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清晨》：颓坏的仪式与文化的两难

     导演﹕李少红
     编剧﹕肖矛
     　　　李少红
     摄影﹕曾念平
     主演﹕胡亚捷（饰李明光）
     　　　孔琳（饰红杏）
     　　　赵军（饰李狗娃）
     　　　解衍（李狗娃）
     　　　王光权（调查员）
     　　　苗苗（饰永芳）
     彩色故事片
     北京电影制片厂 1990年出品
     影片获1992年南特电影节大奖
    
     颓坏的仪式
    
     　　如果说，1990年是一个被历史雾障所笼罩、所阻断的年头，那么，青年女导演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则是其中一片尚可辨认的血色印痕。这部取材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科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1的影片，事实上成了这一时代历史命名的失语症与文化的两难处境的直观呈现。如果说1989年的震惊体验，使中国文化在九十年代初这一短暂的迷惘与悬置间“重回1984年”2的话；那么，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反思命题的重现，已然失去了它强大而热切的社会语境与断言性的自信与明晰，而呈现得更为繁复或厚重3。
    
     　　同年，第五代著名摄影师侯咏执导的影片《天出血》4，在以主题的杂糅、混乱印证了第五代互本文关系网罗的同时，将八十年代中期经典的叙事母题﹕无水的土地、无偶的男人、弒父场景、乱伦故事、重写的历史场景中的政治指称，统统倾覆在一片漫延而来的沙海之中。在“天出血”时的几滴沙漠细雨间滑稽模仿式地送别了不无悲壮的八十年代。而一个对他人之妻的爱情、越狱以及夺宝故事的混杂叠加的情节框架，则呈现着九十年代初艺术与商业、个人与政治、社会间进退维谷的无奈和绝望。而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则置身于这文化网罗之中，又越居其上，以一种更为顽强的现实主义姿态，以及远为独特、细腻的艺术才具，直面着裂谷侧畔不无狰狞的文化断层。
    
     　　事实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事为李少红提供了一个借口，一个别致而独特的事件依托来重现并改写八十年代“文明与愚昧”的经典命题；影片核心的被述事件﹕“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不再是一种魔幻，一种荒诞不经的偶合与残忍，而正是一场至为残忍的愚昧对文明的虐杀。不再是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圣地亚哥，影片男主人公的姓名﹕李明光，无疑是一个象征/文化符码。作为这一锁闭、贫穷、荒芜小村中唯一的民办小学教师，李明光是这里愚昧生存状态中唯一的一线光，唯一一扇洞向外部世界的狭小而残缺的窗口（以《大众电影》等杂志的订阅为指称），唯一一个对文明朦胧的向往者（“诗作”《我是一片绿》、《大水坑放歌》）。然而，在叙境中，明光并不足以充当与愚昧生存相抗衡的文明使者。与其说他是文明透入的一线光，不如说他只是映出外部光照的一块残片。明光所拥有的文化，是一个已经退潮的时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副产品”﹕“过去村里住过城里的学生，明光就是和他们学出来的。如今教村里的娃娃……”5闭锁的山村曾在灾难时代的震动中瞬间裂开一道缝隙，而后又沉重而深刻地封闭起来。于是，明光的存在便成了小村生活中的一个畸胎，一阙遥远的回声，一个不谐的音符。因其如此，他“命定”地、而不是如原作中那样偶然地成为“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牺牲品，成为愚昧巨大的毁灭力量的施暴对象。于是，当红杏（另一个纯真、美丽的献祭品）未曾交出她身为处女的证据时，明光便成了绝无仅有的嫌疑犯、罪人。毋需指控或起诉，愚昧/传统的生存逻辑自身已然完成了它全部审判程序。愚昧终于虐杀了文明，黑暗吞没了这线细小的光与希望。
    
