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应亮专访
ArtWorld:徐云寻父的故事和洪水即将席卷城市的故事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城市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交错在一起,大水不可避免地到来,人也无法避免经历成长的阵痛,让我想起一句话——你的伤口先你而存在,你来到世间不过为了找到它。你如何放置这么一个人和城市之间的命运交错?应亮:就是这样一种宿命的感觉,谢谢你对片子有如此细致的观察和理解!这是一个悲观而宿命的故事,甚至包括成长以后的出路在哪里,也是不知道的,我本人的观点就是如此。所以,叙事是圆形的,徐云在片尾变成了片头里的某一个人。我希望城市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不仅仅是徐云一个人的命运)在我的片子里是一种“互文”的关系,也就是可以相互解释的,而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被吞没。城市的命运,我基本是用声音来叙述的,因为观众习惯认为声音是相对次要的,这样就能形成一条暗线,也是一种暗示。《
ArtWorld:在剧情上,你选择一个江湖气息的“老大”和一个警察作为让少年成长的帮助者,为什么是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身份?这两个人,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规范,而少年最后在车上的那一段抓贼的段落显示他学到了更多前者的人生哲学?应亮:这两个人都是徐云生命成长当中的“父亲”。人在成长的十字路口有可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选择,刀疤和警察就是这样两种对立的选择。刀疤引领的是比较“坚强”的路线,他有句台词:“不要脸的怕不要命的。”刀疤就是“不要命的”。而警察代表的是制度和规范,活得比较窝囊,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还是以为他有能力保护别人和自己。这两种人生哲学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在这个片子里也说得比较明确。而徐云最终选择的是前者,那代表的是我个人的倾向:刀疤至少活得比警察自在,有能力保护自己。
ArtWorld:尽管之前的剧情有所暗示,但当看到你处理父子相会的那段情节,冲击还是很大,这样一种爆发方式建立在带有记录美学色彩的叙事上,显得很重,但却意外收获到一种近乎写意的效果。为什么要采用那样一种方式带父亲回家?是否这样的表达方式才能正确、完整而强有力地传达出你的感受来?应亮:因为我一开始就不希望它单纯的是一个写实的故事,而是想在故事背后隐藏一些意义和体现一些价值。所以,我一直在前面的叙事当中做这种努力和准备。关于结局的拍摄是这样的:我原本是写过其他几种结局的,比如父子团聚,或者互不相认等等。但是,我故意把结局的拍摄时间放在了最后。这样,就可以通过对其他情节的拍摄,让我更清楚什么样的场面更适合我的这部电影和我的观点。而当我们终于拍摄到结尾的时候,我发现,只有现在这样的表达方式才能正确、完整而强有力地传达出我的感受来了。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主观的故事。
ArtWorld:最后采用一段黑白的纪录镜头,然后到徐云回到故乡,在树下站起来又转成彩色,这样的画面处理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应亮:我设置这样一段黑白的画面,是想说,徐云过去的青春岁月都被“吞没”了,他的有色彩的生活已经走到尽头了,天真的时光就如同洪水“清洗”过这座城市一样,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最后两个镜头由从黑白再变回到彩色,那可能就是一种缅怀和纪念了,同时也可能代表一种新生吧。这个还是我个人的解释,不足为答案。
ArtWorld:成本控制在3万元内,但是特地花300块钱制作了一块大广告牌,在电影里确实引人注目,但也仅是一走而过,这是为什么?应亮:这个牌子花了500块。花钱多少和在片子里出现的时间长短不能有什么比例的,哈哈,能起到效果就算达到目的了。首先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能直观体现这个城市商业感的场景。但是,我们很费心地找了一下,发现很多具有标志性的造型并不太适合被拍摄;而且我们的制片条件非常差,不可能在人很多的街道上去拍摄。于是就狠一狠心,花了这么一大笔钱做了一个广告牌:长5米多、高3米多。拍摄是在一块空地上进行的,观众听到的马路上喧闹声,是我后期混录上去的。
