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企业与电影市场问题的思索
中国的大众电影
——关于电影企业与电影市场问题的思索
引子
《
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问过往行人：您一年看几次电影？回答随年龄段的不同会有所差别。但来自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平均值却让人大吃一惊：北京平均每人每年看0.6次电影。也就是悦，近两年才看一次电影。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历来是中国电影市场的龙头。北京如此，全国的情况可想而知。
主管部门的统计表明，中国的电影观众人次比十年前下降了70倍。有评论家称，中国电影的困境，最大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影片难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有着深厚电影情结并以电影为生计的人们，深感焦虑。电影圈内不少人议论、探讨，期望能寻找出一种有效开发电影市场的新思路。中国电影市场的现状和中国已经加人世贸组织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看到；中国电影市场的核心问题，是能否革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电影管理体制和电影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关键在于中国电影企业能否落实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按照《
丢失观众的尴尬
近几年来，政府部门和电影业人士都作了很大努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人了巨大的财力，希望能形成中国电影的又一次高潮。但现实却是：电影生产和电影市场日渐萎缩，国产电影的收入大幅下降。
中国有13亿人，从总体上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本来是一个有巨大电影需求的市场，但目前的情况是，国产电影产量下滑，年产不到100部。同时，进口电影也相应下降，而且市场拥有的新拷贝总量下降得更快，有的国产电影甚至是零拷贝。进口分账片（绝大多数是美国进口的大投资的娱乐片，采取票房分账的分配方式）拷贝数量虽有上升；但按协议；指定影院放映结束必须收回拷贝，这样能在市场上流通的新节目拷贝数量就有限。加之相当一部分国产片和一部分买断发行权的进口片不适应市场。造成好影片供应短缺，观众减少，票房下降，以致不少电影发行、放映企业或停业、或转产、或空留虚名而难谋生路。电影市场某种程度的萎缩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它证明电影企业很难在行政机制很强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从电影市场的终端来看，1990年35毫米影片放映单位有11000多家，票房收入32.34亿人民币，观众7937亿人次，平均票价0.4元左右。到2000年，35毫米影片放映单位仅剩 1000多家，票房收入 9.3亿元人民币，（香港同期票房为9.6亿港元），按平均票价 10元计算，观众不到1亿人次。农村16毫米影片拷贝的销售量；从1990年的10万多个减少到2000年的1万多个，市场情况不言而喻。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主要集中在上海、浙江、北京、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和部分大城市的大影院。其收入主要依靠大片和高票价维持。根据2001年的有关资料，按票房收入排名前300家的影院，全部集中在大城市，它们的票房收人占全国总票房收入的90％以上；数以千计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电影票房收入不到 10％。显示出大众电影市场的不景气，而这里本应是国产电影的主要市场。
反过来测算；93亿元的票房收入，除掉3．3％的营业税。5％的电影基金。按45％留给影院计算，只有3亿多人民币，也实在支撑不了更多的影院正常开业。
再看生产源头。由于大众市场并没有真正实现大众化，国产影片很难收回成本。大多数电影制片企业连年亏损，投资乏力。原来热衷于“触电”的社会货金，由于近些年大都铩羽而归也持观望。为扭转这一局面，政府部门组织大量资金加大制片投入，干是部分制片厂围着政府部门转，拍摄政府部门要求拍摄的影片；争取政府投资，争取政府安排档期，争取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组织大家观看。从几年来的实践看，良好的愿望并未改变大众市场持续下滑的趋势。比电影市场不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众多观众和从业人员对电影这一“大众艺术”少了许多信心。古人悦：“哀莫大于心死”。这比失去阵地（电影院）、队伍和票房的损失更大。
