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最后的马帮》

　　滇西北的高山峡谷，静静地流淌着一条发源于西藏，流经中国、缅甸和印度，被称为独龙江的大河，这个大河流域有一狭长而极为偏僻、封闭的区域。每年的十二月到第二年的六月，长达半年的大雪封山，隔绝了这里除了通讯联络外与外界的一切往来。这就是被称为“死亡河谷”的独龙江峡谷。 

　　在这个“死亡河谷”里，居住着四千多在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阶段的独龙族。千百年来他们能够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因为他们自有一套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并从其中获取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的生产及生存方式。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家为了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靠最多时有五百多匹骡马，“性质”为国营的“国家马帮”，每年运送600吨左右的粮食和其它生产、生活物资进入独龙江流域，以救济独龙族兄弟。 

　　 每年的六月，大雪刚刚解冻，由“国家马帮”和从西藏察瓦洛远道而来的马帮组成的壮观的运粮队伍就开始出发了。一个月后，马帮开始进入雨季，这是马帮运输最为残酷和艰难的季节，也是马帮大量生病或苦累死亡的季节，直到十二月，大雪把驿道完全封死后，马帮才可以得到修整。每年平均都有80匹极副耐力的高原山地马活活累死在这条须行走六天的山“路”驿道上……。 

　　 1997年4月，随着一声声轰鸣，沉寂了数千年的高山原始植被和珍贵树种被一颗颗放倒，从未露出过的石头被炸药爆破的巨大威力掀起，不停地朝着山下马帮驿道上行走的马队和行人飞落下去…… 

　　望着一天天向前延伸的公路，马帮人看着一匹匹为他累得吐血的马，心理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马帮，曾经是他们的一切，是他们生活的所有部分…… 

　　一首赶马人唱了好几代的山歌又在峡谷中响起，可人们正忙于按上级要求，“在本世纪结束前，结束中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没有公路的历史”，不停地开山放炮，没有人还有功夫倾听这歌声的述说…… 

　　 制作人用半年时间跟踪这支“国家马帮”，从雨季到冬季前的艰苦经历：纪录了在公路开通之前，在这个特殊地区赶马人普通、感人却鲜为人知的生活；包括怎样为抢运粮食而被大雪围困等等惊心动魄的场面。 

　　这是一部对“正在消逝着的历史”的一段真实的影像纪录。由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和云南红塔影视中心联合拍摄，全片共四部，每部 40 分钟。共160分钟。　 

后记： 

　　1999年9月，中国交通部的重点扶贫项目，由贡山通向独龙江的公路全线开通，并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当年年底，组建了四十年，一直由贡山县交通局管理的这支国营马帮被正式解散，所剩的最后一百五十多匹骡马全部被拍卖。那支最后的国家马帮，永远地留在了本片的影像画面上…… 

　　第一部《翻越高黎贡山 

　　第二部《倒霉的雨季》 

　　第三部《提前到来的大雪》 

　　第四部《冲出死亡围困》 

　　本片曾获： 

　　德国“格廷根 '2000国际民族学电影节” 
　　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2001 
　　荷兰“影像中的影像”影视人类学电影节'2002（BEELD VOOR BEELD） 
　　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纪录片最佳摄影奖 
　　第8届“骏马奖”纪录片一等奖、最佳摄影奖 
　　第6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长片二等奖、最佳录音奖 
　　第6届“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人文即社会类评委特别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提名、最佳创意奖提名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  
　　　　　 ——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
李洪涛
　　
　　如今的纪录片作品，不修边幅者多，作深沉者多，作平谈者亦多，猎奇者多，夸夸其谈者多，而什么都没谈的更多……！很少有哪一部纪录片作品，能够被评论家们用之以“震撼”这个词汇。而由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和红塔影视制作中心近期联合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荣获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优秀作品奖、纪录片最佳摄影奖，中国纪录片学术奖二等奖，入围德国哥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2000年)，正是如今纪录片家族中，为数极少的，能够令人“震撼”的一部！

