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战争在影像中复活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当社会处于稳定期，受众选择信息的内在驱动力是追求快乐，因此当前新闻娱乐化成为全球性风潮。在中国，纪录片一直是离娱乐较远的节目品种，也从来都不是收视率的宠儿。然而，在今年八、九月的中国荧屏，却兴起了一股纪录片的收视热潮，这就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作的纪录片。

形成这股纪录片风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创作力量的强大和作品的丰富多元，在纪念抗战这里，中国影视传媒形成了全所未有的合力。除了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纪录电影《为了胜利》，这种合力更多地体现在大量抗战题材电视纪录片的同时出现。不仅中央电视台、上海文广集团等有影响的电视机构都拿出了大部头作品，许多省市级电视台也参与了创作，如武汉电视台的《武汉•1938》、云南电视台的《血脉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云南》、张家口电视台的《抗日同盟军记》（与央视合作）等等。除了国内电视台，投资方还有个人与境外媒体。上海文广集团的《去大后方》由爱国华侨杨麟先生全额投资，《穿越历史•遥望未来》由韩国公营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共同投资制作,《警示——记忆中的战争》由中日两国合拍。 

其次是传播途径的增多和传播方式的创新。电影纪录片《为了胜利》不仅在全国各地影院上映，还在众多电视台播出。各电视台制作的抗战纪录片不仅在本省市电视台播出，还与中央台与兄弟台交换播出，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收视互动。传播方式也有一定的创新，如针对国际受众增添了英文版（《去大后方》）、日语版（《对日诉讼》）；如配合纪录片的播放出版相关图书（《抗战》）；如为增强与受众的交流互动，为纪录片增添主题歌和主持人（《去大后方》、《抗战》）。更引人注目的是上海纪实频道系列纪录片《人民的胜利》在播出形式上的全面创新：纪录片影像、演播室访谈、抗日歌曲演唱和抗战诗篇朗诵等等形式融为一体，连续12小时连播。

根据相关收视率调查和专家评议，本次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而创作的纪录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以下我们将对它们的创作特点做某些探究。

再现个人眼中的历史

任何历史都是个体的心灵史，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中，个体价值越来越得到尊重，人们对历史也有了新的看法，通过亲历历史的个体的感受与回忆来折射历史，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重要的历史观。很明显，这个观点对纪录片创作者们是有所影响的。

首先是纪录群体的总体差异化。按照我们的传统做法，战争纪录片的纪录对象就是军人与领袖，而这次，许多创作者有意识地纪录了战争中的其他不同群体。那段历史不仅仅属于军人和政治家，还属于大后方的民众，有工人、科学家、工商企业家，还有知识分子。军人们为保卫国家“寸土寸血”，广大民众也为抗击侵略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去大后方》、《中国李庄》、《为了胜利》）。历史的荣耀不仅仅属于那些战功赫赫的名将名流，还属于那些数目众多的无名英雄，他们沉默的塑像是中华民族最壮丽的史诗（《儿女英雄传》）。与任何历史年代一样，在战争中承受最大苦难的还是老百姓，在近代中国最残酷最艰难的战争中，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形成一种特殊的民生图景（《一个时代的侧影》）。

其次是纪录群体中的不同个体。与以往的抗战纪录片相比，此次纪录片创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客观纪录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抗日，如《抗战》中对凇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的全面展现，《中国远征军》对滇西抗战的描绘。与此相应的，台湾出品的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四版也添加了共产党抗日的内容。而在这种客观全面的纪录中，凸显出来的是无数鲜为人知的个体。不仅滇西抗战中的十几万远征军重新被提起，抗战时期苏联、美国的飞行员也成为被纪录的对象（《血捍长空》、《血脉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云南》）。另外，东北抗日联军的征程第一次被全面展示（《东北抗日联军》），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走进人们的视野（《抗日同盟军记》）。除了军人群体，对普通抗日民众的纪录也有个体差异，上海的民众是怎样抗日的（《人民的胜利》），云南人民又怎样用自己的血肉维护着民族的血脉（《血脉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云南》），当一座座英雄的城市即将沦入敌手，不同城市的民众又做过怎样悲壮地抗争（《英雄城市》）？

