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纪录片的道德底线

（纪录片进入我最喜爱的纪录片展映单元后，我的感冒还是没好。所以我也很遗憾的没有把全部的纪录片一部不拉的看完。因此在这个文章里没有办法全面的介绍一下本次展映的纪录片了。） 

纪录片作为很容易用DV机器操作的一个影像方式，它在国内的民间影像创作中可能是最成熟和最丰产的一个种类了。但是在这种繁荣的背后，我觉得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危险正在逼近我们。而看了这次纪录片展映单元后，我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危险的面貌——民间纪录片对于我们道德底线的冲击和突破！ 

在这里讲“道德”这个国人一向很敏感的词汇，我显得很有些迂腐之气。毕竟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我们谁都无法确认明天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既然已经失去了传统的道德评判体系，那么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批评人家的纪录片道德问题呢？ 

因为我想，只要我们还承认生活中还有值得我们去用自己的人性和理智去关注的事情，那么就一定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突破的。否则那就象我们在用法西斯方式来维护民主一样可笑与荒谬！ 

每一个有勇气拿起摄象机开始试图用纪录片方式来反思自己和社会的人，可能都是出于关注人和人性的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涉及到了对人和人性的关注，我们就可能会面临这种矛盾和冲突——摄象机作为一种私人隐秘生活中的暴力存在，我们停止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呢？换句话说，那就是我们的道德底线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呢？ 

要说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要继续争论这个长期以来纷争不休的话题——那就是到底什么是纪录片中的真实？我们在纪录片中的所有困惑可能都源自于这个象原罪一样让所有纪录片制作者无法解脱的问题。我也同样一直困惑于其中而不能得到解脱。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困惑并不能让我对确定自己视域的边缘心怀疑惑，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不能依靠伤害拍摄对象或者其他有关拍摄的人来获取自己认为的真实的。 

这种所谓的“伤害”是一种很轻易就会被忽略的伤害，而由于我们在拍摄和参与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是处在一种随时在审视自己的内心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这种主动不设防或者被动不设防的状态下被直指内心深处那些伤痕的话，它带给我们的痛楚是远非肉体伤害所能比拟的。 

我今天下午在看杨荔钠的《家庭录象》的时候，就感到了这种源自内心的伤害。我作为一个观众，都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了那些早已深埋心底一直力图忘却的痛苦。而我体会到的这种痛楚是和这个片子没有任何关系的，它已经不是我经过理智和冷静的反思后的反应了，它完全是我内心深处的情感被某种非常暴力的情感侵入后带来的，这种反应是完全无法受到理智控制的一种接近生理反应的情感风暴，它在表面上看起来和受到这个纪录片的感动后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明白它和这个片子没有关系。 

象《家庭录象》这种我称为非常“残忍”的纪录片，或许作为某种类型可以有一两部存在，但是它决不是一种可以值得鼓励的方向。因为它关注和拷问的是道德问题中非常私人和隐秘的一面——而在这个领域我们无法用任何通常意义上的对或者错来评判任何事情。作为观众和记录者，在这个领域我们共同迷失了，从而就失去了纪录片的基本意义——我们不是来看一部影像版的《口述情感实录》的。 

另一个我愿意将它称为“残忍”的方面，是杨荔钠做这样的一个片子是为了拿来给大家看的（虽然它永远都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但毕竟算是进入公众视域了），而不是仅仅限于家庭内部用于解决家庭矛盾的。那么也就是说她在拍摄过程中是很清楚、很有目的性的在问自己的亲人那些问题的——而这个过程无论她有没有投入自己的情感都不能抹杀那种“残忍”的东西所留下的痕迹。正是这种东西使我感到了一种震撼——还有什么题材是我们所不能去触碰的呢？ 
　 
或许它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在这几天的纪录片中，我都在那些所谓的“新纪录片”中看到了这种倾向。特别是在那些最为人注目的纪录片中，这个问题也特别更加明显。英未未的《盒子》是本次影展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可以说是新女性视角的纪录片，而她在全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题材和表现手法之间的无所顾及的态度虽然没有《家庭录象》中那么明显和刺激，但是也隐隐约约地在她对镜头和拍摄场地的选择中有所表露。我很难想象，她“为了”要拍一个同性恋题材而“去找”一对同性恋人。这个过程中所表露出的一些东西让人对她的目的和真诚性不得不产生某种怀疑——特别是她在接受采访中说，这个片子是为法国电影节拍摄的，不会公开放映，所以对片中两个女孩子不会有太大影响。 

相对于英未未的《盒子》，朱传明的《群众演员》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他在这个片子中的身份和他在这个片子上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使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比较不那么明显，使得这些问题更象是他的无意之失——他可能是真的相信有些画面对他的拍摄对象不会有什么伤害。而太原作者常青的纪录片《老田》就在另一个方面成为了一个反面典型。他居然就这么直接和赤裸裸的拍摄了老田招妓的床上镜头，而他采用的镜头机位使人很难相信那些谣言不是真的——这个妓女是作者花钱给老田找的。如果这个传闻得到了证实的话，这个行为将使整个民间纪录片创作者都受到伤害！ 

不过作为法律上“无罪推定”的一种延伸，我在看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相信我所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在现场真实发生过的。除非你有什么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画面有摆拍或者作假的问题存在。但是如果一旦证实有这种现象的存在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对这个作者的所有作品进行坚决的抵制——因为他伤害的是所有信任他的的人，包括我们这些真诚的观众和那些真诚的让他拍摄的人，以及整个纪录片群体。 

不过在整个纪录片展映单元中，还是有值得欣慰的影像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纪录片的老秆子们在这个关键时刻都顶了上来，诸如段锦川的《八廊南街16号》、吴文光的《江湖》（虽然这次展映中放映的这个版本可能有问题，经常出现缺字幕的问题）、蒋樾的《彼岸》等。他们对纪录片的把握能力、对纪录片理念的贯彻精神，对影像的实际操作能力，都是应该让所有手拿DV准备进行或者已经开始进行纪录片创作的人进行好好的反思和学习的。在看到这些真正代表中国纪录片水准的大师或者准大师之作后，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我们就对中国新纪录片的突破开始乐观还是早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