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电影批评

所谓“开放”，是说批评者的视野要开放，要与社会同步。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进行比较大幅度的重新整合，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状态逐渐走向开放的过程中，许多观念、意识正在发生某些根本的变化，一些在过去看来是十分正常的事情，放到现在来看，就成了值得重新推敲的对象。我用一个词——“变动中的公众视野”来称呼这种重整的状态，一个批评家的视野便要与这种“变动中的公众视野”相吻合。实际上，这个维度不仅适合电影评论者，而且适合影视制作者本身。

 

比如对待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个人隐私、暴力、女性、皇帝的权力等等，包括什么是美、什么是道德，比较以前都有了变化。这不是说，我们的影视作品一定要表现这些新的认识，而是说制作者起码要有所了解，作为底线接受下来，不要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犯错误，与时俱退而引发众怒。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虐猫的消息，愤怒的网友对于用一双高跟鞋踩死一只猫，称“他们在挑战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个“底线”就是变动而来的，若干年前人们不会将弄死一只猫看作自己的底线。那么我们的影视作品也要做到不去触怒人们已经变动了的底线，不要去踩地雷。这几年人们争论比较大的作品，比如《英雄》，在某种程度上便是踩了底线，大多数批评的方向是一致的，即称这部电影为暴君唱赞歌，为强权制造歪理。这就是今天人们的认识。我在某处读到张艺谋说《英雄》少拍了一个镜头，因而引起误解，这实际上是对于诸多批评的一个回应，当然事情没有如此简单。

 

 

前些日子我在《新京报》上又读到张艺谋谈及他所要导演的歌剧《秦始皇》，称这是一部关于“秦始皇如何去寻找自己的价值定位，他得到了一些东西，但他也成为孤家寡人”。这个理解比较《英雄》已经作出了某些调整，但是仍然有问题。一个取得成功的人得到了一些东西，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这是电影《公民凯恩》的主题，但这里的主角身份完全不一样。秦始皇一心一意想要创建的“功绩”，是建立在人民血流成河的基础之上，是以牺牲成千上万普通人们生命为代价的；比起后者来，秦始皇作为个人的人性处境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同样，这种说法也是陈凯歌《荆轲刺秦》这部影片的主题。观众对这部影片反映比较冷淡，他们或许在想：至高无上的皇帝你要是愿意的话，都可以杀了我，为什么还要我理解你人性的“难处”？这样不是很别扭嘛。千方百计为暴君计、为皇上着想，这种思路比较成问题。

我的朋友沈睿（旅居美国的诗人、学者）曾经对于电影《手机》作过十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这部影片肯定了不该肯定的人物严守一，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人有什么优点，一个谎话连篇的人居然左一个、右一个地赢得女性的爱情，有人愿意为他生孩子，有人愿意与他光做爱，看不出他拿什么吸引人家呀。这位接受过系统女性主义训练的学者最终得出结论，“这部电影反映的，说到底，是厌女症（misogyny）社会男人的性幻想。”她说得尖锐了一些，但这些话是可以听一听的。

 

我本人看这部电影时，也不只一次因为某些不可理解的细节一再受干扰。那个戏剧学院的老师沈雪，夜间去查铺，拿着手电筒对着学生的眼睛晃来晃去，这个镜头很有侵略性，比较不尊重人权。还有作为妻子的沈雪不止一次地偷看丈夫的手机纪录。严守一搞外遇固然不对，但是手机短信属于严守一的隐私领域，侵犯他人隐私所犯的错误，比搞外遇还要严重，至少同样严重。这类现象在生活中肯定是大量存在的，但是若搬到电影中来，就要有所处理，有所评价，从中引发讨论或者造成新的情节转折，而不是照搬。

 

我的一个较早到美国改行学计算机的大学同学告诉我，说她看不懂《手机》，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原因。比较起其他许多导演来，冯小刚更多触及了现实生活的题材，他的这两部作品《手机》、《天下无贼》都涉及了在复杂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所遇到的困惑和挣扎，可以说他是最具现代生活意识的导演，只是他处理问题的途径太值得商榷，将手机扔到火中也好，给傻根制造一个天下无事的幻觉也好，都是期待一种温馨安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这都是反现代性的。

 

电影作为一种“时尚”的产品，它不该落在观众的后面，最好走在观众的前面；不仅要吸纳变动中的公众的视野，而且还要去参与这种变动，主动令观众习惯中的期待视野发生变化。我最近看了一部97年摄制的挪威影片《失眠者》，斯特兰"斯卡加德主演，很喜欢。一个年轻女孩被杀死，挪威警方从瑞典“借”来了一个本领高强的警官协助破案。但是很快，影片又多了一个发展方向，这个瑞典警官在追捕疑犯的过程中，于满天浓雾中开枪误杀自己的同行。而他在汇报事情的经过时，他的上司将同行的死去说成是疑犯所为，于是这位警官顺水推舟、将错就错，开始隐瞒自己的过失。狡猾的疑犯看穿了警官的弱点，便一步步引他上自己的圈套。甚至有一度疑犯与警官联手合作，企图将枪杀同行的罪过转嫁到另一名小伙子身上。在影片进一步的进展中，这位警官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像疑犯本人，见到年轻女孩子他同样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欲。包括失手杀死同行的做法，疑犯声称杀死那个女孩也只是个“意外”。一个是追捕者，一个是追捕对象，这两个人变得越来越相象，在人性上没有太大区别，“难兄难弟”而已。这个警官形象的塑造，打破了一般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对于警官代表正义的“光洁无暇”的定型处理，这个眼光比较厉害，也很新颖，它在观众面前打开了新的视界，调整了观众原先所处的位置。

 

多年来我有一个观察，就是许多电影制作者比较轻视理论和评论，认为搞理论的人只是“空谈”。这种风气长期造成的后果姑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实际上，做电影的人也是“空做”——电影制作者所面对的永远只是幻影，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电影人不会真正地弄出一条街道，他们只会弄出一条街道的布景。那么观众凭什么要被那些幻影吸引住呢？如果你不关心他所关心的问题，不是比他聪明一点而是笨一点，不是走在他前面一步而是落后一步，那他为什么要放下实际的世界而进到你的幻象世界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