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F2004：策划人对话录

主题为“平凡的世界”的第二界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于6月1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平凡的世界中，一段平凡的聊天记录被留存下来。这段聊天有一个中心“中国纪录片”，两个基本点：中国的纪录片、纪录片在中国。如果很了解纪录片，那么给予指点；如果只知道一些纪录片，那么加入思考；如果压根不知道纪录片为何物，我们试图告诉你，有种影像作品叫纪录片，记录着中国平凡的世界。

李：你说说国内的纪录片的传播情况如何?

朱：纪录片的传播情况你还不知道么？你看过几个中国的纪录片？ 

李：我看过的国内纪录片？很少的几部。好像可以做为反面教材了吧！

朱：我国的情况当然纪录片不是一个特例，而是材料之一。只是纪录片可能某些方面更特殊一些，包括许多所谓的研究者，他们的眼光都总是那么的有限，更别谈我们去关注什么纪录片了。所以我们的不了解是正常的，谁知道了那么多的纪录片的情况，那这个人是应该被抓进派出所去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了。

李：（那你岂不是快了？）恩，纪录片的发展是不是在中国已经有点与国际脱轨了？

对了，一直想问你，你做纪录片影展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啊？单纯是兴趣吗？

朱：脱轨？怎么会呢，中国的纪录片创作我认为还是很领先的，我们的种种误会可能是因为我们了解得太少的缘故。

关于纪录片的传播，我觉得没有什么初衷不初衷的，觉得好玩，玩的人少，就有点酷了。虽然我老了点，但是这点上还是很时尚的。

（纪录片与时尚联系上了，估计离小资，后小资也就不远了。）

李：很酷！很有用！恩，可能是了解的太少了。我理解的脱轨就是没有被大众所关注，很少有能在主流渠道里获取到的信息。

朱：我不是非常了解国际情况，因为很难说哪里的创作是更代表国际的，所以这点很难说。但是中国纪录片在国际影展上获奖是很常见的。而最近，国际影展就我所知，对中国纪录片的兴趣明显加强。不过，这个跟是否进入主流没有直接的关联。很多非主流的东西是国际化的，比如AIDS和同性恋，这次在我们的纪录片交流周里面也是一个部分。

李：恩，我对这个单元很感兴趣。尤其是把这两个题目单独开设了单元，感觉CDFF很有个性啊！

朱：其实像爱滋病和同性恋，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很公开化很正常的对待，在我们这里还经常偷偷摸摸，搞得像什么样似的，很不正常。我们要国际化，其实首先可以从这种态度看出来我们的意识的现代化程度。不过，其实我们自己也遮遮掩掩的，好像干见不得人的事情，不够正常。

李：因为我看过的国内纪录片实在不多，纪录片课程老师也以外国的作品为主，给我一种感觉，纪录片导演更多的时候是把作品当做消遣或者比较个人化的写作。你认识的纪录片导演比较多，你觉得他们多大程度上考虑了纪录片的商业因素？或者说，是如何平衡付出与回报的呢？

朱：纪录片的所谓宏观叙事和个人抒写，以及其他诸如商业性与个人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容易片面化的问题。比如商业问题，我一向这么认为，好的东西绝对就有商业价值，但是有时候没有好的商业回报，那说明我们的机制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放在商业领域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商业问题这样来考虑是没有意义的，首先必须看这个纪录片有没有意义，如果有，那么商业价值的体现就很简单了，当然商业价值的发掘可能是另外一批人的问题。至于个人化么，我认为也很正常。我们不写自己的东西我们写什么呢？就像如果一个拿着笔都去写史诗，而不是更多的写个人的琐事的话，那反倒让我觉得我们的意识是有问题了。我们首先是一个活着的，有着丰富感情的人，我们首先要表达的可能就是个人的东西。这没有什么不好。

李：从纪录片导演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呢？

象最近上院线的田壮壮的《茶马古道》，我感觉虽然是缘起于导演对那个地方的印象，但是因为是面对公众，所以就显得很有商业味道。象你们在交流周里放映的独立纪录片，除了你们的放映，以及一些小范围的放映，另外就是dvd，它们的传播经常很有限，那么制作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就象你们做交流周一样，为了好玩吗？