历史经验一再告诫，经营电影、拍电影、发行电影和放电影的人，都应围着看电影的人转，千方百计地多方面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电影消费需求。任何一项工作的检验标准应该是实践标准、群众标准，电影更不能例外，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只以此作为电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若拍出的电影没人喜欢看，观众不买账。就成了无效劳动，“二为”方针就一为也实现不了。如果丢掉那么多观众无动于衷，不光有违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也危及到中国电影本身的生存。
并非规律的萎缩
中国电影市场萎缩的原因有些人说，是被电视、VCD、DVD等多元娱乐形式所取代而造成的。似乎电影市场的萎缩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不可否认，多种文化娱乐形式的冲击必然分流一批受众；电影作为惟一的、最先进、最普及的大众媒体的时代已经过去；它遇到了电视等强有力的对手；发达国家的电影史上也都有过电视冲击了电影的先例，使电影业在短时期内陷人困境。但受冲击的时间不过20年左右。这些国家的电影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和经营方式，很快做到影视合流，电影和电视的产品重新定位，发挥各自优势，电影市场又重振雄风。
从当前国外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看，许多电视传媒很发达的国家，其电影银幕数、观众、票房都在不同程度地上升。例如美国，人口27亿多。1990年 23689块银幕，1998年34186块银幕；比1990年上升44．3％；1990年观众 11．89亿人次，票房5022亿美元，1999年观众1471亿人次，票房74．9亿美元，比1990年分别上升23．7％和49％。又如法国，人口 588万，1990年拥有银幕4518块，票房28．26亿法郎，观众1．21亿人次，2000年拥有银幕5103块，票房58．58亿法郎，观众1．65亿人次，分别比1990年上升12.95％ 、53．11％和 36.36％。这些国家的电视、录像、DVD等多种娱乐形式的人均占有量比中国还大，他们的电影怎么能继续发展呢？我国1958年有电视，至今已过了五十年；从改革开放算起，也有20多年了，我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十多年前就看到了影视合流的必然趋势，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但电影为何反而日渐萎缩？
周边国家与地区如韩国、日本和香港等地的电影市场，也出现过下滑和萎缩，其原因除了美国电影的冲击外，与亚洲金融凤暴和本国经济不景气密切相关。即便如此，近年来这些地方的电影市场有了明显的回升。香港电影票房2000年是9.6亿元，2001年回升到10亿元以上，港产片100部以上。香港电影界目前正采取降低票价等自救措施促进市场进一步回升。韩国2001年电影票房约4亿美元，折合33亿元人民币，人均看电影3次以上。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举世公认，大的经济增长环境比上述地区好得多，为何中国电影市场反而日渐萎缩？
经过多年实践与探索的电影工作者们给出的答案是：关键在于电影自身能否与时俱进；影片能否满足当代大众的兴趣、爱好、情感、愿望；影院能否创造与剧情相吻合的声光环境气氛，使观众在影院看电影能得到电视所无法达到的更强烈的震撼和更大的愉悦满足；票价能否让广大观众承受得了。如果这些都能做到，广大观众是不会抛弃电影的。
票价大众化的玄机
电影同样有经济承受能力和有效供给的问题。以美国为例；每年进入电影市场有400－600部新影片，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是大众喜爱的；能够撑得住市场；全国平均8000－10000人一块银幕；电影票价是大众月平均收人的千分之二点五（按大众月平均收人2000美元、电影票价每张平均5美元计算），在大众能接受的消费指数之内。因此，观众没有改变传统的电影消费习惯，还是愿意走出家门，掏腰包买票走进电影院。
以北京作一比较：按大众月平均收人1000元人民币计算，现在电影票价每张平均20元；等于其月收人的2％，高于美国8倍；大约230000人一块银幕，少于美国23倍。这就意味着人们看电影更不方便；进人市场的影片仅有100多部，约等于美国的1／4到1/6，而且有不少影片观众不买账。这样一比较便知道，电影市场的萎缩有许多复杂原因，决不是中国人忽然不爱看电影了。
有人认为，美国高科技和高投入的电影，发展中国家很难与之抗衡，他们的制片成本平均5000多万美元，我们不到500万元人民币；怎么竞争？不妨先用一个资料来分析，周铁东所著的《