     　　然而，在《血色清晨》的意义网络中，对这一“谋杀案”的呈现远非如此的单纯或直露。圆睁着恐怖、困惑、无辜的双眼倒在利斧下的明光，确乎是愚昧、传统势力的牺牲品，但不仅如此。从另一个角度上，明光亦因传统/愚昧生存方式的解体而丧生。尽管他“命定”地被指认为这一无端悲剧中唯一一罪人；尽管势必是他，而不是别人，将为这愚昧的“审判”所指认，但是，在本文的叙境中，他并非必然将他的血淌尽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是因为一连串相关之典仪的未完成、或曰颓坏，明光才会悲惨地死去。事实上，这桩“谋杀案”的双重意义在影片的片头段落已然清晰地呈现出来﹕环绕着清晨破败的古庙/今日的乡村小学，一个长长的运动镜头，依次呈现出这一别具意味的特定空间。似乎是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结合部；然而，尽管喧闹的孩子们给这古旧的空间添加在几分活力和动感。但衣衫破旧的小学生仍不可能掩饰古庙（传统文化的指称）的衰败﹕运动镜头滞重而细腻地呈现出无头的佛象，巨大而残破的古钟，已然看不清铭文的石碑，朽坏的殿堂；直到一声叫喊﹕“不好了！李老师被杀了！”、孩子们纷纷奔出，这座废弃的、并将自此再次被弃的古庙才更显出它的荒芜、破败。
    
     　　影片中破损的典仪之链以红杏的新婚之夜为开端。其中古老的婚俗，因新娘处女的证据、也是男人/丈夫初夜权的印证——白被单上的血迹既告阕如而崩溃。且不论此间男权文化的暴虐、荒诞与脆弱；显而易见的是，这与其说是不贞的铁证，不如说是一种愚昧、过时的偏执与幻觉。现代生存、现代农村妇女的生活（姑且不论妇女解放的意义、更与性解放风马牛不相及）已然取消了这一古俗存在的依据。但这一古俗瓦解后的空白却不曾为现代文明的内容物所填充，它与其说被废弃，不如说被悬置了。于是，在这一古俗的逻辑中，“上面啥也没有”的白被单，只能意味着失贞，意味着存在一个未曾出场的罪人，一个“奸夫”。继发的下一链环便是雪耻复仇。退亲行为决定必须去雪耻的是新娘的家人。另一典仪、或曰乡俗必须出演。它规定此时新娘的父兄应扬言复仇，并执刀叫骂、威胁“奸夫”；而后，村中的长者——在此应是村长率领民兵夺下凶器、捆绑并关押扬言复仇者，直到风波平息。因这一典仪的出演，伤风败俗者背上了恶名，蒙耻的家庭修补了名誉、重获了体面。在传统的、有效的社会体制中，这与其说是愚昧、野蛮与残忍，不如说只是维系古老生存的一个典仪，一项不无表演色彩的程序，一个因事先张扬而不必发生的谋杀案。充其量它只是一个陋俗，一个其势汹汹、却不必血刃的的闹剧。然而，现实社会的变化，传统文化的解体，权力结构的更迭，再次造成了典仪的颓坏。尽管李平娃、李狗娃兄弟依例行事﹕从红杏处逼供出“同谋”，立刻磨刀霍霍，大肆张扬，并坐定清晨村庄的集散地﹕早点铺中插刀狂饮。但最重要的环节再告缺失﹕“都啥年月了，哪还有民兵？”而被唤来的村长，则只是把平娃兄弟的刀“下了”，“咋也没咋”，“打发他们家去了”。这不仅在无言中宣告了典仪的无效，同时将表演指认表演﹕“都以为咱不敢”，“都看不起咱”，“不说清楚？不说清楚就真干！”凶杀因之而不再能避免。否则，平娃一家将背负双重耻辱。能洗净这一切的，只有明光的鲜血。“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明光是传统文化/愚昧索取的献祭，同时则是传统社会解体所必需的代价。
    
    
    
     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