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

    中国音乐界，呼啦啦地竖着一面不倒的旗帜，他就是贺绿汀。
    在我国老一辈的音乐家中，数他年纪最大，艺龄最长，入党最早，著作最丰。他既是音乐家，又是革命者。
    
    理想与追求
    　　
    1903年农历闰五月二十六日(阳历7月20日)，他出生在今邵东县小东乡罗浮岭一个叫马王塘的小山村里。母亲高氏是个劳动妇女，有姓无名，目不识丁。父亲贺生春稍有文化。务农为生。
    在家中，贺绿汀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排行最小。三哥贺培真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曾和李维汉等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又成为职业革命家。弟兄辈中，贺绿汀和三哥最亲近，受其影响也最大；他走上革命道路，和三哥的指引鼓励支持是分不开的。
    小时候，贺绿汀最大的乐趣是听父亲唱祁阳戏、牧童唱山歌、村民为死人守夜时唱挽歌以及看集镇上“草台班子”演出的花鼓戏。正是因为这些质朴清新的民间音乐老早就深深地埋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使他不知不觉地受到潜移默化，以致民族风格在他日后的创作中成了自觉的追求。
    1917年秋天，他因受大哥“工业救国”的思想影响，考入长沙的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半工半读，一年后，因为南北军阀混战，学校停课，只好辍学回乡。又过了一年才插班考入宝庆(邵阳旧称)县中。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供不起他继续升学，只好暂且到本乡的仙槎小学当教员。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以后，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这个岗位上度过的。
    教了一年书，省吃俭用已稍有积蓄，贺绿汀又萌生了上学的念头。1923年春天，刚好长沙的岳云学校新设置的艺术专修科招生，他便用贺楷的本名去报考，并以第一名被录取。
    1924年冬天，贺绿汀在岳云艺专以毕业考试成绩名列第一而被留校担任中学部的音乐、美术教师，同时在共产党人何叔衡任校长的湘江中学兼课。在此期间，他开始习作歌曲，并常去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购买《通俗资本论》、《共产主义ABC》以及《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初步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6年秋，在北伐军已经打到两湖，宝庆地区的工农群众运动也随之蓬勃兴起的大好形势鼓舞下，贺绿汀回到家乡。一方面在宝庆县中、县立师范及母校循程小学教音乐、美术，一方面参加街头演讲、表演节目(拉小提琴)、画宣传画等面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呐喊助威；同时还创作了一些儿童歌曲供教学之用。
    
