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不同的现实
2006-12-16 1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弋弋 感谢
fanhallfilm 的投递
贾樟柯:电影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不同的现实
香港很多电影院都有一张内地没有见过的《满城尽带黄金甲 》海报。巨大的周杰伦脸孔,蒙着绣有金菊图案的面纱,眼神摄人地盯着来往的观众。上个月《三峡好人 》在香港首映时,贾樟柯就要经过这张海报走上《三峡好人 》的放映厅。当时我建议他在这张海报前留影,他笑了笑说:“还是算了吧。”
虽然在今天的电影院和街头,你都不太看得到《三峡好人 》的灯箱广告和海报,但是其实前天,《三峡好人 》已经和《黄金甲 》同时上映。《黄金甲 》是创下2.5亿和1.5亿票房神话的张艺谋的作品,演员是巩俐、周润发、周杰伦。《三峡好人 》是只在国内上映过一部票房150万元电影的贾樟柯作品,主角是曾经的煤矿工人韩三明和贾樟柯御用的女演员赵涛。
虽然对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影片用这样的对比性介绍不太公平,但必须承认,这是目前大部分中国媒体惯用的写法和思路,也是贾樟柯总要面对的问题。
贾樟柯拿了威尼斯的金狮,是第六代导演中第一个拿到国际最高荣誉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在国内电影市场上获得足够的重视。有人直接问他:“你的电影给谁看?电影里那些人买得起50块钱一张电影票吗?”
在贺岁档上映,或许错误,但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部电影选择和《黄金甲 》同一天上映,这个决定是怎么产生的?你觉得影院会有多少厅多少时间段来放《三峡好人 》?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尊重发行方的选择,对我来说,这其实无所谓。今年放明年放都无所谓(《三峡好人 》全部成本已从海外回收——记者注)。到电影院里来看我电影的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会比《世界 》(贾樟柯前一部影片)多。(信心来自何处?)来自我们的努力。上次《世界 》的发行过程中,电影院系统的人,他们对整个中国电影情况的了解不比我们少,他们的热情也不比我们少。问题就在于有很多实际困难:一批新的影城,占中国电影城95%,建起来最多不过5年,成本完全没有拿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影厅变成一厅(指多厅影院所有厅放映同一部电影)我是完全理解的,这是一个投资行为,迅速回收资本是任何投资方的希望。我在成都、深圳,包括在北京,都觉得他们非常愿意帮国产电影这样的忙。所以我要多给一些信心院方,多给一些推动他们。或许这是个完全错误的档期选择,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真的不是钱的问题,是观点问题。和《黄金甲 》、《伤城 》一起发声,这种发行模式本身就是一个观点,哪怕在商业上会非常失败。
南都:《世界 》的发行是你们自己做的,给你的感受是什么?跟你现在交出去做,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贾:做《世界 》时觉得很新奇,到首映时还搞不清楚整个体制是怎么样的,通过发行《世界 》我才明白每个地区的情况,院线情况,发行情况,媒体系统。现在我们交出去做,控制力会更高,出现什么问题,知道应该怎样去做选择。
我的电影,可以帮到在困境中生活的人
南都:有人说既然你的电影可以在海外完成投资和回收,那在国内上不上映无所谓。你怎么看?
贾:金钱上无所谓,但还是有观看人数的问题。还是多一点人看好。
南都:如果说和你说同一母语的人很少去看你的电影,是怎样一种情况?
贾:全世界的观众都是观众。
南都:我听说电影在香港上映时,有香港记者一直问你,你电影里的主角会去看你的电影吗?