其实；我国也是如此，偏爱看进口影片大有人在，但不能就此判定广大观众都不喜欢国产片。假若每月能排映十几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节目，全国城镇有一万多家电影院放电影（约平均5万人一块银幕），票价维持在大众月收入（1000元）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左右，进口片与国产片的观众比例，将会有明显变化。日本电影市场最近的变化值得关注；日本观众偏爱了一阵美国片之后。近年又重新回归。更加看重、热爱日本国产片。因为，电影终究是一种文化，对本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眷恋与认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确认本民族的身份与地位是每个民族夭赋的自尊，因此每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必然是希望本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有闪光点或处于领先地位。
在外国同行眼里，中国电影有得天独厚的发展空间。一位外国电影工作者曾说：“搞电影需要文化、技术、资金和市场（他指本土观众），你们目前缺少的是技术和资金，这不要紧，都能通过人为的努力解决。而本民族文化的丰厚和本土观众的众多，却是上帝给的，谁也比不了你们，是人为不可能马上解决的问题。”是啊，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13亿人口的本土市场。眼下就按有5亿城镇人口来说如果能够达到2000年美国人均看电影5.2次的水平，国产影片的35毫米市场将有26亿人次的观众。按平均票价5元人民币计算，将有票房收人130亿元人民币；再保守一些，打个对析，也有65亿元的收入，那该是个什么情况呢？
这确实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电影票价的“大众化”。国外电影票价一般不超过大众收人的千分之三左右。我国生意场上有句俗话；“一分利撑死人，十分利饿死人。这值得电影经营者们认真思考。据了解，北京稍好一点的电影院票价都在30元左右。一家人出来看电影，就要花100元左右，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电影业不能把电影从“大众艺术逐渐“贵族化”。目前票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这根本的原因是电影行业的垄断经营造成的，是市场意识不充分的表现。中国电影票价己经放开，如何使票价降下来？只有开放市场、保护公平竞争才是最靠得住的解决办法。正像中国彩电业，从每台7000多元降到1000多元，使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并且走出国门，成了一些外国人家里的“洋货”，我国也成了世界彩电的重要生产基地。这一切都不是硬性采取行政措施所能实现的，而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电影改革特有的“深水”改革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电影改革比其它行业改革则具有更大的复杂性，这是由中国电影的历史和电影本身的“两牺牲”所决定的。来自第一线的调研表明，实施电影改革，必须全面应对下述因素——
首先，政企职能交叉。不光政府部门代替企业经营，各级发行放映公司也代替政府部门行使本地区的行业管理职能。在行业内部，电影公司似乎是“二政府＂。1958年文化部就明确过：“中影公司具有政权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双重性质”。1979年国务院也以国发1979（198）号文件明确规定：“省、市、自治区文化局所属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是领导管理本省、市、自治理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的专业公司”，“在业务上，受中影公司和地方文化行政部门的双重领导。”多少年来，各级发行放映公司忠于职守，都是既经营又管理，包括计划、统计、市场监督等等。
其次，企事不分。国家编委、财政、统计等部门，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明确电影制片厂、发行放映公司、专业电影院是企业性质单位。但从一开始就未得到上下左右全方位的认同与落实；地方上大部分自定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单位，上上下下都行使了许多公益事业的职能，如“普及放映”，“消灭空白点”等。突出特点是不讲经济核算。在企业、事业同吃国家大锅饭和收人大干支出的前提。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传统的保守落后观念的影响。“左”的思想、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唯上主义，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影响远未消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在电影行业似乎还没有扎根。没有认识到在坚持“二为”方针下，没有票房就难有社会效益。对电影企业的考评，往往只看拍了多少部主旋律影片获了多少奖；而经济考核要么没有，要有也是走个形式，算不上什么主要业绩，更不去研究什么投入产出、资本回报等问题。
