有个性的同期声并不多，但却是孟金福自己的话。而在孙增田最近的另一类电视纪录片如《点击黄河》中，主要的叙事是靠片中主人公本人的讲叙完成的，讲叙占了全片很大的比重，其声音信息成为主体，孙增田说，这是讲述历史。片中，由于被采访人物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讲叙自然生动，有实际内容和细节，它仍然能满足电视观众接受信息的需求，从而得到观众的认可。片中人物讲话的画面，虽然有时没有太多的动作和场景变化，缺乏一定的形象性特征，但那被采访者讲话时的表情、体态及讲话内容相互作用，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和讲叙了真实的故事。
　　纪录片的音乐，实际上是后期配上去的，运用得好，当然能够抒情表意，纪录片的音乐绝对不可以一灌到底，因为画面的节奏是变化的，孤立于画面以外的音乐，是没有效果的，或者是反作用的，也会影响作品的真实性的。好的纪录片的音乐是有声源的，即画面上交代出发声体，如纪录片《英和白》有许多音乐不是后期加上去的，而是通过画面上交代出发声体，自然表达出来的，抒发了作品的感情色彩。纪录片的音乐运用要慎重，因为音乐是表现主观的感情，而纪录片是追求客观的真实的。
纪录片声画一体化的复合结构，声音和画面往往并没有哪个更重要或谁补充谁的区别，它们都在表达一种真实的物质存在。例如：画面是田野山村，有狗叫声、流水声或者特定的现场自然音响，这些现场效果声本身并没有补充山村画面在表达意义方面的不足，人们之所以大量运用这些声音，是在利用声音信息的潜在能力，通过声音和画面双重信息的相互作用，创造出一种真实感和现场感。那种传统的音乐垫底，一铺到底的做法，之所以不受同行及观众的认可，也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补充画面的不足，而是因为它忽视了声音传播信息的功能。在《伴》的结尾，画面上再次出现了老人在大清早拄着拐杖去拣猪食，艰难地行走，人们也许会担心，老人快走不动了，她倒下了，那头养了七年的猪也活不了啦，猪要是先死了，老太婆也活不了啦，而这个时候，老人的拐杖发出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响，加剧了人们的担心。
毫无疑问，人们看电视，不仅要“看”，而且要“听”。 
　　在我看来，纪录片的声音效果比画面的拍摄要复杂得多，纪录片的声效语言构成了电视屏幕的“声音形象”，它和画面语言一样，都是纪录片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境中，它的偏重点有所不同而已，有时候是画面语言在发挥作用，有时候是声效语言在发挥作用，纪录片的声效语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