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专访：山形亚洲选片人藤冈朝子
现象：请藤冈朝子（Fujioka Asako）小姐先自我介绍下。
A：好的，我大学的时候是念的是社会学，毕业后我在一个发行公司工作。我小时候在国外呆了有十二年的时间，六年是在美国，六年在德国，所以我比较国际化一点。也正是因为我在美国在欧洲长大，所以我对亚洲一直特别关心，我也非常喜欢我现在的这份工作，关注亚洲的这些纪录片，了解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
我从1993年开始在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工作，这是个很偶然的情况，因为我以前在发行公司工作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法国电影，跟一些法国电影的导演打交道，而有些导演会比较大牌一点，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后来我接触到了山形，接触到了一些纪录片的导演，发现他们更生活化，更平易近人一些，跟他们交流很愉快，我也越来越对纪录片感兴趣。所以就加入山形的行列。
现象：能介绍一下关于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一些情况吗？
A：山形电影节是两年一次的，去年有一次，那么下次就要到明年了，中间一年用来募集作品。电影节有五六个单元，一个是国际竞赛(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单元，一个是我做的亚洲新浪潮(New Asian Currents)单元，一个是一些老影片的回顾展映（Retrospective），还有一些单元不是固定的，每次都不同，像去年就有一个琉俅的专题。当然，我们也放一些日本的新纪录片，每年都有不少国外的买片人来到山形电影节向我们购买一些日本的新纪录片。
山形电影节第一届是在1989年，刚开始做的时候，市政府想做成一个简单的纪录片的交流活动，但在山形市有一个电影俱乐部，他们的会员很多，就像你们
现象：山形选片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吗？
A：每个单元都有每个单元的选片标准，国际竞赛单元有一个标准，亚洲新浪潮单元也有一个标准，每个单元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去年我们一共收集了1500-1600部片子，在国际竞赛单元就有十个选片人，这十个人中有五个是山形电影节的工作人员，两个是做电影评论的学术人士，还有三个是普通市民，包括农民和工人以及白领等各行各业的人。
现象：那会不会这些普通市民的欣赏观念会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A：会有的，其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会有很大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山形电影节的一个特色，因为山形电影节90%的基金都是山形市政府资助的，所以我们会考虑到纳税人，也就是普通市民的一个看法，而且，这么做也很有意义。
现象：藤冈小姐跟亚洲纪录片打交道这么多年，是怎么看待亚洲的纪录片的，或者说，对亚洲纪录片有个什么样的认识。
A：在亚洲纪录片都还是胶片的时代，拍部纪录片要受很多限制，主要是来源于政府，日本、韩国，包括整个东南亚都是如此，那时候的政府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现在，亚洲各个国家都跟中国一样，用的是DV拍纪录片。像在美国、欧洲甚至包括日本，国家已经发展到一定才程度了，所以一些纪录片素材并不好找，尽管它们社会问题还是有，但在纪录片的表现方式上会比较抽象一点，但在中国，或是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因为社会问题比较明显，所以在表达方式上，会显得直接一些。作为我个人来讲，我认为，虽然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纪录片能直接表现一些问题，拍出来的片子也很有意思，但从纪录片发展的角度来说，还是需要在表达方式，或者是说结构、语言等各方面做一些调整，导演的立场和观念也需要更明确。
现象：有时候导演立场的明确和立场的客观会形成一些矛盾，那么你认为是导演立场明确更重要还是客观更重要呢？
A：我觉得有一个立场是非常好的，不同的导演都有不同的风格。其实像很多纪录片大师他们也有自己主观的观念，只不过他们表现他们观念的方式体现在剪辑之类的后期处理上。
现象：能具体介绍一下纪录片在日本的一些现状吗？
A：其实日本的纪录片也不是很商业化，不过每年都会有10-12部纪录片会在电影院放映，但规模也不是特别大，大概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影院，100-150座位那种的小型影院放映，也不是一种商业的行为，档期也只在4个星期左右。很多纪录片导演把片子放在那里放也不是为了赚钱，只是想通过这个渠道，与观众见面交流。
现象：其实这种已经很不错了，在中国目前是没可能的，而且在最近几年里也不大可能实现。那你觉得纪录片在日本或者说在亚洲以后会以一种商业的模式来操作吗？我是说在发行上的操作上。
A：我觉得现在在日本人们对纪录片的看法的改变度是越来越大，当然，这也和山形电影节的推动是有很大关系的，一些发行公司也从日本国外买一些纪录片来国内发行，先到电影院放，然后做成音像制品，或者直接卖给电视台。其实这也是种商业的操作。
现象：那其他国家那边的情况呢？例如韩国。
A：韩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严重的政府限制。但至从金大中上任总统后，他一直比较民主，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包括电影上都放开了一些政策，所以韩国的情况也越来越好。去年和今年有两部韩国的纪录片在本土市场上很火爆，一部是跟巫师有关的题材，一部讲的是关于北朝鲜的间谍的片子。
现象：像这种关于朝鲜的敏感题材，那导演制作影片的环境会不会很恶劣？
A：肯定会有些问题，好像这个导演做这部片子的过程中几次被逮捕了。
现象：在日本导演的环境会不会好些，像在中国可能拍警察拍公安都会出问题？
A：也还是有一些限制的。例如日本有个“奥马”邪教，有一个纪录片是关于这个教的，这个导演就有了一些麻烦。虽然，在日本拍警察之类还是可以，警察也没有权利直接来抓人，但他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给你带来麻烦。所以这个问题，很多国家都是一样的。
现象：那天我看了四部山形选的一些纪录片电影，觉得实验性非常强，日本是否这方面的纪录片非常多？
A：你那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特例。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的纪录片的导演，他也拍过一些商业的大制作的影片，但他特意选择用很小的成本来拍纪录片，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爱好。在日本，有很多纪录片导演，他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表现他们的创作，例如做MTV，做电视节目，做电子游戏的影像等等，但他们有时也会有意做一些低成本的片子，用一种很原始的影像来表现，目的是为了批评在电影商业化中丧失了一些力度。
现象：这是否意味着纪录片的外延空间的扩大？因为我看到有些日本纪录片所纪录的并不是现实的东西，甚至有些是超现实的、神话的。
A：也可以这么说，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一些实验性的纪录片，例如王芬和赵亮，其实他们的影片已经有了一些实验性的元素，而且我觉得以后在中国做实验纪录片的也会越来越多。
现象：那所谓的纪录片的最终本质是什么？我是说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关怀？是揭露？还是别的什么？我们可以聊下这个问题吗？
A：对我来说，各种各样的立场和方式，关怀也好，揭露也好，批判也好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应该接受，但无论是哪一种立场和方式，导演都必须是要求尊重他的被拍摄者。
现象：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小川先生（小川绅介）就说过，纪录片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营造的世界。
A：对。
现象：好的，谢谢藤冈朝子小姐接受采访。
（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