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芝加哥

适逢好莱坞影片《芝加哥》风靡全球的季节，我去到芝加哥，一座由影视剧塑造成的“罪恶之城”。

同样是5月7日，去年的这一天我去美国使馆申请签证，万延海和一位荷兰纪录片导演携带者SONY PD150跟拍着我的签证历程：因为我初次申请曾被拒签。今年景况大不相同，5月7日我很顺利地得到签证，半年，多次往返。同样是5月8日，去年我在这一天从北京赴旧金山，今年这一天我从北京来芝加哥。我与美国的姻缘如此呈现几何图形，如此编年体例，不能不让人对时间和数字生出些许敬畏。

我与电影学院85级摄影系的孟凡在机场不期而遇。他戴着口罩，先认出没戴口罩的我。由于SARS严峻，波音777的客舱里人丁不旺。我和他各人占据了整整一排座席，整个12小时的路途都在横卧大睡。

飞机提前1个小时抵达芝加哥O’Haer国际机场。我们只花费10分钟时间就出了海关，全然不似在中国传说的那样，会被严格体检，然后送入酒店隔离15天。

我们在机场前厅分手。孟凡转机前往密苏里州的小城Springfield，他的妻子王伟彦在那里的一所大学教授多媒体课程。我在机场等候前来接机的小宝。由于飞机提前抵达，我把机场参观了一圈，然后边耐心地等待，边浏览出出入入的各色人马。这也是一种阅读。读那些由上帝亲自书写的、活生生有血有肉的文字。

到了美国，立刻就会意识到种族和肤色，种族和肤色的事实比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鲜明突出。一位并不老的黑人母亲，静静地坐在靠背椅上，直到她那消瘦、温和、刚刚成年的儿子如同她的翻版一般来把她接走。一群印度人，缠着厚大的头巾，目光犀利、表情欢快地等候着什么人。一个白人女性，在窗外的TAXI车站上竭力压抑着自己的痛哭。过了很久，她才平静下来，随同她幼小的儿子和丈夫走进大厅。不知道她将面临什么样的局面，让她如此难过。

小宝和吴今出现的时候，我有些恍惚。艺术家出身的小宝是老友。吴今则被大陆圈内人士塑造得科学而严谨，与她的温和的样子反差很大。

我们用了1个小时、50美元的TAXI资费来到芝加哥大学放映现场。游静导演的《好郁》已经开演。我和Jonathan在隐约的光线下握手相见，丝毫没有陌生的感觉。我们相邻而坐，直到影片放映结束，灯光亮起，我们起身相见，似乎已经成了老朋友。

与游静的重逢也很有新意。我们2月在柏林影展上见过面，那时她携带《好郁》到欧洲电影市场上做卖片的宣传，我忙于《旧约》的放映，没有来得及去看她的影片。在芝加哥看到这部影片磁转胶的拷贝，觉得游静很有创造力。《好郁》应该释作“好郁闷”。游静在电影海报上故意将“好”字拆解成“女子”，成之为“女子郁”，玩的是中国文字的文字游戏。影片中多处涉猎这类语言幽默或者意象变格，三位拉拉的故事因此颇多情趣，或者苦涩中的搞笑。

放映之后是聚餐，聚餐之后是电闪雷鸣和瓢泼大雨，电闪雷鸣和瓢泼大雨之后我们讲着日语来到Jonathan的家，我与他的日本男友相见，然后沐浴，然后睡到那间会有夜雨滴进来的客房里。这是我第二次旅居国外时住在当地人的家里。第一次是今年2月的柏林，Nana和Matiyas的家里。那里有着欧洲的悠闲和宽笃，Matiyas经常陪着我和我的制片人刘淑景喝咖啡和“聊天”，尽管我们语言不通。深夜的暴雨，透过屋顶滴落在我的枕畔。我居住在拳王阿里的旧居旁边，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清晨，犬吠声声。为了带我吃上一顿可口的早点，Jonathan驱车到主城区。我在那里看到了被小宝称为“玉米棒”的奇特高楼。它的下半部是一层一层开敞式停车场，上半部是封闭的办公室，当然，少不了的顶尖一定是直摩蓝天的。

影片放映与研讨是放在晚上。第一天以《旧约》开始，以《丑角登场》断后。放映后的研讨会上，为我担任翻译的是东亚系的一个白人女博士生，她的研究课题是《青春之歌》。可能是由于芝加哥大学人才济济，她每为我翻译一句话，总会由10几个听众在听众席对她的翻译进行纠正，弄得她很窘迫。她的男友就坐在下面，平静地守护着她，但是帮不上她。他是一个歌手，从北京移居芝加哥，正在钻研黑人的灵歌。就是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我与几个尖锐的提问者展开了论战。

中间的插曲是，定居在芝加哥的、我研究生时代的两个同学，都不同程度地把北京当成疫区，把我当成瘟疫的化身，不敢见我。我对自己在芝加哥给他们打电话的行为表示不解——我一直以为自己不是那种自作多情的人。

第二天以《男男女女》开场，随后是《目的地，上海》。一切都看似顺利。但是，《目的地，上海》放映一半的时候，拷贝出现问题。我们只好急中生智，改用没有英文字幕的VHS版本，由吴今现场传译，也算是蒙混过关吧。这一天的研讨会，气氛已经明显趋于平缓，前夜论战的中坚分子，已经弃暗投明，在研讨结束时主动上前，来向与我握手致谢。

小宝精心准备的是最后的主题研讨会。她一个人安排好放映设备，Jonathan开车到超市买来供应30个人的茶点，还有专门给我的蓝莓果汁。这一次，我的开场不够有深度，Jonathan及时抵提问，把我的话题引向纵深。时限将届，小宝还是恋恋不舍地提出一个浩大的问题。当然，那种探讨在人生中应该是永无穷尽的。

工作结束，小宝、Jonathan和我来到密歇根湖畔，经验大风的吹袭，静看海一般的湖水，还有木桩上的水鸟，还有黄昏前沿水跑步的人们。

我回到O’Haer机场，回到北京，芝加哥再次成为远方和异城。朋友中，只有小宝还在那里，Jonathan已经移居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