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戈达尔的《新浪潮》：音画交响 男女对位

   《新浪潮》(Nouvelle Vague)，正像它的名字，是戈达尔对电影史意义上的“新浪潮”的一次内部翻新；也正像它诞生的时间——1990年，是戈达尔对自己电影探索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D版时代的观影史和一个作者的创作史常常是不一致的，我在《电影史》中不明确地感觉到的、某人就《爱的哀歌》指出过的“复调性”，在这部影片中深深地打动了我。或者再套用一个比喻，这部影片里的戈达尔，就像1912年的毕加索，正走向自己的“综合立体主义”时期，以拼贴的基本技巧，扩展一件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各层面的厚度，客观物三维的质感，拆解而后积聚为一维画面/银幕上更强烈的感知纵深。当然，画面之上毕竟只能有图像、文字和笔触，而有声电影引入的声音——对话、独白、旁白、音乐、音响，无疑使电影的创作空间更加开阔，其立体地综合的可能性也更加繁多。
    
    　　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戈达尔，可以说是近10年的“政治电影”之后回归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戈达尔系统地将对其他艺术门类的思考融入电影。在《芳名卡门》中，是音乐结构与叙事过程的呼应；在《受难记》中，是古典绘画尤其天主教圣家族绘画与电影构图及光色的嵌套。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电影制作困境与可能的苦苦诘问。90年代之后，戈达尔的政治质问深深沉潜而转化为历史沉思，锋芒似乎温钝了不少，却蜕变为更加个人化的沉痛和不屈。而在他电影创作中一以贯之的“艺术人类学”视野，则更加广博自如，使他的影片在随意挥洒中更显艺术的美与思考的自由。思维之重与审美之轻，在此时的戈达尔影片中，是璀璨宝石的多个棱面，诸面之间的夹角，这些“之间”或“与”，构成了影片形式与内容的折光点，结构的关键所在。
    
    　　在《新浪潮》中，电影所可能具有的全部表意载体，以及每一载体的能指和所指，都被分解、错落，构成交响与对位的结构，构成内容层面上几组主题的互诘。
    
    声/画：声音总是发生在画面的边缘或画外，为独白，即便对话也浸透着独白式的沉思语调。摄影机在大路上、工厂内、庭院里或房内的居室间平移着，它的速度、节奏和方向与人物在空间中的布局、戏剧化方向或相互关系，都处在持续的剥离之中。在空镜中，声音切了进来，镜头的运动并不意味着声源的出现，即便对话或沉思/自语中的人物移了进来，也只呈现为一种偶然。镜头的运动不提示剧情，不承担塑造戏剧冲突的责任。
    
    音/意：影片中的人声几乎完全是非自然的，音意分离的，某种意义上，这是《阿尔法城》中就已经出现了的特点，象一种困惑的、艰难地寻找着表达词句的运思。在爱莲娜和罗杰之间，在园丁的自语中，声音是一种吟诵的质地，体现为沉思的流露，或只言片语的摘引。在围绕爱莲娜的商业伙伴和中产阶级朋友中，语言是抽象的、片段的，是对资本社会运作过程的省略的提示。在更外围的仆人或服务人员中，语言伴随肢体动作构造一种夸张的戏剧化，或可看作是为叙事之中的优雅生活所建构的对立。而语言的所指层面，或它常规所应有的阐释“故事”的直接功能，坚决地缺失了。只能从影片整体上把握，全部的声音，构成与画面并行的另一维，有自身的丰富层次。
    
    　　人声之外，音乐和其他环境声响，都以一种相当即兴的方式加入和撤出。尤其采用的美国试验大提琴家大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