    在革命的洪流中
    　　
    同年10月中旬，为抗议英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万县惨案”，中共宝庆地委发动县总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数千人，和国民党宝庆县党部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反英示威大会。贺绿汀参加了这次抗议活动。
    这一大快人心的事件轰动了湖南，贺绿汀也因在这一事件上表现出色而被吸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被任命为宝庆城关下墙地区泥瓦工人党支部书记。
    “四一二事变”后，“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同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后，邵阳地区的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大批被屠杀，贺绿汀被迫逃亡，先到长沙，随后去武汉，投奔在北伐军第三军政治部任职的三哥。但不久汪精卫就公开叛变革命，武汉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他只好又潜回宝庆乡下，想暂避一时再作他计。不料到家第四天，在城里的大哥就连夜赶回来报信，说是反动派要派40条枪下乡来抓他。因为情况十万火急，他只好又匆匆上路。先与一伙从贵州经湖南去江西的鸦片贩子混杂在一起，抄小路，躲关卡，餐风露宿到了桂阳。在那里与鸦片贩子分手后，再南走韶关，乘火车到达广州。经与当时已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团部工作的三哥联系，被安排在黄埔同学会住下，化名贺小萍，担任管理员之类的工作。
    同年12月广州起义时，因为三哥所在的教导团是主力部队，所以贺绿汀也参加了战斗，在临时指挥所协助做些军需补给和俘虏管理之类的后勤工作。起义失败后，又随部队突围，并参加部队整编，作为新建立的红军第四师成员，边走边打，日夜行军，经花县、从化、龙门、紫金，转入海陆丰根据地。到了那里之后，他再化名贺如萍，离开部队到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宣传部工作。他所作的《暴动歌》——我国最早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歌曲之一，就是这期间的产物。
    1928年初，贺绿汀离开海丰，取道香港去上海。
    2月到上海后，即按香港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带着用密写药水写的介绍信，到指定地点找指定的人接头；但几次都吃了闭门羹。于是只好暂去南京，投奔在那里当小职员的大哥的儿子，由对方秘密安置在信河府玄帝庙一处民房权且住下。不料一次反动派来抓一位同住的国民党左派的族兄，因为他不巧也在场，便一起被带到警察局。
    1930年1月出狱后，贺绿汀来到上海。于1931年2月再次报考音专，以正取生入该校选科，选修理论作曲和钢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音专因受战争影响宣布停课，贺绿汀不得已辍学，在炮火声中离开上海到了武昌，经岳云音乐教师陈啸空介绍，到私立武昌艺专音乐科任教，同时在武汉中等师范及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兼音乐课。在此期间，他将普劳特和《和声学理论与实用》逐章翻译出来作为授课讲义。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完整、系统地引进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1936年出版后，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工作者主要的和声读物。
    1933年9月，贺绿汀重返上海，考入音专师范科，继续从黄自和阿克萨科夫学习。到了1934年，他父亲去世，农乡又发生大饥馑，长期在生活上接济他的三哥也因病失业，无力再帮助他。眼看已经无法再在音专读下去了，但是一个意外的机会却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这年5月，俄罗斯著名作曲家兼钢琴家车列蒲宁(A.N.Tcherepnin)在上海举办“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暑假期间，贺绿汀从刊物上看到这个启事，便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写了三首钢琴曲应征。11月揭晓时，他的开中国钢琴作品民族化先河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竟获得唯一的一等奖和名誉二奖。
    同年冬，他经聂耳介绍，被明星电影公司吸收担任电影作曲，后又升任该公司制片部音乐科长兼作曲股长。
    作为中国左翼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贺绿汀在此期间以平均每年写6部电影音乐的速度，先后为《风云儿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17部影片作曲、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同时代的电影音乐作曲家，而且其中作为我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的《都市风光》，还是我国第一部实现了以选用现成唱片配乐到由专人作曲这一历史性过渡的影片。由于这一开拓性的贡献，从此我国的电影音乐才真正被赋予了专业创作的性质。
    与此同时，他还为话剧《复活》、《武则天》等配乐，并写了一些声乐作品。1936年初，他又参加了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并定期为该会成员周巍峙、孙慎、麦新、孟波等讲授和声理论。此外，他还先后发表了《音乐的时代性》及《中国音乐界现状及我们对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等文章。这种理论探讨与创作实践的并重，后来成为贯穿在他的全部音乐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以参加“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获奖而崭露头角为起点，贺绿汀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随着他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电影歌曲《西湖春晓》、《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话剧插曲《恋歌》、《怨别离》，儿童歌曲《清流》、《孤儿》以及救亡歌曲《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作品通过各种视 听媒介以及当时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他的知名度不仅在国内越来越高，而且开始蜚声于世界乐坛。
    
    走向世界的《牧童短笛》
    　　
    第一个把他的作品带到国外出版和演奏的是车列蒲宁。早在1935年1月车氏在北平举行音乐会时，就演奏了《牧童短笛》。以后，他在欧美各大城市作旅行演出时，又通过音乐会、广播、讲座等方式。向各国听众介绍这首作品，同时还在美国的《Music Quarterly》发表的《Music in Modern China》一文中专门介绍了贺绿汀和《牧童短笛》。此外，车氏还把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思往日》(后改名《怀念》)两首钢琴曲和《神女》、《怨别离》、《离思》、《流水》(即《清流》)等四首独唱曲带到东京，交龙吟社《Ryuginsha》出版。于是，“Luting Ho”这个名字就渐渐在国外传开了；同时，贺绿汀也用《牧童短笛》第一次叩开了中国钢琴作品通向世界乐坛的门扉，这是他创作的历史性功绩。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与戏剧家宋之的等率先响应周恩来的号召，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同年11月，演剧一队来到当时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所在地——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作短期休整。在那里，贺绿汀认识了朱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杨尚昆、彭雪枫、萧克等八路军领导人，学习了论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文件，聆听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形势报告，还到杨得志为团长的685团去辅导过战士唱歌。
    1938年元旦后，他离开演剧一队，于4月到武汉，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的总干事。
    同年8月，他随厂内迁重庆，并一度在中央电台音乐组任职。1939年7月，又应邀兼任我国第一所从小培养音乐人材的教育机构——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
    在重庆期间，贺绿汀除了教书、写作外，还积极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担任过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理事和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文艺研究组委员，并一直保持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联系。当时，他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并在生活、工作、思想等方面受到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后来他去延安就是周恩来一手安排的。
    
