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西游》：“后现代”为名的幻象

    以商业电影面孔出现的《大话西游》，似乎成了人们不断发掘话语原料的宝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都可以分一杯羹。在以清华大学为首的BBS上，理工科为主的男生们热情洋溢抒发自己对它的爱慕时，大约不曾想到，这种简单的个人喜好后来会发展成声势浩大的 “大话运动”，也成为某种标榜，似乎如果你不喜欢《大话西游》，就不配进入某种话语圈子。
    
     　　人们对“大话美学”、“大话修辞学”等已然研究成果甚丰，而且洞见烛微，在此不作赘述。《大话西游》广为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喜爱，盖因为它寄托了人们离经叛道的理想，他们被各种可见不可见的东西禁锢很久之后发现一种新鲜气息可以承载自己的叛逆姿态，其实与中学生喜欢随心所欲的小燕子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无高下之分。
    
     　　如今的消费社会，一切被商品化了，包括文化产品《大话西游》。对消费品的选择所蕴涵的内在意义可以为消费者创造一个新的身份，一个不同的、能够游移的身份，一个新的自我。
    
     　　喜爱《大话》的人群物以类聚，可以作一种有趣的解读。随着相同感觉的产生，在一个暂时的情感共同体中，由于大众聚合在一起而产生了新的“审美范式”，因而就出现了一个超越个人主义的运动，人们在这里体验着强烈的狂欢，体验着移情与情感沉浸。
    
     　　游戏之余，里面还寄托了一种怀旧，一种淡淡的感伤。于是，人们有时甚至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喜欢《大话》，还是沉醉于自己喜欢《大话》的姿态。
    
     　　一位后现代理论家说，“再没有人是青少年了，因为每个人都是青少年。”我们这个时代，成年人许多状若孩童的行为得到许可。至尊宝可以蹲坐于地乖巧地大学狗叫，观者也可因喜欢《大话西游》口吟儿歌手舞足蹈。
    
     　　这样一部奇思妙想的影片，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对一本正经的宏大叙事展开了全面戏拟和颠覆，它本身也经历了“话语的狂欢”。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所言，在语言进化过程中，最大的乐趣是在片语、字词以及意义的转折和无限的创造中……用已为大众所接受的语言或喻义（外延引伸）去击败对方。
    
     　　影片的文化内蕴与主流文化和美学势不两立。居统治地位的人和权威人士大约不太愿认同，他们认为它是一种破坏因素，不利于保持既定的秩序，而平民则重视这种解放力量，希望通过它的扩变获致某种形式的自由——即便是怀疑的自由或发泄的自由。
    
     　　对《大话西游》进行解构和重新诠释，让我们面对后现代文化的喧嚣纷扰耳聪目明，但是过度诠释必然导致如中学语文教科书分析鲁迅作品一样的机械。将《大话西游》看作一切后现代文化现象的始作俑者，也未免虚张声势，让它不堪重负。
    
     　　　　　　　　　　　　　　　狂欢节的碎屑
    
     　　我们可以指责周星星的“娃哈哈”茶饮料、步步高复读机和音响系列广告如同商业垃圾，实际上我们也不可太过苛求。周星星只是恰好从事了艺人这一“很有前途的职业”，而且又投资和主演了《大话西游》这样一部比较有前途的电影，我们命名他为颠覆一种文化的英雄，重建另一种文化的救世主，加在他身上的压力，未免太大了些。
    
     　　《大话西游》只是在后现代文化已经暗自萌芽疯长的时候应运而生，恰好与很多人的愿望一拍即合，也是因为，盗版的快速复制使人们不拘时间地点方式无数次观摩它揣摩它成为可能。当初，第五代导演张建亚影片《三毛从军记》和《王先生之欲火焚身》都是机巧智慧的反讽戏仿之作，只是缺失几分《大话》式的浪漫爱情。可惜孤帆远影碧空尽，槛外长江空自流。
    
     　　高雅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限几近消弭，一切所谓崇高的东西都被消解。重金属摇滚乐与巴赫的前奏曲可以串通一气，杜尚被称作《泉》的艺术品只是个小便池……文本对自身、对自身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以后现代时期特有的方式游移闪烁。
    
     　　国内的爻释子曰乐队说唱道：“这个时代，还有伟大的事吗？还有伟大的人吗？还有伟大的感情吗？如果你有，那您就是腕儿啊，我们就是您的托儿啊。”
    
     　　这个充塞着电视广告、时尚杂志、如潮报纸的平庸时代，人们依靠自己判断力的程度减弱了，人们空前很少辨别地相信媒体，人云亦云。人文价值取向被抛离，快乐原则同化了现实原则，因而也就掏空了人文精神中的批判内容。“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爱或恨的东西。”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如是说。
    
