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电影基金负责人访谈
2009-4-9 18:01 来源:当代艺术与杂志 感谢
107cine 的投递
栗宪庭电影基金是由栗宪庭先生发起的非盈利基金，于2006 年10 月16 日在首届北京独立电影论坛上成立。栗宪庭电影基金的宗旨是扶持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和研究、促进中国与世界电影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栗宪庭电影基金将完整系统的收藏和保护中国的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 基金第一笔捐赠来自艺术家方力钧先生的10 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与宋庄美术馆合作收 藏34 部中国独立纪录片)，资助小成本的独立电影特别是独立纪录片的创、推广和发行，特别是，这些支持包括项目发展、制作、后期和发行的资金支持等。电影基金还在建设一个世界上藏有中国独立电影最丰富的一个电影数据馆，该数据馆连同电影基金的收藏品一起为来自国内外的电影研究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同时，电影基金还办有严肃的专业电影刊物《电影札记》。
另外，栗宪庭电影基金还是中国两项最重要的年度独立电影展：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主办和支持机构之一。
日前，记者采访了栗宪庭电影基金艺术总监朱日坤先生。
左靖：请介绍下栗宪庭电影基金。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如果要研究栗宪庭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设立栗宪庭电影基金表明了他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尤其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他以前在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边获得他的名声和地位，然后突然一下子又关注独立电影了。我的意思是，是否在他看来，独立电影跟八、九十年代的当代艺术的某种境遇有很大的相似性？
朱日坤：2006 年，栗宪庭先生要做宋庄美术馆的开馆展，他有两个方面的策划，一个是做纪实摄影，另一方面是纪录片的影展。当然他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是纪录片，也可以是整个独立电影方面的作品。同时计划是不是每年度都能在美术馆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成为一个年度展。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现实中的问题，主要是审查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讨论，做影展这种推广性的工作，目前国内还是比较零散的，或许应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做一些收藏，一方面长期保管这些独立制作的作品，另一方面等于增加给大家观看的一种渠道。万一影展不让放映了，这些影片可以到收藏机构来观看，最终还是能起到作用的。因为宋庄美术馆毕竟是政府的一个资产，具体的独立的工作还是会有一些阻力，如果可以成立一个比较独立性的机构来处理的话，一些问题也就可以解决。栗先生曾经给我们基金这边的一个影展写序言的时候谈过他跟独立电影的一些渊源。早期在“圆明园”的时候，他接触的一些艺术家就开始做一些电影——要是纪录片方面的创作，比如包括目前比较重要的作者胡杰和赵亮，他也看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当代艺术逐渐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时候，也许一些东西让他感觉到疲惫，比如一些脱离现实的创作的泛滥，让他感觉到部分艺术家无视眼前的现实。他做独立电影展前曾经说过“重提现实主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个艺术家虽然可以沉浸于个人的世界和创作，但是漠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不应该的。艺术的过度商业化当然会让人厌烦，不过从一个程度上讲，完全去反对商业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栗先生利用他在当代艺术的影响来推广独立电影，我认为也是他藉助自身的影响来促进文化的一个举动，我认为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这不一定是转变，但一定是他思考的结果。比如他在宋庄更加注意做基础性的工作，认为无论是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进步都应该是去做很切实的事情。从
情感上讲，当前独立电影的艰难的处境，跟八九十年代当代艺术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比较相似的，这一点也可能是他感情上的一种因素。不仅栗先生，我这两年通过栗先生接触到其它一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艺术家，有一些人还是存在这样一个情结的。
左靖：开始的时候，如何保证基金资金的来源？
朱日坤： 基金的资金主要用于收藏，以及后来计划的影展。栗先生的意思是，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比较火，有钱的艺术家比较多，可以由栗先生出面来找一些人资助，比如刚开始他找了方力钧捐10 万块钱来做基金的第一批纪录片的收藏。有钱的艺术家也比较支持。栗宪庭先生希望每年能找一位艺术家来资助，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后面也找了一些公司比如贝森来资助基金的正常运转。
