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生只有一个“甲壳虫”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同学里有个音乐学院老师的子弟,他在我们实习期间贡献出一盒“甲壳虫”磁带,这就是我第一次听“甲壳虫”。那晚破烂的寝室散发的蜡烛光,我一直记得。那晚的美丽不只是因为那句“HeyJude”延长了无数遍,也不只是因为我们对一切终将烟消云散而全然不知。
中国内地较大规模接触到“甲壳虫”音乐差不多就在此时,1986年,一本《
摇滚乐和恋爱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的禁果,摇滚曾经是非常苦涩的,却往往撒在爱的萌芽的创口上。我们懵懵懂懂地浪费着青春,“甲壳虫”是最好的陪伴者,他们的朝气蓬勃拉长了我们和世俗生活的距离,以至于我们离开校园后摔得不轻。其实,成长的代价就是等待打击。这种打击越沉重,越意味着梦做得长久。
年轻人的武器只有梦幻,现在回想起来,生长在“甲壳虫”而不是“大门”的土壤里,是很幸运的一件事。因为“甲壳虫”传授给人的是幻想,“大门”音乐的本质只有毁灭。而在中国,“大门”的流传晚上了几年。
说实话,我们那代乐迷一开始是神话了列侬的,尤其是在1980年的罪恶子弹射向他后。何况,我们当年零零碎碎接触到的“甲壳虫”歌曲都是全盛时代的那些,而诀别专辑《
曾经想象过一幕,我们这代人如何在实践了梦想后,白发苍苍,手挽着手高歌一曲“甲壳虫”,想好是《
人生真正懂得去挣扎的岁月并不多,而我是把10年的时间交给了电波。当我曾经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解说着从“甲壳虫”到“音速青年”的西方摇滚史,一定点燃过和我一样曾经懵懂过活的人,现在分析去做电台的潜意识,是80年代那段大学生活被分割后的———一次冲撞,也就是“甲壳虫”布下的理想主义的毒。我一直不认为我这样的人是叛逆的,我们至多是过度迷惘者。依稀记得来自电波另一边的回流,都是沉重异常的口气,再次提起,是因为这种沉重永别了。
去年,在“甲壳虫”的祖国看到了两个半小时的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