    《游击队歌》问世
    
    从演剧一队到在重庆的日子里，他的创作基本上都是紧扣“全民抗战，保家卫国”的主题进行的。特别是他的《游击队歌》和《保家乡》，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抗战歌曲代表作。
    《游击队歌》作于临汾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元旦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洪洞高庄举行高级将领会议时，这首歌曾以演剧一队“献给八部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在一次晚会上由贺绿汀指挥该队作首次演出。不仅受到朱德等人的一致好评，而且很快就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流传开来。1939年印度加尔各答彩印公司出版的《China’s Patriots Sing》，便以中英文对照的歌词收入了这首歌(同时收入的还有他的《嘉陵江上》)。美国友人卡尔逊(E.F.Carlson)在他写的《Twin Stars of China》一书中还专门介绍了这首歌，并整段地引用了其中的歌词。1940年3月18日，设在重庆的中苏文化协会举办首次向苏联听众介绍中国作曲家新作的广播音乐会时，也播出了这首歌(同时演出的还有他的管弦乐曲《晚会》)，受到苏联听众的好评。
    《保家乡》作于1938年春天，中国电影制片厂用这首歌配乐摄制的音乐卡通片，不仅在国内各战区、农村放映时深受欢迎，在海外也反应热烈，仅在苏联各大城市就有40多部拷贝轮流放映，美国旧金山等大城市也放映了这部影片。
    到重庆以后，他的创作和艺术歌曲《嘉陵江上》、无伴奏合唱《垦春泥》、混声合唱《胜利进行曲》(之二)，新笛与扬琴《幽思》、管弦乐曲《晚会》等，不仅题材、样式与风格各异，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在艺术上也更趋成熟。这些各有千秋的力作，不仅标志着他个人的创作已进入巅峰状态，而且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的音乐创作在某些领域所达到的高度。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因为贺绿汀在重庆“树大招风”，为了以防不测，周恩来安排他绕道敌后随新四军去延安。离开重庆时，他和戏剧家沙蒙、舒强结伴，经贵州、广西，从湛江过海到香港，再乘船赴上海。随新四军的交通员从13号码头上船，6月下旬抵达盐城新四军军部。
    到盐城后，被安排在华中鲁艺音乐系任教。
    初到新四军，陈毅考虑到他是大后方来的著名音乐家，又是主动要求留下来的，曾破例要给他每月200元的津贴。当他得知军中从上到下每月只有五六块钱的津贴时，说什么都不肯接受。经一再“讨价还价”，最后才勉强拿了几十块钱一个月的津贴。
    到华中鲁艺后，就遇上了敌伪发动的“七月大扫荡”。陈毅得知这一消息，连夜派人赶来通知他和许幸之转移到一位开明士绅家。
    同年8月反“扫荡”胜利结束后，苏北局势相对稳定，他便在新四军军部直属的鲁艺工作团开办音乐干部训练班，实现了他要求留下来的初衷。此后半年，除亲自主持该班工作，为学员讲授作曲技术理论，编写《和声学》教材及供学员视唱练耳用的短歌30余首外，还创作了作为作曲教学示范之用的大型合唱《1942年前奏曲》(后名《新世纪的前奏》)。1942年3月该班学员结业时，这首新作曾为新四军高级干部会议演出，受到刘少奇、陈毅等的热情赞扬。
    音干班结束后，贺绿汀一度随刘少奇一行出发赴延安。行至淮海区，因延安来电称平汉路日军封锁过严，不能通过，只好折回；并先后应邀去新四军四师、五师进行艺术指导及讲学活动，到1942年10月才重返阜宁亭翅港新四军军部。
    
