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不在的迫害和歧视

《我们的音乐》,无处不在的迫害和歧视

     埃利阿斯.桑巴（Elias Sanbar）1947年生于海法，历史学家，后来分别在黎巴嫩、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讲学。1981年，他创办并主编了《巴勒斯坦人研究》杂志，他参加了在华盛顿的双边协商，并在有关难民问题的多边协商中主持巴勒斯坦委员会。
　　
　　著作有：
　　1.《驱逐处境，1948的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研究》，1984）
　　2．《百年的巴勒斯坦人》（Gallimard《发现》，1994）
　　3．《巴勒斯坦，归来的国度》（Oliver编辑，1996）
　　4．《缺席的正确》（《南方一幕》，2001）
　　
　　戈达尔在2004年的作品《我们的音乐》里，开篇就注明此片献给埃利阿斯.桑巴（Elias Sanbar）。或许《我们的音乐》的拍摄初衷和最终成型除了来自于戈达尔在萨拉热窝的经历（见大旗虎皮译的Alain Bergala《戈达尔在萨拉热窝》），也来自一场与埃利阿斯.桑巴在Havre火山国家公园的对话。在这次于公众面前的对话中，两人深度讨论了关于影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反视野、想象以及纪录片等众多话题。
　　
　　其实，作为左派的戈达尔，早在1968年从传统电影体制撤出来后，就以同情心关注着巴勒斯坦问题。他的吉加.维尔托夫小组在1970年于约旦实地拍摄关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直至胜利》，后来因为客观历史事件而被迫放弃。而这部未能露面的电影也成为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电影试验的高峰。接下来的1974年，他与玛丽.密耶维尔在他们位于格勒诺勃城的声影制作室（Sonimage）完成了《此处和彼处》。
　　
　　援引戈林.麦凯波在《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一书中所述：这部影片包含了《直至胜利》一片的部分片段，以及有关当代法国社会的影像。戈达尔将两者排列组合在一起，是想捕捉巴勒斯坦革命（彼处）和法国消费社会（此处）两者之间的差距。连接此处“和”彼处的这个连接助词“和”才是本片探索的焦点所在：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存在（法国）与那里的斗争（巴勒斯坦）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个电影工作者又如何创造出能够衔接二者的声音和影像呢？
　　
　　戈达尔作品内，艺术家对这种关系的探讨超越关系本身，独立于政治，体现着艺术的自律。
　　
　　在《我们的音乐》里，戈达尔将“此处和彼处”的这种“差距”上升表现成如他所说的“无处不在的迫害和歧视”。为此，导演将时间轴剪了两刀，过去留在地狱，现在就是炼狱，未来献给天堂。这三段体的影像以各种样式展现着“迫害和歧视”。
　　
　　地狱篇：
　　散乱的静态图像表现着人类战争和杀戮场面，伴随着挪威当代钢琴大师凯蒂.毕卓斯坦(Ketil Bjornstad)的演奏，剪辑进一幕幕战争电影场面。随着钢琴加速，战争场面也随之加剧。一个女声偶尔地阐述着一些点缀其间的观点，如“让我们原谅那些曾经对抗我们的人，原谅过后彼此没有分别”，“我们能以两种方式看待死亡，可能中的不可能，不可能中的可能”。这是一本沾满鲜血的历史书，内战、屠杀、种族灭绝充斥字里行间。纪录片更以侵犯性的镜头摄取和书写了这千万年来的残酷。“在寓言的年代，出现众多为了灭绝而武装的人类”，这是地狱篇的题头词。
　　
　　炼狱篇：
　　戈达尔来到内战后的萨拉热窝给学生讲授关于图像与文本，身旁的海报写着“书中的欧洲人相逢”。在机场他与一个埃及籍的以色列年轻人聊起，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出生埃及中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接受天主教教育，关注贫穷，因反抗王权入狱一年半，他的母亲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年轻人很小就离开以色列，到法国并适应了那的生活，虽然后来回以色列参军，但文化上已经完整认同了法国，掌握多种语言的他这次到萨拉热窝是为一个文学交流进行翻译。在此，戈达尔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法国的包容能力？还是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免疫于“迫害和歧视”的个体？
　　在萨拉热窝的许多场景，人物产生很多有意思的对话。在Mr.Goytisolo要进行“书写森林”的演讲前，戈达尔的女秘书问起：“为什么革命不会产生于人道主义者？”
　　戈达尔先回答：“因为人道主义者不搞革命，他们搞图书馆。”
　　Mr.Goytisolo附和道：“还有墓园”。
　　贯穿炼狱与天堂故事的女孩Olga是个操着俄罗斯口音的法籍犹太人，她被问及：“为什么来到萨拉热窝？”
　　她说“因为巴勒斯坦，我来自特拉维夫，想看看地球上是否有地方人们能协调相处。”
　　女孩Olga通过各种采访和学术交流活动，渴望获得对于人们怎能协调相处的答案。学者谈及作为隐喻的巴勒斯坦，“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出名？”答案是：“因为我们的敌人是以色列人，大家感兴趣的是您，而不是我。”
　　另一教授在课堂上通过投影讲述：“以色列人渡海被好莱屋拍成剧情片，巴勒斯坦人渡海则拍成纪录片；以色列人渡海的影像不外乎摩西带他们渡红海充满神话色彩，而巴勒斯坦人渡海则呈现伤亡遍野的画面。”
　　Olga带着这种似乎是无法摆脱的宿命地痛苦最终走了极端。年轻的以色列翻译打电话给花园里劳作的戈达尔，说起这个悲剧的结局：Olga在耶路撒冷进行了一次自杀性人质劫持事件，她在问遍是否有以色列人愿和她为和平一起死去后，绝望地放走所有人质，并被狙击手打死，在她包里，发现的仅仅只有书本。
　　在篇幅最大的这个段落里还引入了另一被“迫害和歧视”的对象－被现代文明灭绝的印第安人，他们在被炮火毁坏的萨拉热窝老教堂里陈述自我，并在白人朗诵书本时，夺走并焚毁书籍。
　　在讲授“影像与文本”的戈达尔告诉学生们图像是确定的，而现实是不确定的。并又弄出一电影原则的观点：朝向光亮并用之照亮我们的夜晚，我们的音乐。
　　戈达尔在炼狱篇里延续着自己颠覆声音与影像正确关系的试验，这个发生在当代萨拉热窝戈达尔严重的终生像更应该是一部纪录片，即用影像来肯定声音所阐述的真相，可他却继续坚持用不对位的声画来打破影音固定关系，从中才带出对政治问题的关切。
　　
　　天堂篇：
　　被狙击手打死的Olga来到一个陌生美丽的异域，疑惑的自语：“有两个人并肩走着，我就在她身旁，我从没见过她，却认出了自己，这像副画卷，而它那么遥远……”这个遥远的图景或许对应于炼狱篇中另一个年代的萨拉热窝桥畔。在这个陌生的异域中充斥着的只有溪流、河滩、钓鱼的美国黑人大兵以及幸福玩耍的家庭，守护着这个和谐图景的是美国士兵。草地上，一男子在读着一本《没有回程的街道》（Street of No Return），这里毫无疑问就是天堂，美国人守卫保护的天堂。在河畔树下，Olga与一男子同吃一只苹果，天堂就是人们的伊甸园？“这是晴朗美好的一天，你能一望无际地远眺，但不及Olga所去之远”
　　天堂充满着和谐，这个段落的声画也是完整对位的，它恢复了之前混乱的秩序。75高寿的戈达尔以悲观的浪漫主义讽喻着美国人维持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