董冰峰：应该说，国内是没有这样的电影基金，或者说没有一个可参考的例子，这种模式该怎么持续的做？
朱日坤：对，我觉得中国本身真正公益性的基金会就特别少，电影方面更是。所谓的中国电影基金会，那完全是纯官方的一个组织，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干嘛，民间的就几乎没有。
董冰峰：怎么来描述这个“栗宪庭电影基金”这个机构？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或者说它是怎么运作的？
朱日坤：主要是以非盈利机构的方式去募集资金。但是这种募集是比较私下的一种募集。就是像私人啊、朋友啊等周围的一些渠道来募集资金，然后来规划一年的项目投入。因为栗宪庭先生在成立电影基金的初期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他基本已经把基金成后四五年内需要的资金筹集的都差不多了。当然长期来看这方面我们还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去做。我们是有一个中短期的计划。
董冰峰： 基金需要什么样的相应制度来规范？
朱日坤： 一方面，栗宪庭电影基金是一个小的机构，就定位来说，是非盈利的，但慢慢我们会让这个机构更加社会化，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具备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就是说这个机构能够从财务和制度上来说正规化。前两年开始做这样机构的时候，中国法律是限制这种非盈利机构的注册，说这样的机构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保障。就我们而言，一方面你只能靠自己的自觉性，只能按照制定一个可以实现的计划来实施，它并不是很庞大一个计划，我觉得我们还是从比较基础的事情在开始做。
左靖：目前基金对一些作者创作上的资助支持有哪些？
朱日坤：基金的资金使用是专项性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一批收藏，我们会先列出收藏计划来，然后我们会跟可能的赞助方谈，他觉得没问题，他来资助。支持作者的创作方面，我们也在探讨，这种运作在国外有一些成熟的经验，但不太可能直接把那种模式拿到国内来。我们今年考虑这个资助计划可能会做一定的更改，带有一定的制片支持性质，资助同时获取一定的发行权利或者版权，这也是国际上部分非盈利基金会的做法，一方面支持了作者，另外也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尽可能让资金保持使用上的平衡。比如今年我们有10 万块钱的预算，那么10 万块钱自己去资助几个制作项目，有的项目过几年能发行带回一些收益，然后再继续去支持其它的项目。我们非常重视可持续性的这个问题。
董冰峰：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基金已经开始收藏，应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实体了；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的，你是想把这个基金陆续的使它更具有法律基础，或者说更机制化？
朱日坤：我不是很确定“机制化”是一个中性的还是其它什么性质的表达？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应尽量争取一个合法性的位置，这个机构在中国是可以按照法律认可的一个实体来具体操作的。现在中国在变化，法律也在变化，也许会有一定的条件允许这样的机构生存，那我们可以去争取；即使现行法律不允许，那么我们也需要去摸索着做这样的争取工作。比如说中国的很多非盈利机构是按照公司化来注册的，而你要注册一个公司，还不能用电影的名义，你可以叫“影视”或者叫其它的，但是一般不能叫“电影”机构。你要争取这个权利实际也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做独立电影在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只要是有可能的，我们都需要争取去做。
左靖：基金刚开始做，可能还是像八九十年代那种，朋友之间互相支持，自己出点钱啊，其实还是这种性质。
董冰峰：对，我刚才关心的是，因为基金现在有了正常的运作，有了一定的资金，而且有了收藏以后，其实它还是一个按照实体的规模去做，它一定要有自我约束的。比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个机构，如何保障它的收藏、它的具体工作？所以我关心的是在机制里这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朱日坤：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外部的和内部的。内部就是说，怎么使你的机构健康发展，比如说财务应该是健康的，是不存在问题的。另一方面从管理机制上来说，我们尽量按照比较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我们的资助人、包括外部资助方，他可以给我们建议或者可以监督我们的工作，不管是管理、运营还是财务方面的东西。从外部的角度来说，你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真的能容纳这样的机构或者说这种性质的组织，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试图去寻求一些方法，比如说怎么样让这个机构能够从社会角度对它具有一定的信心。