历史叙述方式的多元化

在旧有的历史观中，历史由重大事件和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组成。而要最大程度地回到历史现场，需要多重的叙述话语。在这批旨在让战争复活的纪录影像中，我们看到了多元的历史叙述方式。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叙述。承认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成爱国统一战线的形成，推动抗战的进程，受到全国人民拥护与爱戴。这在《抗战》、《驻马太行》等大批作品中都得到准确的体现。

其次是精英话语的叙述。精英话语把历史的视角从政治延伸到文化、商业等各阶层的杰出人物身上，强调社会精英对历史的作用。上海文广集团的《去大后方》以去大后方的一大批科学家、知识分子、工商企业家、文化名人为纪录对象，讲述他们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工业实力，辗转千里冒死抵抗的艰苦历程。纪录电影《为了胜利》的前面部分，真实纪录了各阶层社会精英如何在炮火中抢救民族工业、转移战略物资的过程。由宜宾电视台制作的《中国李庄》，则以文化名人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等在李庄的生活为背景，再现文化精英们在抗战期间为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 

再次是关注社会民生的感性叙述。避开重大事件、精英人物和悲情述说，重大事件仅仅作为叙事的背景，央视《见证》栏目的《一个时代的侧影》从一些琐碎的数据（如菜价、粮价，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等等）和寻常的生活方式（如交通工具、传播媒体、国民教育等等）入手，通过讲述婚俗、殡葬、舞女的生活开支等平凡小事，再现抗战时期普通百姓的生活，在感性的民生图景中复原那段历史。这种通过社会史、生活史、民间史来叙述历史的方式，是历史的另一种真实，看似简单琐碎，实质深刻巧妙。

纪录视角的延伸与理性反省的自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对历史的书写与叙述都是以现实社会为参照系的。毫无疑问，纪念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智慧，为今天提供借鉴。

对中华民族而言，八年抗战是一场梦魇，是她在近代所蒙受的最为深重的灾难。回首那段痛苦的历史，那令人发指的罪恶和难以想象的苦难，常常让我们热血上涌。即使是到了今天，面对这位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还是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然而，这场灾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个民族为什么要那样做？他们又为什么不肯承认那段历史？

与以往的抗战纪录影像不同的是，创作者们把纪录的视角延伸到了日本这个民族。在这些纪录片中，不仅有受害者对罪恶的控诉，还有加害者对战争的述说（《警示——记忆中的战争》）；不仅有受侵略国被战火焚烧的残垣焦土，还有侵略国天皇家乡的“八纮一宇”塔（《为了胜利》）。而在《对日诉讼》里，我们不仅第一次见到了日本人在镜头前对此侃侃而谈，听到了现代日本人对历史和现状的真实想法，而且对日本律师与民间团体资助中国劳工状告日本政府的举动进行了描述。

历史只有在被置于特定的背景环境与社会关系中时才有意义，忽视历史主体的任何一方，割裂任何一条当时的社会关系，都有可能让我们无法认清历史。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民族苦难，凝聚民族精神，更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走进那段历史，进行反思。如果历史可以复活，我们要环顾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要看看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在那段历史坐标中的位置。然后反省，理性地分析那场灾难发生的原因，以防历史重演。

在这批为纪念而创作的纪录片中，这种历史反省的意识走向高度自觉。除了从日本民族的视角出发的纪录外，创作者们还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来揭示战争的根源。有的运用影像蒙太奇，将这种根源表述为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与近代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为了胜利》）；有的用访谈与解说的形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理性分析，军国主义怎样把人变成魔鬼，军国主义的取向是什么，它对国民是怎么教育的（《对日诉讼》第四集）。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影像中流露的历史反省意识意义非凡，它让我们从痛苦和愤怒中平静下来，正视那段有着复杂深刻之背景的历史，并且启发我们，在现在和将来，要怎样发展自己，怎样看待和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