    从华中到延安
    
    1943年3月，他与邹韬奋结伴，从新四军一师粟裕处启程，于7月抵达延安。粟裕在贺绿汀离开一师前，就把他启程的消息通过军用线路给延安发了电报；他自己一到延安，就把此行的详细经过向党中央作了书面汇报。刘少奇知道他到来的消息，便请他去住处吃饭洗尘，邓颖超也专门到鲁艺看他，还为他换了住处。
    1944年初秋，由于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萧向荣出面，把他借调到该军政治部宣传队。到了宣传队这个新环境里，他如鱼得水，他的创作又重新活跃起来。边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新型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其中《张德胜烧炭》、《徐海水除奸》等歌剧是联政宣传队常演不衰的剧目；根据话剧《沁源围困》中的器乐插段《胜利进行曲》改编的管弦乐合奏，还一度成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标音乐；根据同名民歌改编的合唱《东方红》是联政宣传队向党的“七大”献礼的节目，曾为“七大”代表首演；根据同名民歌改编的管弦乐曲《森吉德马》，后来和《晚会》一起，于1958年收入莫斯科出版的《The Works By Chinese Composers,for Symphonic Orchestra),成为中国管弦乐小品的典范之作。
    1945年11月，贺绿汀随联政宣传队去东北。行至绥德，奉党中央令就地待命。1946年3月，党中央调他回延安，任中央党校文艺工作研究室音乐组长，并与李伯钊等负责筹建中央管弦乐团。这是解放区第一个管弦乐团，也是后来的中央乐团及中央实验歌剧院的前身。同年7月成立后，贺绿汀被任命为团长兼合唱队长；但是两个月后他就因肺病复发住进了中央医院疗养。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犯延安前夕，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下，他随中央办公厅烈属及老弱病残先行撤离延安，中央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一副担架，组织护送队抬着他出陕北，一路经晋西北、晋东南，过太岳，转太行，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走走停停，一直到同年夏末才在河北武安冶陶镇附近的河东村住下来。
    解放战争期间，他基本上是在病中度过的，直到1948年7月才部分恢复工作，与李伯钊筹建华北人民文工团，并任副团长。在此期间，他很少搞创作，只为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演出的话剧《解放了的唐.吉诃德》写了音乐，并为华北大学校歌《新中国的青年》谱了曲；此外，还着手翻译了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管弦乐法原理》。
    
    老院长——无字的丰碑
    
    1949年2月，他随华北人民文工团进入刚解放的北平，兼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及筹建中的国立音乐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副院长；并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务理事及中国音协副主席。
    同年9月，他受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当时名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院长，于10月中旬到职，直至1984年才以82岁的高龄退任名誉院长。
    可以说，以办学成绩斐然著称于世的上海音乐学院和有利于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的“一条龙”的教学体制，是他用数十年心血所浇铸的一座无字的丰碑。
    执掌上音的同时，作为音乐活动家，他还担任多种社会兼职，并多次奉派出国。
    繁重的学校行政工作和大量的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纷沓而至的政治运动又给他带来许多意想不到且无法排除的干扰。“文革”前17年间(1949—1966)，他一共只写了50多首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大合唱《十三陵水库》、无伴奏合唱《我的心上开了一朵玫瑰花》、独唱《慰问信飞满天》和《卜算子.咏梅》、群众歌曲《英雄的五月》、民歌编曲《绣出河山一片春》、小提琴曲《百灵鸟》、电影插曲《不渡黄河誓不休》等，都多侧面地反映了史诗般壮丽的革命斗争，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图景，受到群众的欢迎。
    较之创作，建国后他在理论活动方面却卓有建树。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的音乐家，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音乐文化这一崭新的课题，他不能不特别放在优先地位予以考虑。
    作于1953年的《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由于针砭了创作上的公式化、标语口号化和对作品动辄作阶级定性、扣大帽子的粗暴批评等时弊，而被认为是“胡风文艺思想”在音乐界的代表，受到围攻。直到毛泽东发表了《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初步澄清了音乐界的混乱思想，这场风波才暂告平息。但是到了“反右”时又旧事重提，说是“上海音乐界半爿天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必须把权夺回来”，贺绿汀也顺理成章地被内定为“右派”。后来虽然由于陈毅出面干预，“右派”没有打成，但是贺绿汀的党的“八大”代表证被收掉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被取消了。院长的权也被夺了，从此成了“挂名院长”。
    
