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归来，汪士卿谈亚洲电影学院

您是什么时候出发去釜山的？
这次活动是从9月25日开始持续到10月11日，共17天。也就是说釜山电影节开幕前十天就先开始讨论剧本和拍摄。
我是9月25日从北京飞往釜山的，那天正好是神七发射，中国人外太空出舱行走。在国人千年梦想实现的那一刻，我也带着自己的电影梦想来到了釜山。釜山是海滨城市，很干净，好似中国的香港和大连。此次同行来釜山的还有一位中国学员是电影学院研究生三年级的姚睿。


为我们介绍一下您这17天的学习历程吧
9月25日那天，我们刚到釜山就被带去参加了今年AFA的开幕式。从9月26日一直到10月2日，这几天都是拍摄准备工作。比如核查外景、讨论剧本，讨论演员角色，与灯光指导，作曲讨论风格，明确每个场景需要的道具车辆等等；所有的活动都是集体参加，短片拍摄主要集中在10月3日至5日；经过后期剪辑后，8号就正式在釜山电影节的官方影院MEGABOX首映。那天也是毕业典礼，韩国电影界的官员和釜山电影节的主席都前来参加，广角单元评委张献民老师也来捧场。


你们的学习方式是怎样的？
在我们去之前，24位学员已被平均分成a、b两组，我在a组，姚睿在b组。每组12个人中，导演组4人，摄影组4人，录音、制片、美术设计、剪辑各一个。我有幸被韩方认定为第一摄影师，和校长侯孝贤拍摄附加的大师课程。在这17天的时间里，每个组要在老师的指导下拍摄完成一个10分钟的短片。我们A组拍摄的短片叫《One last goodbye》。

讨论剧本


《One last goodbye》剧本的诞生过程和拍摄过程是怎样的？
剧本是一名叫Atefeh的伊朗女孩写的，来釜山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个剧本，从中挑选一个具备可操作性和艺术性的去拍，最终Atefeh的剧本被选上了，就是《One last goodbye》。因为她的剧本故事集中，场景少，颇有韩国电影味道。短片讲的是一对夫妻的故事，妻子怀孕了要出去旅行，而丈夫此时得知自己得了绝症。影片要用十分钟去展现这个男人对女人的爱，对生命、对死的态度。当时拍这个片子很辛苦，三天后我们都开玩笑讲，我们这个AFA应该叫Asian Film Army, 因为从到釜山第一天直到拍摄完成的时候天天熬夜，拍摄时到凌晨四五点钟，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就像military training(军训)一样。

拍摄现场


用的拍摄设备是什么？
第一届AFA（Asian Film Academy）是采用的是35毫米胶片，当时是余力为拍摄的。从去年开始因为周期和资金原因，开始采用Sony HDCAM F900R高清摄像机；佳能的6款定焦镜头，设备是由韩国索尼总部赞助。


演员来自哪里？
都是韩国人，制片方提前选出来几个备选，最后再经过一轮面试，我们集体讨论后确定。


学员之间的交流有没有什么障碍？
基本没有障碍，都用英语交流沟通。虽然我们来自亚洲不同国家背景，但每个人都很友善，为了完成工作很努力，很配合。我们组台湾，新加坡，伊朗和日本的四人今年2月都参加过柏林电影节的Berlinale Talent Campus。我们都很重视teamwork的精神，经常为了一个的转场衔接讨论到深夜。又比如来自尼泊尔的同学Abinash，他在尼泊尔国家旅游局工作，没接受过电影拍摄方面的专业教育，只是自己感兴趣自学拍了几部片子，从来没用过Sony HDCAM F900R高清摄像机，而我对这个机器就比较熟练，所以我也就帮他熟悉高清摄影机的拍摄流程。


与黄岳泰和侯孝贤这两位导师交流的过程怎样？
黄岳泰曾经担任了18年的香港电影摄影学会(HKSC)会长职务，得过7次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非常巧的是9月25号上午，我在首都机场候机时翻阅报纸，发现电影《画皮》的整版广告，就随手带来釜山，在自我介绍时也给介绍了电影《画皮》。而该片摄影指导、今年AFA的摄影导师黄岳泰就在场，这样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本来都是中国人，所以感觉更亲切了。


我去釜山之前重新看了黄岳泰摄影获奖的的电影《不夜城》《宋家王朝》《恋日风景》《投名状》等，这样也好有共同的话题。很巧的是在釜山韩方为我们专场放映了韩文剧场版《投名状》，现场大家积极提问，我也问到DI(数字中间片)的详细流程和色彩处理。

汪士卿与黄岳泰


院长侯孝贤，我们都比较熟悉，他对中国导演的影响是巨大的。贾樟柯曾公开表示他受侯导电影影响很大，十年前在法国曾和他彻夜长谈。我则早在1997年上电影学院时就看了几乎他早期乡土电影，因为他在1992年时专们赠送了他6部电影的拷贝給学院做收藏。这次与侯导釜山会面，十分兴奋，他依然那么乡土，随便的运动鞋和夹克，背双肩背包，戴AFA的帽子，和蔼可亲，没有一点大师架子。他带领我们把《One last goodbye》这个剧本场景人物关系放大，加拍了几个场戏，而我被选上做他的摄影师，直接和他沟通拍摄。一般导演都是看着监视器，到该停的时候说”Cut”，而侯导不一样，拍摄之前和我讨论完后就跑到一边看着去了，十分信任我，而且所有场景一遍过。因为我有纪录片拍摄功底，抓拍和应变能力ok，所以每一条拍的还不错，感谢印度学员sid，他的焦点跟的很棒。

汪士卿和侯孝贤


在学习过程中，您感觉韩国电影与中国电影的拍摄有什么不同？
有一点我觉得韩国和中国大陆、香港甚至日本、好莱坞有着很大的不同，就是韩国的灯光师地位很高，和摄影师的地位一样，两者是平级的，摄影师不能随便命令灯光师，两人需要以商量的方式工作。我们这次拍摄灯光师非常有名，作品有韩国导演金基德大部分电影和朴赞旭导演的《老男孩》。因为前三届拍摄时有印度、泰国、香港的摄影师就和韩方灯光师发生过争执，指挥他们去布光，闹得不愉快，这次韩方制片人就提前提醒我们了。我曾经查过一份资料，《2007年韩国电影投资预算表》求证，令我惊奇的是，在韩国摄影师的工资占5%，而灯光师的工资竟占到5.2%，或许这体现了韩国对灯光师的一种尊重吧。


在亚洲电影学院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记得2000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快毕业那阵，电影学院韩国留学生会在学院举办了韩国电影展，让大家惊呼，韩流来了，此后几年里，韩国电影工业迅猛发展，艺术电影问鼎嘎纳，柏林，威尼斯影展，新人辈出。其实主要得益于1998年一次韩国电影人剃光头运动，头人就是亚洲电影学院第二届院长林权泽。至今十年间，韩国电影的发展让世人瞩目。近十年来，韩国电影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或许是与韩国人的这种严谨和敬业精神分不开的。韩方工作人员都非常守时，韩方制片经理总是告诫我们”Don’t be late”，尽管我们每天要熬夜到很晚，甚至只睡三四个小时。还有韩国的灯光师也陪我们一起熬夜，因为这个短片要拍很多夜景，要用灯光，而且他们每一条电缆线都缕得平平直直的，每一个灯腿下都放上一个沙袋，以防电缆线绊到人或砸到人。

告别晚宴


在釜山的17天里，我们24个来自亚洲不同国家背景的人，共同接触和学习了韩国的电影工业和电影哲学。令我感触最深的是韩国人工作的严谨性，韩国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做事的认真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