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与路学长对话

现象：《卡拉是条狗》后你在忙些什么？

路学长（以下简称路）：我目前在做我下部戏的剧本，因为这部戏计划是8月份就开拍，片名叫《瀑布》。现在剧本在收关阶段。

现象：我觉得你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长大成人》，起点是比较高的，我们也做活动放过你的这部片子，观众的反映非常好，现在很多人还是很少有机会看到这部片子。它没有出过碟吧？

路：碟片一直说要出，但由于现在封面的问题，一直还在切磋。

现象：奇怪的是，正版碟没出，盗版也没有。

路：对，也没有。其实这部片子在97年的时候公映过，很多年轻人或者电影学院的新生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片子从我的角度讲，它好像是昨天的事情，但实际上它已经快过去近10年了。95年拍的，将近10年了嘛。

现象：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版本，结尾可以看出删改的痕迹，很明显的。

路：那个片子是我最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这个修改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在这部电影完成以后到上映这近10年间每次采访几乎都会谈到。虽然我说了那么多年，现在想起来，以前人们常说一个伤口，时间长了就会愈合，就不会再疼了，其实这件事情想起来，还是会隐隐作痛。

现象：故事原来的结尾应该是周青杀了人是吧？

路：对，他坐了几年牢，然后放出来了。

现象：我感觉你们那个时候都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喜好的，例如你们最开始的片子里面都会讲到边缘，讲到摇滚乐。像娄烨的《周末情人》里面有，管虎的《头发乱了》里也有，还有那些中戏毕业的导演，像施润玖，最早也拍摇滚的MTV。我听说你以前还做过乐队，是吧？

路：对，做过一个三四流的乐队（笑）。其实你看我们都拍乐队，说明我们这些导演都是从自己生活入手。所谓的乐队这种，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东西，而且当时那么多电影都写乐队，也足以说明，这种东西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
其实我拍《长大成人》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好几部与摇滚乐有关的片子了。做本子的时候，我也犹豫过，还写不写进去，但是我确实还有些特殊的经历想搁在里面，而且当时出来的几部，好像反映并不怎么好，而且也可能是因为写这种小众，就是这种边缘人写的多了，也遭来了一些非议。后来我仔细考虑了下，如果不写的话，实在是有点搁不下，毕竟是自己的经历，因为我这部影片里整个是讲一个少年成长的经历，这个经历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面，这一段是冲不掉的。第二点，某些影片在描写这方面的题材之所以会遭到非议，并不一定是摇滚乐这个题材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描写的过程中方法使用的不对。第三个就是说可能《长大成人》里对摇滚的态度和以前的片子不一样。像我就听到一些做摇滚乐的人对我说，他很喜欢《长大成人》，但就是对片子里面对待摇滚乐的态度，他们表示不同意，其实这种态度恰恰是我个人的，就是说，我对待中国那个时期的摇滚音乐和那些做摇滚音乐的人，他们的状态和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观点表白，所以说这几点就说明《长大成人》跟以前的几部，是不一样。所以我还是放进去了。
我觉得对于一部影片拍摄的题材来讲，是不应该有禁区和限制的，观众讨厌什么不讨厌什么，实际上就是看你怎么去说它，是你的表现方式的问题，是你的方法的问题。

现象：对。

路：比方说，《长大成人》里关于吸毒啊摇滚啊这一方面的东西，观众还是有偷窥心理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它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卡拉是条狗》里老二那样的生活，但这并不是说它不是生活，它还是生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观众可以带着一种了解的眼光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另外，里面也有你个人的一个观点，你个人的观点是否站的住脚才是关键。

现象：你的三部片子都是体制内的电影，不像其他人，例如你的同学王小帅，他的经历就比较痛苦，做了那么多都是体制外的。

路：因为我在国内一开始就能找到钱。其实最主要还是钱的问题，谁投资的这笔钱，你就做什么样的电影。我一开始就分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我89年毕业，因为动乱，失业一年，然后91年就被分到了北影厂了，到北影厂后，干了半部副导演，壮壮就找到我要我拍戏了，就感觉从一开始就没有为钱发过愁。当然，之前也曾经拿过剧本去找过老板啊什么的，但这都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印象中就没有为钱太发过愁，在当时我们班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北影厂的，其他那些同学可能被分到一些小厂，可能机会也非常少，大家又都很有抱负，那真是有奶就是娘，谁拿钱就给谁拍电影，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我分析的不一定很全面。
而且我也觉得电影非得分成两个阵营没有必要，你做的到底是体制内的电影还是体制外的电影，体制外的就说明你具有独立精神吗？我觉得未必。那你在体制内做就说明你是一种妥协？更是未必。为什么不把它理解成一种坚持呢？其实我们面对体制更需要的是一种坚持，而且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现象：所以就像你的片子每部都有删改，《卡拉是条狗》也一样。

