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关于现象首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的评论

纪录片是件残酷的事

　　2003年3月29日至4月1日，由现象工作室和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纪录片交流周”在国家图书馆报告厅、北京师范大学和王府井书店3地同时举行，如果不是因为王兵的《铁西区》从未如此完整地播放过(9小时15分钟)，而想为此做个首映礼，这次交流周估计会跟去年的青年导演交流周一样，没有宣传，没有首映式，大家来了也是直奔主题—

　　有谋乃大

　　50部纪录片的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拍的电视纪录片到中国新纪录片的开山之作——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再到刚制作完成不久的施润玖的《安定医院》及近来呼声很高、不断参加国际电影节并且从未一次性完整地播放过的《铁西区》(在此之前，国内真正看过这部片子的人只有导演王兵身边极少量几个朋友)，此次交流周上的影片基本上囊括了当代中国纪录片的代表作。

　　这其中除了中央台的电视纪录片公映过之外，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张元的《疯狂英语》、贾樟柯的《公共空间》、因为《英雄》而名声大噪的《缘起》都算是名声在外；而《八廊南街16号》、《回到凤凰桥》等在国外电影节上获过奖的，看过的人也还算成规模；至于其他的则大多是作者们的压箱之物，难有上大屏幕的机会。在此之前，北大新青年、青年电影交流周包括DV新世代等活动也曾将纪录片作小单元放映过，但如此集中且成规模地放映在国内可算是首次。

　　沟通渠道的不畅以及纪录片的涵义及方式都注定了它区别于商业片、电视剧乃至所有其他热门节目的孤独，在全世界，连最重视艺术品位的法国也只有一家电视台和影线放映纪录片。

　　或者正是因为这点，它的观众群相对忠诚，喜欢的总是追的，不喜欢的人，哪怕看免费的放映，也会先考虑是否影响了自己休息的时间。

　　虽然没什么名目，说了首次，又如此面面俱到，大而全的野心不可谓没有。只是不管是主办方还是观众，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曾经开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先河，90年代，一批独立的纪录片制作人的出现丰富和加快了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这10年，正是中国飞跃迅速、大破大立的10年，也正是需要纪录片、扩大纪录片内容的10年。加上纪录片的可操作性，数码技术的发展，纪录设备日益小型化，任何一个对生活敏感的人都可以扛起设备深入生活。纪录片数量的大大增多使得如何在庞大的基数中做选择成了整个活动的重头戏。一个发烧友级的纪录片爱好者也不可能在4天的时间里看完50部，主办方也没有让大家过足瘾的打算。主办方负责人朱日坤的态度是：“大家一次全看完了多没意思。”套用王兵的说法：不能因为大家没机会看你就不拍了，放映不过是个早晚的问题。

　　脸色不红心不跳

　　《脸色不红心不跳》是崔子恩的一部玩作，找了几个学生导了一部话剧不像话剧、电影不像电影的片子，这部纯粹满足导演个人兴趣的作品曾被评价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这部片也破纪录地在现场放映过程中就直接被观众打断。面对质疑，免不了一番唇舌相战。有意思的是，正是这部影片被选中去参加了今年的香港电影节。

　　其实，这部电影与此次纪录片交流周并无直接关系，惟一共通的是，1988年在电视台搞摄像的吴文光也是凭感觉去拍了几个朋友变成《流浪北京》，后来在朋友的手中传到国外获了奖，同时引发了以谈话为主要叙事方式的纪录片形式(如今《流浪北京》里的人物牟森、张大千等人已是各有各的归属)。十年以后吴文光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当时朦胧地感觉好像要失去的东西不到几年就真的失去了……在列车奔驰的过程里面，甚至来不及看一眼，80年代就这样过去了，90年代就这样过去了……

　　评价中国纪录片的整体状态，王小帅认为类似独立电影的早期，带着比较明显的自身的痕迹。他此次参展的纪录片《除夕》、贾樟柯的《公共空间》都是出自韩国全州电影节“三人三色”的作品。《除夕》原来的打算是拍他的岳父，没想到刚刚准备拍，岳父就去世了。以女同性恋题材为背景的《盒子》也是此前获过好评的纪录片，尹丽川的评价是，虽然是一部讨巧的题材，但能够深入进入人物的内心，在同类型的片子中算是相当成熟的。

　　看过50部纪录片就试图给中国纪录片一个说法难免偏颇，这次展出的50部作品的内容大都是关注底层和弱势人群的视角，数量的庞大并没扩大多少题材的选择。

　　这次电影周之前，风头最劲的当数《铁西区》。不仅因为是最长的9个多小时，还因为这部电影此前就获得的美誉。片子分为三部分，从1999年拍到2001年的作品是王兵的处女作，电影学院摄影系出身的他用了一种置身事外的，冷静的叙事语言纪录着沈阳铁西区人的工作、生活、命运。作者在硕大的场区里拍拍走走，没人质疑过他的存在，他也不过问其中的困惑。除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有少量作者的声音出现外，《铁西区》更像一部故事片的节奏，随着开始时飘雪的长镜头一点一点往里透。

　　《铁西区》在2001年用第一部分的《工厂》参加了柏林电影节，2002年获得鹿特丹电影基金，这成了王兵最终能够剪辑完成的雪中之炭，如果不是这笔基金，今天的《铁西区》能成什么样子没人知道。

　　在王兵看来，只存在纪录片而不存在中国纪录片的说法。“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参加国外的电影节，一是沟通渠道，二是在这里你能够很快看清自己的位置。大家都在用什么样的观察角度和叙事的语言。现在拍纪录片还局限在个人的领域就太低了，应该将自己的视野和观察放在历史的大进程上。”

　　看老经典《铁路沿线》的时候，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中国的纪录片人已经学会了用更耐心更细致更平等的镜头语言和拍摄方式潜入社会的深层，去捕捉和挖掘拍摄对象的生活实态。但是，在城市里生活久了，能够长时间看这些纪录片的人总要有个坚强的心脏才能在座位上坐得下去。

　　拍摄《北京弹匠》(一部反映弹棉花工匠生活的纪录片)的朱传明说过：“我经常遇到的总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