    不信邪，不怕死
    　　
    作于1963年的《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由于指名道姓批评了后来被江青夸奖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的“大左派”姚文元，受到更大规模的自上而下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于是“文革”中上海音乐学院就“顺理成章”地被打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本营”，贺绿汀本人也“在劫难逃”地被打成“老炮手”。可以说，这篇文章正是他后来遭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近因和导火线。
    “文革”一开始，他就和周谷城、周信芳、王西彦、瞿白音等作为报上公开点名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抛出来。先是挨批斗、蹲“牛棚”，遭毒打，继而被投之于狱。到1973年1月24日才因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再过问而获释。狱中5年，他不仅身心备遭摧残，而且爱妻，弱女以及亲属都不能幸免。他的夫人以“贺绿汀反革命翻案集团罪魁祸首”的“莫须有”罪名被“逮捕法办”，二女儿也因不堪折磨而自杀身亡，亲属中因“翻案集团”一案而被株连的多达40余人。狱中5年他写了80万字痛斥“四人帮”的材料，并创作了狱中述志的歌曲。他在狱中的表现，为知识界树立了不信邪、不怕死、敢同恶鬼争高下的榜样，从而赢得了“硬骨头音乐家”和“中国乐坛不倒的旗帜”的美誉。
    
    与时代共命运
    
    “四人帮”垮台后，他于1978年以76岁高龄再次受命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并不顾年迈体衰又复多病，以满腔热诚和全部精力清除“极左”势力的流毒，整顿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教学秩序，使“文革”期间成为“重灾区”的学校恢复生机，不仅重新走上正轨，而且校誉蒸蒸日上。
    在狠抓学校工作的同时，他还奋力提起被迫搁置了十多年的笔，创作了充满激情的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独唱《韶山银河》、《蝶恋花.答李淑一》，并为电影《曙光》写了音乐。他的理论锐气更是不减当年。为了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方针落到实处，他紧紧围绕批“左”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文化”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命题，以战士的姿态，先后发表了《姚文痞与德彪西》、《两点看法》、《闲话“学院派”》、《关于演外国歌剧的问题》、《不要“造神”——纪念聂耳、冼星海有感》、《文汇报创刊50周年感想》、《文艺的严肃职责》、《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六十年的回顾》、《在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等百来篇力透纸背，掷地有声的文章，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影响是深远的。他在第四次全国音代会开幕式上的书面致词《吸取严重教训，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宣读时7次被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所打断，最后一次长达数分钟，足见他的意见是如何深得人心。
    作为活动家，新时期以来，他历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和名誉委员，国家教委艺教委员会顾问，中国音协和上海音协名誉主席、国际音理会(IMC)终身名誉会员，并率团去澳大利亚参加第18届国际音理会，他的名字已经7次上了不同版本的《International Who’s Who》。
    贺绿汀经历了世纪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坷的人生道路。但是他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矢志不移。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三位一体地构成了他的性格特征和行为准则；人品与文品、革命与艺术、理论与实践，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和谐、完美的统一，并且成为贯穿在他全部音乐活动中最为显著的特点。
    如今，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以天下为己任的赤子之情，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对于人民事业的忠诚与热情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以及他在作曲、理论、教育等方面一系列开拓性的贡献，不仅备受世人推崇，而且也永远载入史册。
    贺绿汀，不愧是民族的艺苑精英和人民的优秀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