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为理想可以死去,但要宁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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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的夏天很热。

　　我向我的朋友魏伟提出来一个大胆的设想，录制一盘老电影歌曲的联唱磁带，让它火遍中国。顺便挣些钱。魏伟不太相信，他只信从广东买空白磁带背回东北卖挣钱，他差不多就是这么成为“大款”的。说服他费了些工夫，连说带唱。后来，我有一个已经升为音像业处长的同学认为可以，魏伟就觉得可以了。分两次掏了三万元，记得是十元一张的，三至四捆，做为制作费。

　　选歌没费功夫，从家里拿来歌本，把自己喜欢的画上勾。有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朝鲜的《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一个护士的故事》、《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中国的最多，《难忘的战斗》、《沙漠的春天》、《海霞》、《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松岭》、《小八路》、《东海小哨兵》、《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

　　选了近四十首。


 

　　朋友推荐了一位作曲家写了总谱，就进棚了，进去才发现，我们都是第一次进棚，熬了一周，整不明白，赔了五千块。1992年夏天的一个凌晨，我租了“面的”送作曲家回家，她有些不悦，说话声很大，我也是一肚子委屈。作曲家没错，作曲家会作曲，不一定会录音，就像作家不一定会拍电影一样正常。后来推荐这位作曲家的朋友又推荐了另一位作曲家孟卫东，写《同一首歌》的，哎，孟老师，您现在干嘛呢？我见孟卫东是在他的斗室里，记得他戴着眼镜，穿个大背心，我可怜兮兮的说，就有两万五，什么都包括。孟卫东说：够了。

　　就又进了棚，这次够牛的，孟卫东把电子合成器、吉他、小提琴、唢呐、手风琴好手都约来了，一轨一轨录音乐。等到歌手来的时候，我就晕了，有宋祖英、张也、董文华、胡晓晴、张伟进、阎维文、江涛……还有谁来着，对，乌日娜、吕文科、卞小贞……好像还有。

　　我想，可能只有孟卫东能用这点钱办这么大的事。不对，一定是演员们也太喜欢这歌了，没怎么要钱，我记得董文华录《南江村的妇女》，给她歌篇她不要，“这首啊，太熟了，开口就唱。”

　　我记得张伟进说“过瘾”。我记得张也一点架子都没有，特别和善。我记得宋祖英是刚从外地赶回来。我记得胡晓晴的二声部是自己唱的，先唱一遍准的，再唱一遍跑调的，合起来就好听了。我记得录音师叫王继华。我记得录脚镣声用的真铁链，乒乓球声用的真乒乓球，齐步走的声是我和孟卫东同时拍腿。我记得录了十天？十五天？我怎么能什么都记住呢？……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我记得我的工资是七十多？一百多？……十二年前了。

　　录完了我给魏伟打了电话，告诉他非常成功，让他准备用纸箱子装钱，是武汉音像、扬子江音像、杭州音像三家都想要，后来都不要了，我去找我那音像处长同学，他老出差。这样过去了两三个月，我知道完了。我记得我和魏伟彻夜长谈，我说我会攒钱还你的，我眼圈红了，魏伟递给我一支烟，说，没事儿。然后他就总是抽烟不说话。后来，我刻了两盘CD，一人一张，拿走了。我把母带当命保护了起来，搬了四次家，都没丢。

　　1992年的夏天先是很热，后来很冷。

　　前几天，因为《电影传奇》的合作，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了京文唱片的老板许钟民。他说，拿来让我们听听。他们直接听的母带，他说棒极了。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1992年那个热血沸腾的夏天。那一年我29岁，可能这事应该是41岁的任务。许钟民说，我给你出版了吧，真的挺好的，听得出，里面有感情。我眼圈又红了，因为他的理解。都没好意思谈钱就回家了，上个世纪人家说卖一盒给六毛，三个月一结算的。对了，没提税的事，幸亏没卖出去，要不我就偷税漏税了。卖吧，把钱还给魏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公布利率计算，比例按期货大豆结算。剩下的归我，可这是什么钱呢，创意费？监制费？无论如何，它结算不了我的感情。

　　感情无价。

　　比如，我对老电影的感情。昨天晚上，我又看了一遍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在片尾，德国党卫军少校“汉死疯死多死”（译音）对被俘的漂亮的姑娘米拉说：“生活是美好的，姑娘。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外面阳光明媚，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无穷乐趣，可你呢，却在女牢房里受难，你会死去。”美丽的米拉留恋地张望着美丽的城市，然后，她选择了死去。歌声这时响起来了：“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了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赢得自由解放……”我就是看这部电影时决定的，为了理想，我可以死去，但要宁死不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