由此，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电影企业比其它企业难度更大，一般国有企业有的困难，电影企业都有；一般国有企业没有的困难，电影企业也有。
不该收僵的1993“攻坚”
对于1993年中国电影行业改革的认识，至今说法不一。传统的观念和不切实际的诱导，一直成为影响中国电影改革潜在的思想阻力。不少业内人士还在期盼：“要是能回到上世纪80年代该有多好”。
镜头回放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各行业在纷纷起步改革开放，电影行业则恰恰相反，是在贯彻执行刚刚完善了的计划体制，即国发1979 （198）号文件及其实施细则。其中牵动各个方面最实际的问题是政府关于行业分配的方案。
这个方案是70年代末文化部门和财政部门通过实地调查，根据各类电影单位三年之内实际收支情况的概率制定的。其要点是：票房的 50％留给影院，另 50％作为发行收入由制片、洗印、中影和省地（市）县三级公司四家分配．即制片15％，洗印15％，地方三级公司15％，中影5％。洗印的15％由各省级公司包干使用。在这个基础上，又制定了“抽肥补瘦”（经济发达地区补欠发达地区）、“以城补乡”（以城市补农村）、“以长补短”（故事片补新间科教片）的原则。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上下悬殊很大。尽管一开始就有人反对这个方案，但是因为它适应当时的情况，不但行得通，而且很快建立起了遍布全国城乡的发行放映网；创造了80年代中国电影城乡大普及的繁荣。
冷静分析一下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人们会惊愕地发现：这是中国电影史上千载难逢也不可再逢的畸形市场。“文革”十年看腻了“八板三战”（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的中国观众，对文化的需求处于极端饥渴的状态。“文革”结束后，一部开禁的老影片《
与此同时，各制片厂和省市公司都库存了大量“文革”前的节目和拷贝，拨乱反正后一个一个解禁投放市场；形成当下没有投入就有产出的特殊情况。一个高需求，一个无成本，形成了电影的高回报。这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电影市场？再看制片业，当时拍电影全社会都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拿着上级党委的介绍信，所到之处大力支持，包括场地，劳务，甚至军事预算往往都是免费提供，社会隐形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制片成本。由于当时电影企业是高收人的单位，是人们“争、抢、挤”，的好地方，所以迅速扩充成50万发行放映大军。
随着整个国家改革的深人，开放力度的加大，观众的眼界越来越宽，要求也越来越高。那种崎形的电影市场一去不复返；库存的拷贝终于枯竭，新拍电影的经费不但再没人免费提供，反而要起了高价。再加上机构膨胀，成本加大，电影行业内部的矛盾逐渐突出。焦点是：“分配不公”、“你多我少”。制片与发行、发行与发行、发行与影院几乎都强烈要求“洗牌”，重新分配。1993年积淀成为行业内部的三角债，地方公司拖欠中影应交业务款9000多万，中影欠制片厂应交业务款4700多万，这个绝对数虽不算太大，但对当时的电影行业来说，足以卡壳乃至影响制片厂1994年开机。所以制片厂要“闹革命”要“推翻三座大山”（指中影公司、合拍公司、器材公司），主攻是打破中影公司的统购包销，实行自产自销。这种要求的实质是打破计划分配，实行市场分配，既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于是“你多我少”、“分配不公”的问题，政府便让企业逐步通过合法经营、公平竞争去争得自身应得的那部分权益；同时还可大大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也就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乎。
1993年催生出的电影体制改革，把制片、发行一齐推向了市场。尽管走向市场的道路是艰难的，但是市场是公平的，有一分付出，就有一分回报。首当其冲的中影、北影、上影等，通过内部改革，初见成效。1994年6月底之前；中影公司还清了制片厂的欠款，1994年底中影引进了分账发行影片的经营方式，1995年制片厂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生产故事片175部，一部分省市公司和影院也先后通过相互参股进行了新的组合，如北京新影联，西南影业公司等。
然而，市场分配不可能一蹴而就；没有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分配。所以制片厂发现“打倒了一个皇帝又面对31个皇帝”（指中影公司和 31个省级公司），一部分制片人和发行人都发现，“原来有的人打倒皇帝是想自已当皇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