一、纪录片——历史学家的手笔
　　
　　地处云南省西北角的独龙江峡谷，是全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在此之前，为了能够让居住在高黎贡山西侧大峡谷中的广大独龙群众以及边防官兵过上现代人生活，政府组织了一支穿越高黎贡山的国营马帮，专事独龙江峡谷的交通运输工作——这也是云南省历史上的最后一支国营马帮。
　　
　　系列片《最后的马帮》，通过云南大地上最后一支国营马帮队在高黎贡山驿道上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生存状态的具像性描述，追述了改革开放年代，云南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场巨变，以及这场巨变中，一群高原赶马人的心路历程。
　　
　　这部系列纪录片从开机拍摄到最后播出，历时两年多。而事实上，当电视观众们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作品所描述的那群赶马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已经随着独龙江公路的通车，正式成为历史了。云南大地上的最后一支国营马帮，已于2000年3月正式结束其历史使命而退役。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感谢这部片子的选题策划和拍摄制作人员，用电视纪录片这种特殊手段，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已然消逝的历史。
　　
　　马帮文化在云南红土地上的历史十分悠久，从东汉末期的五尺道，到南方丝路，在二十世纪滇越铁路通车之前，马帮驿道几乎是云南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手段。几千年的东来西去、南来北往，钻山越岭、风餐露宿，赶马人为这块红色的土地，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浪漫的、惊险的、猎奇的、神幻的……
　　
　　几十年以前，当一批外地作家初到云南的时候，立刻就被这里的马帮文化吸引了，于是有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等一些革命加浪漫的马帮故事。在当时的作家笔下，马帮无疑是民族团结、西部开发、活跃边疆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象征。
　　
　　然而，也仅仅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上一代作家引以为先进的马帮文明，已随着现代化交通的发展，成为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最后的马帮》以其一种史记的大手笔，在留下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的同时，也以着墨极少，但却很有力度的笔锋，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深谷大山里人们深刻的生活变化和观念变化。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孤立的历史，现实也不再是一种隔断往来的单纯的现实。《最后的马帮》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这样一个特殊交叉点上，记述了高黎贡山人在变革时代艰难、豪迈而又不屈的前进脚步。
　　
　　由于作品不凡的气势和历史深度，《最后的马帮》突破了以往纪录片在选材上的局限。多数纪录片专家认为，纪录片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瞬间，拍摄工作中充满诸多的不可知和偶发性，是一种更擅长表现普通人生活、表现边缘人生活和原生态文化的影视类型。而《最后的马帮》的突破，在于编导者以纪录片这种形式，大胆尝试了对于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摹写，并且在摹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同时，没有背离纪录片的基本原则，即保存生活原生形态的原则。这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突破。