左靖：基金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朱日坤：我觉得眼前很大的困难还没有，但是会有很多很具体的难处。但我觉得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必须考虑这个机构怎样可以长期生存和发挥作用；机构比较长期的一些工作计划，比如说四、五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按照我们最基本的计划来开展工作，我们怎么去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的力量。我们组织的影展等，你也必须要考虑许多的东西，细到哪部影片该如何去重视和推广，我觉得都是非常细致的一些工作。
左靖：每一年度基金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朱日坤：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影展，一个是收藏，收藏会跟电影资助这方面结合起来，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做一些社会传播的工作，包括建设电影评论和信息的网站、以及作品的发行，我们希望能在评论方面有所推动，我们觉得应该鼓励更多人来参与电影的批评。
另外，栗宪庭电影基金还是中国两项最重要的年度独立电影展：北京独立电影论坛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主办和支持机构之一。
日前，记者采访了栗宪庭电影基金艺术总监朱日坤先生。
左靖：请介绍下栗宪庭电影基金。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如果要研究栗宪庭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设立栗宪庭电影基金表明了他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尤其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他以前在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边获得他的名声和地位，然后突然一下子又关注独立电影了。我的意思是，是否在他看来，独立电影跟八、九十年代的当代艺术的某种境遇有很大的相似性？
朱日坤：2006 年，栗宪庭先生要做宋庄美术馆的开馆展，他有两个方面的策划，一个是做纪实摄影，另一方面是纪录片的影展。当然他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是纪录片，也可以是整个独立电影方面的作品。同时计划是不是每年度都能在美术馆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成为一个年度展。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现实中的问题，主要是审查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讨论，做影展这种推广性的工作，目前国内还是比较零散的，或许应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做一些收藏，一方面长期保管这些独立制作的作品，另一方面等于增加给大家观看的一种渠道。万一影展不让放映了，这些影片可以到收藏机构来观看，最终还是能起到作用的。因为宋庄美术馆毕竟是政府的一个资产，具体的独立的工作还是会有一些阻力，如果可以成立一个比较独立性的机构来处理的话，一些问题也就可以解决。栗先生曾经给我们基金这边的一个影展写序言的时候谈过他跟独立电影的一些渊源。早期在“圆明园”的时候，他接触的一些艺术家就开始做一些电影——要是纪录片方面的创作，比如包括目前比较重要的作者胡杰和赵亮，他也看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当代艺术逐渐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时候，也许一些东西让他感觉到疲惫，比如一些脱离现实的创作的泛滥，让他感觉到部分艺术家无视眼前的现实。他做独立电影展前曾经说过“重提现实主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个艺术家虽然可以沉浸于个人的世界和创作，但是漠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不应该的。艺术的过度商业化当然会让人厌烦，不过从一个程度上讲，完全去反对商业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栗先生利用他在当代艺术的影响来推广独立电影，我认为也是他藉助自身的影响来促进文化的一个举动，我认为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这不一定是转变，但一定是他思考的结果。比如他在宋庄更加注意做基础性的工作，认为无论是推动文化和社会的进步都应该是去做很切实的事情。从
情感上讲，当前独立电影的艰难的处境，跟八九十年代当代艺术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比较相似的，这一点也可能是他感情上的一种因素。不仅栗先生，我这两年通过栗先生接触到其它一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艺术家，有一些人还是存在这样一个情结的。
左靖：开始的时候，如何保证基金资金的来源？
朱日坤： 基金的资金主要用于收藏，以及后来计划的影展。栗先生的意思是，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比较火，有钱的艺术家比较多，可以由栗先生出面来找一些人资助，比如刚开始他找了方力钧捐10 万块钱来做基金的第一批纪录片的收藏。有钱的艺术家也比较支持。栗宪庭先生希望每年能找一位艺术家来资助，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路，后面也找了一些公司比如贝森来资助基金的正常运转。
董冰峰：应该说，国内是没有这样的电影基金，或者说没有一个可参考的例子，这种模式该怎么持续的做？