路：对，你面对体制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适当的修改，但是你创作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底线，那如果从创作过程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导演神经的。实际上，当我们面对体制的时候，通过切磋，通过探讨，通过坚持，还是会有一种途径来保留你原来的东西的。观众踏进电影院就是为看电影，他并不需要了解你的内幕，哪一点剪了哪一点没剪，这些都不是他所要考虑的，那是创作者的问题。比方说，《卡拉是条狗》最后结尾的一句话，你先别管它是怎么来的，这句话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对我这部影片主题的深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原来我是停在“丁嘉丽蓦然回首，一车狗被拉走了”，留给观众一个思考空间。但实际上，给你举个例子，在我母亲生活的一个院子里，有非常多老二这样的人，每天晚上在院子里溜狗，也有非常多的狗被抓走，抓走后就有很多的人想办法把狗捞回来，捞回来后他们面临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有拿五千块钱去给狗上户口，他别无选择，否则面临的还是一个轮回，狗再次被抓走。所以最后加上这段字幕“老二拿钱去给狗上了户口”，这是完全无损我影片表达的，而且老二根本完全没有别的选择。

现象：你个人是喜欢什么样的电影？感觉从《长大成人》到《卡拉是条狗》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路：我个人是非常崇尚有力量的电影的，也想拍出有力量的电影。像《长大成人》这样，可能很多人看了都会感觉里面非常有愤怒因素，觉得我是个愤青，但是其实这种力量最高级的状态并不是表面的状态，所以我也不认可《卡拉是条狗》的力量弱于我以前的电影。当然，《卡拉是条狗》在放映的时候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现象：我觉得现在国内非常需要《卡拉是条狗》这样的电影，观赏性好，而且看完后又能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这种电影在国内太少了。

路：对，的确需要。但实际上在体制内，能够进入主流院线，又有深度的电影，的确太少。而且在未来几年我也不乐观，也不会多。我现在看到大批的青年导演，他们毕业后，面对体制他们可能不希望花这份力气，就饶过这面大墙，直接做独立电影，或者说给国外拍电影，当然，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也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样，在国内坚持做有特色电影、先锋电影的人就大量流失。这也是我对未来几年，中国电影如何占领中国荧幕的一种担忧。

现象：可能电影制度放宽点后会稍微好点。

路：我觉得电影制度是一种大制度下的小制度。大制度不改变，小制度也不会有本质的的改变。

现象：还有一种说法是：即便中国这个体制改变了，中国那些导演准备好了没有呢？

路：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即便是上代导演对新的东西有不适应，但也还有很多年轻的导演，他们是干干净净来的，中国就没缺少过电影人才。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完全放开，在多年之内不太可能，我不太乐观。我觉得不要去幻想完全放开，要做好完全面对的准备。

现象：我觉得你的三部作品，很具代表性，能代表你思考的一个过程。例如，《长大成人》是有关你的成长，从自我出发。然后《非常夏日》就是一种新鲜刺激，到了《卡拉是条狗》就是一种对生活中普通民众的一个关注。

路：你说的这个肯定会有，随着自己经验的增加，年龄的增加，这些对我观察的程度肯定会有影响，导致它变化。比方说，《长大成人》带有我的自传色彩，《非常夏日》讲的是一个案件，这个片子我主要探讨的是一种叙事技巧，到《卡拉是条狗》也是我个人的一种突破，就是视角更宽了，把镜头摇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作为我来讲，我拍部戏也没有考虑那么多，并不是每部戏都要给我未来形成一个系列，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喜欢这个题材，想拍就拍了。就像我曾经打过两年的麻将，都是跟普通的人玩麻将，跟那些老二们玩，所以从打麻将过程中我对他们生活就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个人也是从北京一个普通老百姓家里出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个人对他们生活有种发自内心的感受，从小就有的。所以我拍《卡拉是条狗》也不是说突然想转向平民，拍个大家看下，或者想达到某个目的，不是这样的，我这个故事肯定是要拍的，只是没准取小狗，没准取小猫，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像有些记者问些问题就问得很好笑，他问你拍这部中年人电影是不是因为你自己也到了中年？如果按他的逻辑，我到老年了就只能拍老年人的题材了，那我还说我下部戏就可能拍儿童片呢。

现象：你现在回头看这三部片子你自己觉得满意吗？

路：我没有一部是满意的。我经常看到有些导演说对自己的片子特别喜欢，我感到很吃惊，我特别羡慕他们，就像我以前画画一样，我对我画完的画没有一幅是满意的。而且我画完的画，我拍完的电影，我都很少回头去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你满不满意，而是你把那段时间你所思所想的拍出来了，你留下了，这点才是最关键的。
                                               （采访：万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