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懂大师 他们就走了

    7月31日，我的朋友朱白起床后翻了几页《一个导演的故事》，觉得翻译得很差，摊开在桌上后就出门了。下午，我把安东尼奥尼过世的消息告诉了他。回家后，他看到桌上那本黑灰色的封面，上面写着“作者：安东尼奥尼”，而在那本书下，压着前一天逝去的伯格曼——《魔灯》。

　　我们都还来不及吃透甚至只是品味大师的艺术芬芳，就只能忙碌地为其逝去而应景般地缅怀，或看碟翻书或采访做专题，并且发现，原来还有那么多碟没看，原来有那么多国内导演要说：“大师是我的引路人。”我也知道，骄傲的伯格曼瞧不上安东尼奥尼，虽然他们俩都早被我们确认为以影像描绘心理现实的大师；我也发现，《云上的日子》早已成为小资代名词，而或迟或早晋升成艺青的人们开始瞧不上这部最后作品。但我确信，如果没有2000年的一晚，一个男生匆忙跑进我们这个唯一有一台586电脑的信电系宿舍，兴奋地问着“看不看三级片”，我就不会知道《云上的日子》这“不一样的三级片”，就不会那么早进入安东尼奥尼的世界；如果没有2001年的一晚，无聊的我在云南大学钟楼敲响时——那是伯格曼最恐惧的声音——意外地走进科学馆517这间漆黑的小房间，就不会看到《冬日之光》，就不会认识那群搞影视人类学的好友。那阵，我哪懂什么镜内蒙太奇、孤独焦虑，哪懂上帝缺席和现代主义。而如今，我又真懂了吗？我们跟着大师上着盗版夜校还没几年，建立不久的求知态度就被奚落为真诚的装逼。

　　两位大师的影像加起来不知道会占据了我生命中的多长时间，但在那些已献给他们的时间里，我或亢奋如《芬尼与亚历山大》，或温馨如《野草莓》，或压抑如《处女泉》，或不耐烦如《奇遇》，都心甘情愿地把身心托付给大师。然后，我会学《云上的日子》里的马尔科维奇插手入大衣在寒风里踱步，会学《奇遇》和《红色沙漠》里的蒙尼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