贾:或许不会——这不是问题!根本就不是。我电影里的主角们要劳动,一天到晚才赚30块钱,你让他们拿50块钱去电影院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花50块钱来看电影,来看他的生活。我当然欢迎他们来看,但我会用其他方式——就像我的《世界 》,商业发行完了以后,我们去到工地为建筑工人放,去县城里露天放映,甚至去大学做免费放映。那一部分人生活在乡村、县城,那些地方没有电影院,十年二十年前或许还有,现在已经变成了证券所,卖股票的地方。
那个香港记者后来说,那谁在看你的电影?你的电影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吗?他们需要吗?他们已经知道了怎样去看自己的生活。我马上告诉她,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首先,我并不是想让矿工来认识他们的生活,我是想让我们自己来认识。我们太无知了,太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了。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时间长了就会认为这是唯一的现实。电影能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不同的现实。就像我在香港,看见很多老伯睡在街上、纸箱子上,那现实就在身边,但其实是我们已经忘记去看了,或者说已经习惯了。最主要的不是让睡在纸箱上的老伯去看他自己,而是我们这些路人为什么那么麻木?一个人的压力可能会觉得是自身的压力,但他通过电影可以看到什么是全世界的。
南都:可能她的观点是认为你的电影没有帮到那些真正在困境里的人。
贾:可以帮到。我举个例子,譬如说30年前,女性的意识、女性的地位在中国是没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为什么?八十年代有很多电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然后有人问,电影做过能怎样?我可以答,它就能变成一个公共认识。像谢飞导演《香魂女 》,他通过艺术把问题变成一个公共意识。比如说同性恋问题,5年前,你不能想象中国的媒体能讨论同性恋,但为什么现在开始可以了?首先是意识,李安拍的《喜宴 》、王小波和李银河写的著作、张元的《东宫西宫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意识作用!你要是单靠一部电影、一个导演,什么都做不了。但文化是一个大家一起做的东西,我一直不相信个人的能力,但是我相信文化的能力。它可以改变一切,改变非常多的东西。比如说在我拍《小武 》之前,基本上整个社会都没有意识到有一个阶层是弱势阶层,但后来有很多这样的电影,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的不平衡,明白中国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异,地区发展的差异,每个人的现实不一样。你看我的纪录片《东 》,我很喜欢里面男主角刘小东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说我个人能干什么?一个艺术家,他这样生活着,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但是我通过我的工作把我的观点讲出来,通过我的工作把我对他们的尊敬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会带来全社会对这样一种生存条件下的人的关心。”
大片,是资本的崇拜和泡沫
南都:这种怀疑可能不仅是针对《三峡好人 》,而是针对整个你们这代导演。
贾:对。这种疑问是中国媒体对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的一种怀疑。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收不了钱啊,你们只能卖一百来万啊,那你们还拍来干什么?那就错了。从2000年以后,中国一直在做所谓电影工业的建设,逐渐就形成了一种资本的崇拜。我拍一两千万,明年再拍四千万,后年拍四亿五亿,一直飙升,再来比票房是多少。他们让整个社会认为这就是价值。但如果你从有一点经济学的头脑,从中国整个经济、国民收入来看,其实大片的模式是一个泡沫,因为它跟中国的国力不相符。有一种论调说“大片救国”,我问,如果一年只生产三四部大片,怎么能建立起这个工业呢?大片本身的这种投入跟整个国民收入水平相比,是一种膨胀,太膨胀了!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这里面有个问题,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怎么坚信电影作为文化的一种价值?其实很简单。所有东西我们都看历史,往回看。1984年,陈凯歌拍第一部电影《黄土地 》,全国只有一到两个拷贝,意味着只有一两个省份买了一个拷贝去看。同一时代,上海电影制片厂生产了一部电影叫《喜盈门 》,那时两毛钱一张电影票,全国的票房是一亿多元!二十年、三十年过了后,我们看哪一部电影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民的生活,对开拓中国人自由,起到的作用更多?观看人数多就说明电影有社会影响力吗?不能靠人数来鉴定一部电影的能力,而要看这部电影能够真正发挥什么样的文化作用。
南都:第五代导演目前仍然在国内带动着大部分票房,你觉得他们同时也带动整个中国的电影文化吗?
贾:现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里,没有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同时,几乎所有中国年轻导演一直在强调自我意识、自我观察。但这种理念会产生很多误解,很多人看到我们的电影会觉得陌生,说导演很自恋。我觉得民众是有问题的,他们已经被驯化了,不适应其他影片了,不适应有民主精神、现代意识的表达了。这几年,所有卖座的影片,都有法西斯性、强者意识在里面,但公众很追捧。从艺术的角度看,经久不衰的东西都是一个时代里面个人的表达,是珍贵的记忆和声音。
建立中国人的叙述是重要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承担这个工作的一直是年轻导演。今天拍商业大片的那些人,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他们其实已经不承担这个责任了,但是社会还不承认。这是不公平的。比如《
香港很多电影院都有一张内地没有见过的《
虽然在今天的电影院和街头,你都不太看得到《
虽然对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影片用这样的对比性介绍不太公平,但必须承认,这是目前大部分中国媒体惯用的写法和思路,也是贾樟柯总要面对的问题。
贾樟柯拿了威尼斯的金狮,是第六代导演中第一个拿到国际最高荣誉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在国内电影市场上获得足够的重视。有人直接问他:“你的电影给谁看?电影里那些人买得起50块钱一张电影票吗?”