朱：我从来不排斥作纪录片的人有复杂的动机，就像我一样，好玩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无论是商业上的还是名誉上的，我认为否认这些东西是虚伪的。但是很多事情跟我们的个性或者爱好确实是很相关的，就像原先说过的，可能我们觉得酷，觉得好玩，你就会去做，这也是一个满足。另外，纪录片可能是做不了电影的一个补偿，因为相对来说做故事片有时候可能会更困难些，更产业化些，那么就可以选择去做纪录片。至于商业味，我认为很正常的东西，不需要太多惊讶。很多纪录片可以做得比《茶马古道》更好的。

李：因为我最近看过的公开放映发行的中国纪录片只有《走进毛泽东》和《茶马古道》，所以觉得中国能走到老百姓面前的纪录片无非就是宣传片和风光片。有独立纪录片能走上这条路吗？

你想自己拍纪录片吗？如果觉得足够好玩又有时间的话？

朱：若从院线来说，还是有《布达拉宫》《邓小平》等的。不过从纪录片角度来看，电视纪录片在中国还是挺丰富的。民间的纪录片走近观众比较困难，不过有少量的。

我是不会自己去做纪录片导演的。我连外出旅游都懒得自己拿个DV来拍摄。我对自己有个定位问题。看我这样子能是个自己去拍影片的人吗？那是艺术家做的。我希望做一个好的制作人，一个有希望的发行人，那样就满足了。

李：哦，这个定位啊！只是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好的制作人和有希望的发行人，能不能成好导演没有想过。对于dv的禁播一定也会对民间纪录片走到地上有些影响吧？

朱：那不用想了，不会有希望的。而且不想抢别人导演的饭碗，也不想树立靶子。

没有人说要禁播DV，只是给DV的主流渠道播出设立了藩篱而已。但是，这个跟过去有什么区别么？其实我还想问你呢 。

李：主要是针对一些正要上马的dv电视栏目的限制吧？好像很多地方台都在策划征集民间dv的栏目。很多拍的很好的作品正希望获得肯定，却躲不过审查了。 过去呢？

朱：其实，大家关键还是要强调沟通和理解，政策有政策的背景，发展有发展的要求，不要老认为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了。那是自己在束缚自己，我认为不能认为这个就是政策的出发点，那种理解和反应只能让事情朝相反方向发展。

李：对！不是在政策中妥协，而是在现实中求生存～

朱：最后谈谈你对纪录片的感受吧。

李：其实，我最想自己拍一部纪录片。有句话我很喜欢：了解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假象正在欺骗我们。所以，如果我有机会自己突破束缚做一部纪录片，我想做个80％中国人的题材。 或者就自己玩，拍每一个影响中国社会的小事情。比如短信这样比较轻松的题材。

朱：你还真是个幼稚青年呀。不知道你想拍什么题材的纪录片？

李：我在做梦，你没看出来吗还？

朱：这我相信，你还处于没有从梦中醒来的那个阶段。

李：我想拍，中国最穷的农民，和中国最富的富人。

我的意思是，反正我没机会拍。自己设想一下！

朱：为什么想拍这两类人？

李：因为80%的中国人在他们中间。我80％中间！而这两种人是我最好奇的。

朱：不好评价，等你的大作出来了我们再看看你是否够伟大吧

李：嘿，我的大作，顶多是个被禁的n流dv作品！

朱：你放心，没有人会去禁止你的作品的。

李：哦！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

聊天结束时，有人很尴尬，有人很得意。如果一切的记录影像都是平凡的，那这段记录更是微不足道了。但是毕竟有人有能力去做，而有人有能力思考，无论如何，选择其中一种，那是自己能留存在平凡世界里的。

朱日坤：曾就读于北大。2001年创立现象工作室，作为多部影片的制片人或者制片主任，策划发行过电影和纪录片，策划多次大型影展。目前第二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CDFF)总策划。

李峥：1981年出生，河北保定出生长大，从小学习音乐，本科毕业于河北大学艺术系声乐专业。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一年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