     　　又会有多少人对《大话西游》不是盲目迷信？不是将自己的感动无限放大？人们容易在众生喧哗中迷失。
     其后网络中无数大话故事，无数关公战秦琼、潘金莲的花样年华之类的机锋闪现，会给人们带来淋漓尽致的阅读快感甚至部分改变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可是在这些影像、碎片与场面中，你不可能去发现重要的秩序或价值判断基点，掩面而思，惟有茫然。它们被无休无止地复制与模仿，难以凝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不会让人明心见性。
    
     　　对这些文化制品的通俗审美，不对它们的品质作出任何“绝对公正的判断”，这种审美在本质上是多元的和有条件的，因为它首先认为一个文化对象的意味因人因境不同。它的基础是对文化形式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连续性的肯定、根深蒂固的参与欲望以及感情的投入。最要紧的是承认快感，并承认快感是个人的事情。
    
     　　《大话西游》让人们得到快感，快感同样属于身体写作和阅读的范畴，是非理性的，助长了话语无序状态。哈贝马斯认为，放弃理性和理智就意味着转向绝望和保守主义，而我们这个时代，坚守理性绝对需要勇气。我们这个社会，失去理性的结果也是不可想象。
    
     　　《大话西游》在推翻话语暴政、使得伟大正统叙事土崩瓦解之后，又当如何呢……
    
     　　　　　　　　　　　　　　　　　交流的狂喜
    
     　　我们在越来越多的文化制品中遭遇后现代的碎片，孟京辉的话剧可以《盗版浮士德》，冯小刚的电影《大腕》甚至反讽到人民大会堂，李六乙的话剧《偶人记》溶进了传统的阳春白雪昆曲，里面的神仙姐姐却是叫作“紫霞”。甚至素来严肃说话的黄建新忽然戏仿《疾走罗拉》引用民间笑话制造出了拼盘式的《谁说我不在乎》，电影里、春节晚会的小品里网络笑话横行，手机短消息的笑话泛滥……无数块破布被不断重构拼贴缝合，以“微小叙事”（petits recits）取代“宏大叙事”（grands recits）。
    
     　　我们的语法规范被不断刷新破坏，新生力量此消彼长以至无法约束。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们可视语言为一座古都；其中遍布纵横交错的街道和广场，新楼旧舍错综杂陈；不同时期兴建或补建的房屋，散乱地耸立四周；这些建筑物又被新市区规划的笔直街巷和整齐划一的房舍围拢。语言之城“要有何等的房屋和道路，城镇才能称之为城镇？”新生的语言编入原有语言的布局，构成了这座古老城镇的郊野，如“化学符号和微积分符号”。
    
     　　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新的林立屋宇都归结于《大话》的直接影响，似乎有些牵强附会。我们无法忽视后现代文化制品的迅速复制冲刷积累，网络的使命是推波助澜。而媒体传播的速度、强度、广度，构成了鲍德里亚所谓的“交流的狂喜”。媒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利害来决定某种取向，连篇累牍的轰炸会助长或毁灭某一文化制品。
    
     　　鲍德里亚和詹姆逊强调后现代主义“无深度”的消费文化的直接性、强烈感受性、超负荷感觉、无方向性、记号与影像的混乱或如胶似漆的融合、符码的混合以及无链条的或漂浮着的能指。
    
     　　这是一个懈离黯淡的时代。审美准则匮乏，“美”成为商品，人们会以作品产生的利润来评价作品的价值。“文化”本身成为产品，市场变成了本身的替代，这是对绝对商品化过程的消费。杂志上，电视里，大街上每周出现的文化产品、观念和图像的丰富芜杂在某个阶段契合了詹姆逊“文化现在占据了中心位置”的说法。将文化推到社会生活的中心，即使它是片断的、不断重复再生产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有革命性、批判性和某些破坏性。它怀疑一切叙述的表现，强调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还具有强烈的颠覆性——既颠覆传统文本的叙述，也颠覆以话语形成的秩序。
    
     　　但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缺乏明确的建构目标。我们是否要漫无目的地一直破坏下去？满地的碎片如何捡拾？后现代困境就是危机——我们的真理、价值以及各种尊崇的信念危机。这危机源于反省性自身的根源，它的必然性和力量。
    
     　　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时是一种轮回，人们愈发浓厚的怀旧情结可作注解。我们的文化如果不依靠更执著而强大的力量重建，只能成为混乱的旷野。但是这种力量又是什么？经济与文化一路结伴前行，会渐渐明晰。
    
     　　不过也有人说，“来一点这个，来一点那个，这才是产生新事物的办法。民众的迁移给予我们的世界以极大的可能。”
    
     　　　　　　　　　　　　　　　　享乐的潜流
    
     　　人们对自我，对身体的享乐空前重视，对大众文化的喜新厌旧速度不断递增，书籍、电影、明星、流行音乐很容易瞬间遭到遗弃，人们在桌前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却可以转眼就忘掉对方的姓名，一夜之欢成为时尚杂志经常讨论的话题……
    
     　　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