在贺岁档上映,或许错误,但非常好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这部电影选择和《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我尊重发行方的选择,对我来说,这其实无所谓。今年放明年放都无所谓(《
南都:《
贾:做《
我的电影,可以帮到在困境中生活的人
南都:有人说既然你的电影可以在海外完成投资和回收,那在国内上不上映无所谓。你怎么看?
贾:金钱上无所谓,但还是有观看人数的问题。还是多一点人看好。
南都:如果说和你说同一母语的人很少去看你的电影,是怎样一种情况?
贾:全世界的观众都是观众。
南都:我听说电影在香港上映时,有香港记者一直问你,你电影里的主角会去看你的电影吗?
贾:或许不会——这不是问题!根本就不是。我电影里的主角们要劳动,一天到晚才赚30块钱,你让他们拿50块钱去电影院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花50块钱来看电影,来看他的生活。我当然欢迎他们来看,但我会用其他方式——就像我的《
那个香港记者后来说,那谁在看你的电影?你的电影是给知识分子看的吗?他们需要吗?他们已经知道了怎样去看自己的生活。我马上告诉她,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首先,我并不是想让矿工来认识他们的生活,我是想让我们自己来认识。我们太无知了,太局限在自己的世界里了。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时间长了就会认为这是唯一的现实。电影能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大家不同的现实。就像我在香港,看见很多老伯睡在街上、纸箱子上,那现实就在身边,但其实是我们已经忘记去看了,或者说已经习惯了。最主要的不是让睡在纸箱上的老伯去看他自己,而是我们这些路人为什么那么麻木?一个人的压力可能会觉得是自身的压力,但他通过电影可以看到什么是全世界的。
南都:可能她的观点是认为你的电影没有帮到那些真正在困境里的人。
贾:可以帮到。我举个例子,譬如说30年前,女性的意识、女性的地位在中国是没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为什么?八十年代有很多电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然后有人问,电影做过能怎样?我可以答,它就能变成一个公共认识。像谢飞导演《
大片,是资本的崇拜和泡沫
南都:这种怀疑可能不仅是针对《
贾:对。这种疑问是中国媒体对艺术电影、独立电影的一种怀疑。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收不了钱啊,你们只能卖一百来万啊,那你们还拍来干什么?那就错了。从2000年以后,中国一直在做所谓电影工业的建设,逐渐就形成了一种资本的崇拜。我拍一两千万,明年再拍四千万,后年拍四亿五亿,一直飙升,再来比票房是多少。他们让整个社会认为这就是价值。但如果你从有一点经济学的头脑,从中国整个经济、国民收入来看,其实大片的模式是一个泡沫,因为它跟中国的国力不相符。有一种论调说“大片救国”,我问,如果一年只生产三四部大片,怎么能建立起这个工业呢?大片本身的这种投入跟整个国民收入水平相比,是一种膨胀,太膨胀了!根本不需要这么多。
这里面有个问题,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怎么坚信电影作为文化的一种价值?其实很简单。所有东西我们都看历史,往回看。1984年,陈凯歌拍第一部电影《
南都:第五代导演目前仍然在国内带动着大部分票房,你觉得他们同时也带动整个中国的电影文化吗?
贾:现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里,没有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同时,几乎所有中国年轻导演一直在强调自我意识、自我观察。但这种理念会产生很多误解,很多人看到我们的电影会觉得陌生,说导演很自恋。我觉得民众是有问题的,他们已经被驯化了,不适应其他影片了,不适应有民主精神、现代意识的表达了。这几年,所有卖座的影片,都有法西斯性、强者意识在里面,但公众很追捧。从艺术的角度看,经久不衰的东西都是一个时代里面个人的表达,是珍贵的记忆和声音。
建立中国人的叙述是重要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承担这个工作的一直是年轻导演。今天拍商业大片的那些人,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精英,他们其实已经不承担这个责任了,但是社会还不承认。这是不公平的。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