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恩：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没有他的踪影
（崔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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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余年前就想写一部书，专门讨论一部影片——法斯宾德的《
VCD、DVD史前的法斯宾德，只有一次“全体”来到中国的机会：法斯宾德电影回顾展。我从头至尾参加了那个电影展的每一个环节，至今对中国电影资料馆心存感激。如今，我买下全套的法斯宾德电影的DVD版，已经不能把它们放进影碟机；他究竟属于怎样的电影时代，他是否已经超越了任何时间和媒材的拘束？
也许，更适合他的地方，是一些书本、一些文字，一些推想和传奇？也许，我的遗忘和臆测，更能贴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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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间，我有机会两次去到德国，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流连，见识各色各样的广场风格和广场风光，就是没有想起过他那部超长影片《
有四个亚裔少年，曾在那里向我索要零碎的马克，去买香烟。有一个阔大的餐厅，在晚餐之间与之后，请来各路歌手与乐手，大奏东欧风格的音乐，任凭食客和非食客到台场上乱舞曼舞；我就是那种不吃饭只乱舞的人。那座永恒的世纪钟下，去年的空白，今年已被一群流浪者圈成一所宿地，他们用明亮的眼睛看我，尽管他们永远也看不透我身体内的中文思想。
这里充满戏剧性。它与《
我在这里，从来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从来没有想起过他拍的这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不仅是在这片广场、在整个柏林、在整个德国，我都没有想起过法斯宾德，也没有听任何人向我提起他。包括在全球最盛大的柏林电影节上，包括在柏林影展的同性恋电影奖TEDDY的所有活动中。
看来，法斯宾德真的已经远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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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1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加州艺术学院教授、重要的国际影评人Berenice约我做一场长时间谈话。她认为我导演的《
我这样讲，没有丝毫否认法斯宾德和伟大的电影胶片时代的意思。他和它们，不仅已经被肯定，而且已经牢牢地被经典化了。由于人类储存记忆的能力有限，历史的台前幕后，总是蜂拥着筛选和试图经典某些人和事的人们。中国叫它伯乐，佛语说是慧眼。如同耶稣生于棚屋却被供奉于殿堂，DV和DV摄制的作品也正在从草莽进入圣殿。法斯宾德的人生和创作，也曾有过同样的履历：从卖身少年到电影大师，从没没无闻到举世闻名，从受尽屈辱到阅尽繁华。尽管，他从未把盛名之后的遭逢看成一回事。那是人世的惯性，想要也无需争取。
很多人拍电影，甚至拍DV，是为了有朝一日成为“电影大师”或者“XX皇帝”。我对此嗤之以鼻。如果电影或者DV不是创作者的一种朴素而日常的生活方式，仅仅是向世界巧取豪夺的手段，那么电影中一切真诚感人的品质就是空穴来风。
如果还要推崇所谓“大师风范”的话，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的“大师风范”就是大师其实不为虚荣所动。他们看重的是灵感和真实。
通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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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斯宾德的深度、魅力、复杂性、混乱程度，他的性取向、习惯抚摸自己的行为，他对德国的认识，不是我这篇文字所能承载的。要想细致而深入地贴近他，还是得写一本书，至少也是要像英国人罗纳德这样。然而，拍DV比法斯宾德更具魅感。我能做的，是想读别人写的开发关于法斯宾德的书，想拍自己无止无境的DV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