ArtWorld:采用什么型号的DV?你在拍摄这部长片之前拍过11部不同类型的短片,在之前积累拍摄技巧方面,在拍摄这第一部长片的时候,哪些你认为最重要?应亮:我用的是SONY-VX2000E,是借来的。我曾经拍摄过11部录像短片,使用过各种家用摄像机,有VHS的,有Hi8的,有Digital8的,也有单ccd的MiniDV。我非常喜欢这种廉价的、个人化的设备,它让我一个人就能掌握一部影片的“全局”。我非常非常认同周传基老先生一直提倡的“个人电影”的概念,这个概念和“独立电影”是有质的区别的。“独立电影”还是属于“受制于人”的电影,要受制于投资人,受制于笨重的工业技术,受制于外部的制片和发行环境等等;而在“个人电影时代”,软硬件都掌握在个人的手中,DV和个人电脑把制作成本降到很低很低的限度,拍什么和怎么拍完全由个人决定,拍完以后给不给人看,给谁看也完全由你自己决定,因为你自己已经负担了所有的成本。艺术电影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摄影机变成一支笔(也有可能是键盘,呵呵),我想,这应该是所有真正热爱电影的人的梦想。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短片教会了我怎样运用视听语言来讲故事,做到“词”要达意,这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要训练的。我觉得自己的短片拍得还是不够多,那个拍《
ArtWorld:夜景影像的光线处理得非常好,相对于DV来说你在技术方面的发挥可堪完美。应亮:打光,靠的是基本功和经验,和设备的级别也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要说设备级别,现在的数字技术已经革命到如此的地步,无论是声音和画面,至少比70年代得要强很多倍!所以说没什么借口的。在拍摄《
ArtWorld:影片里的自贡,仿佛散发出当地土壤的气息,这种味道出自本乡非职业演员的气质、语言,也出自非常熟悉当地情况的创作者为这个城市量身定做的剧本,还有长达三四年的酝酿期中对自贡每一个有意思的场景的深入发掘,中国影片非常缺乏这种原生态的地域气质。你怎么看待影像中的地域特色?这是你的第一次长片拍摄,你成长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何选择了自贡这个在中国并不引人注意的西部小城市?应亮:选择在自贡拍摄,首先有一个很被动的理由,也是很实在的理由,那就是省钱。自贡的物价在中国属于相当低的,上海是自贡的三倍。自贡也是我的制片/女友彭姗的家乡,可以凭借她的经验和能力,解决当地所有的制片困难。《
ArtWorld:这部片子全部选用自贡本地的非职业演员,所用非职业演员之多达到了180多人,看起来自然流畅,但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调动非职业演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你怎么样调动如此之多的非群众演员?应亮:我比较讨厌职业演员,国外演员的表演方式是比较能真实反应当地人的实际状态的,但是中国职业演员的表演方式是超现实主义的、非常滑稽的。所以,我不需要他们,何况电影本身也并不需要什么“表演”,只需要恢复生活的常态就可以了。首先是选演员,要挑选人物和本人身份比较接近的演员,这样有助于他们恢复生活的正常状态。当然,他们的形象和气质也要符合完成片的要求。而我遇到的绝大多数是“正常”的普通人,只要按照我的常规来拍摄,他们都是可以胜任角色的。电影里没有表演,只需要恢复生活常态就可以了。
ArtWorld:和拍摄一样,你的片子进入电影节的渠道几乎完全是个人化的?片子至今已在东京FILMeX电影节获得了评审团大奖,而且还进入了今年鹿特丹、瑞士弗里堡、香港、新加坡、美国(旧金山和翠贝卡)等多个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 一部DV电影不仅和胶片电影平起平坐地参加电影节的竞赛而且获得最高荣誉,这意味着你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去拍摄电影,以后如果有充分的资金,在使用机器,拍摄题材,和演员方面,会有什么改变?会不会走向传统的电影制作?应亮: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去拍电影,哈哈。我的制片方式会导致所有的电影商人成为我的“仇人”,同时,我也很乐意成为他们的“仇人”,哈哈,我原本不用依赖他们去拍电影和生活。在鹿特丹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的生意人在谈论各种投资计划的时候,觉得挺滑稽的,因为在当代,如果你打着为艺术而拍电影的牌子的话,是可以完全不必理会别人的想法和感受的。我当然希望将来会有充分的资金,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这样我至少就不用再去借摄像机了。但是,我所谓的“充分资金”对于大制作的传统电影来说,肯定还是几乎等于没有的。我很满意现在的方式,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传统的电影就让它们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