朱日坤：对，我觉得中国本身真正公益性的基金会就特别少，电影方面更是。所谓的中国电影基金会，那完全是纯官方的一个组织，我们也不知道他们都在干嘛，民间的就几乎没有。
董冰峰：怎么来描述这个“栗宪庭电影基金”这个机构？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或者说它是怎么运作的？
朱日坤：主要是以非盈利机构的方式去募集资金。但是这种募集是比较私下的一种募集。就是像私人啊、朋友啊等周围的一些渠道来募集资金，然后来规划一年的项目投入。因为栗宪庭先生在成立电影基金的初期已经做了比较多的工作，他基本已经把基金成后四五年内需要的资金筹集的都差不多了。当然长期来看这方面我们还有很艰难的工作要去做。我们是有一个中短期的计划。
董冰峰： 基金需要什么样的相应制度来规范？
朱日坤： 一方面，栗宪庭电影基金是一个小的机构，就定位来说，是非盈利的，但慢慢我们会让这个机构更加社会化，有可能的话我们希望它能具备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就是说这个机构能够从财务和制度上来说正规化。前两年开始做这样机构的时候，中国法律是限制这种非盈利机构的注册，说这样的机构是没有什么具体的法律保障。就我们而言，一方面你只能靠自己的自觉性，只能按照制定一个可以实现的计划来实施，它并不是很庞大一个计划，我觉得我们还是从比较基础的事情在开始做。
左靖：目前基金对一些作者创作上的资助支持有哪些？
朱日坤：基金的资金使用是专项性的。比如说我们要做一批收藏，我们会先列出收藏计划来，然后我们会跟可能的赞助方谈，他觉得没问题，他来资助。支持作者的创作方面，我们也在探讨，这种运作在国外有一些成熟的经验，但不太可能直接把那种模式拿到国内来。我们今年考虑这个资助计划可能会做一定的更改，带有一定的制片支持性质，资助同时获取一定的发行权利或者版权，这也是国际上部分非盈利基金会的做法，一方面支持了作者，另外也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尽可能让资金保持使用上的平衡。比如今年我们有10 万块钱的预算，那么10 万块钱自己去资助几个制作项目，有的项目过几年能发行带回一些收益，然后再继续去支持其它的项目。我们非常重视可持续性的这个问题。
董冰峰：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基金已经开始收藏，应该说它还是属于一个实体了；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的，你是想把这个基金陆续的使它更具有法律基础，或者说更机制化？
朱日坤：我不是很确定“机制化”是一个中性的还是其它什么性质的表达？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非盈利机构，应尽量争取一个合法性的位置，这个机构在中国是可以按照法律认可的一个实体来具体操作的。现在中国在变化，法律也在变化，也许会有一定的条件允许这样的机构生存，那我们可以去争取；即使现行法律不允许，那么我们也需要去摸索着做这样的争取工作。比如说中国的很多非盈利机构是按照公司化来注册的，而你要注册一个公司，还不能用电影的名义，你可以叫“影视”或者叫其它的，但是一般不能叫“电影”机构。你要争取这个权利实际也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做独立电影在这个方面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只要是有可能的，我们都需要争取去做。
左靖：基金刚开始做，可能还是像八九十年代那种，朋友之间互相支持，自己出点钱啊，其实还是这种性质。
董冰峰：对，我刚才关心的是，因为基金现在有了正常的运作，有了一定的资金，而且有了收藏以后，其实它还是一个按照实体的规模去做，它一定要有自我约束的。比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件事，这样一个机构，如何保障它的收藏、它的具体工作？所以我关心的是在机制里这个程序是什么样的？
朱日坤：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外部的和内部的。内部就是说，怎么使你的机构健康发展，比如说财务应该是健康的，是不存在问题的。另一方面从管理机制上来说，我们尽量按照比较严格的管理方法，包括我们的资助人、包括外部资助方，他可以给我们建议或者可以监督我们的工作，不管是管理、运营还是财务方面的东西。从外部的角度来说，你不知道中国什么时候真的能容纳这样的机构或者说这种性质的组织，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试图去寻求一些方法，比如说怎么样让这个机构能够从社会角度对它具有一定的信心。
左靖：基金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朱日坤：我觉得眼前很大的困难还没有，但是会有很多很具体的难处。但我觉得它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你必须考虑这个机构怎样可以长期生存和发挥作用；机构比较长期的一些工作计划，比如说四、五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按照我们最基本的计划来开展工作，我们怎么去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的力量。我们组织的影展等，你也必须要考虑许多的东西，细到哪部影片该如何去重视和推广，我觉得都是非常细致的一些工作。
左靖：每一年度基金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朱日坤：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影展，一个是收藏，收藏会跟电影资助这方面结合起来，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做一些社会传播的工作，包括建设电影评论和信息的网站、以及作品的发行，我们希望能在评论方面有所推动，我们觉得应该鼓励更多人来参与电影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