二、纪录片——文学家的手笔
　　
　　《最后的马帮》在选材上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更难能可贵的在于，它是用一种意蕴深刻的文学笔触，来归纳这段特殊的人类生存形态的。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众群，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一些习惯于纪实原则的观众，可能会觉得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已经过于强烈了，有“导演”之嫌。而对于更多的习惯于虚构性的电视剧、故事片的观众来说，作品对于这种非虚构的生活细节的编织、整合，仍有平淡、随意之感。 
　　
　　而笔者认为，这正是《最后的马帮》恰到好处的地方。《最后的马帮》不一定是标准、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纪录片，但肯定是大众传媒上最耐人寻味的一部纪录片。
　　
　　作品中，马锅头夜宿山间的酒后歌声；丢弃亡马时的悲怆；谈论公路修通后对个人前途的自嘲；女马锅给儿子烘烤湿衣的那种微妙情感，以及大雪封山后悲壮的百马大突围，都是十分令人回味的生动细节场景。虽然编导在解说词中对于这些细节，均未给予任何评论性的语言，但细心的观众，已经从中体味到这些场景和细节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了，不禁为之动情、动容。
　　
　　全片争议比较大的两个情节，一个是赶马人赌酒被派出所抓获的意外事件；另一个是藏族马帮在县里寻找货源的那些过程。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两个段落着墨过多了，是否有必要占那么大的篇幅去写这两个边缘情节。
　　
　　然而，这两个情节，都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赶马人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侧面，使这个题材的处理更具有了一种立体感。
　　
　　事实上，在赌酒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作者已经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赶马人在高黎贡山驿道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烘托了赶马人路上生活的孤独无奈。当赶马人把一张张面值一元钱、甚至几角钱的“赌款”掏出来，放到派出所桌子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怔住了，他们这哪里是在赌钱呢?一瓶仅值几元钱的扁担酒，值得这些闯过高黎贡山生死线的汉子们去“搏”吗？他们分明是以这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向孤独的、乏味的生存环境做一种无言的抗争。赌博，本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然而在编导郝跃骏的镜头下，“赌”在这里成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这也许正是郝跃骏比我们技高一筹的地方吧?
　　
　　在影片后半部分出现的藏族商业马帮，也是这样的神来之笔。它通过藏族马锅头寻找货源的过程，出人意料地表现了在这条生死线上，商业马队与国营马队之间的市场竞争。如果把这种竞争放到别的地方，一点儿也不足为奇。然而，如果当你知道，这场竞争是为了争夺那条充满艰辛、泥泞、惊险的高黎贡山生死线上的运输权时，谁又能够不为之震颤呢?这条充满泥泞、艰险的高黎贡山驿道，维系了大山另一边数千群众的生存之需，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条驿路，还有一群又一群的高原赶马人，在依靠它而生存？赶马人们，甚至会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惆怅不已。
　　
　　《最后的马帮》，正是通过这些真实有力度的情节和细节，揭示了几千年以来，高原人最本质的生存状态，多侧面地反映了马帮文化的原生状态。而这些情节和细节，更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纪录片在开掘这种重大题材方面的潜力和优势，使我们不得不对纪录片进行新的定位思考。

三、纪录片——社会学家的手笔
　　
　　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纪录片不是工作的结束，恰恰是一些深度的人文课题的开始。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是调动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去感知这个世界，然后再用大脑去琢磨这个世界。纪录片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认识价值。
　　
　　我们可以想象，今后的文学作家要描写马帮生活，必须研究这部片子；今后人类学家要研究高黎贡山的人文历史，必须研究这部片子；今后的哲学家要研究人类曾经有过的生存状态和形态，必须参考这部片子；今后的高黎贡山孩子要知道他们上辈人的艰辛与奋斗也必须观看这部片子。
　　
　　在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军事科学的发展史上，许多有趣的课题也常常是从一部纪录片开始的(故事片大多无此殊荣)。 
　　
　　《最后的马帮》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文化人必须对于人类的各种生存形态，给予最细致入微的关注。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然而，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云南本地的文化人，对于文化本身的关注比较多，而恰恰忽视了对于人们生存形态的关注。
　　
　　这个问题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是从事收集整理的人才相对多，从事创作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较少；而这个问题表现在影视创作方面，则是编导们乐此不疲地寻找各种民族文化的表象(比如歌、舞、服饰、传说、建筑、宗教、文字等)，而对于人们的生存形态的描写，常常一笔带过。许多文化表象，在编导者的笔下，已经成为与当地人们生存形态无关的“纯文化”。许多编导、作家感慨，该写的都写过了，该拍的都拍过了，今后还写什么、拍什么?这实际上是文化人的一个重要误区！
　　
　　对于这种潜在于文化表象之下的，生活原生形态的挖掘与发现，比文化现象本身，具有更高的人类学价值。对于一个纪录片编导来说，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使命。郝跃骏的纪录片，最初也是从关注文化开始的，当时他不是作为电视台记者，而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走入纪录片创作领域的。而《最后的马帮》，应该说是郝跃骏在影视人类学领域的又一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