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女性电影和女性主义电影——陈明秀访谈

（台北市青岛东路一幢旧楼的四楼，是国立电影资料馆的所在地。在资料馆的工作室里见到陈明秀时，她仍然显得有点倦意。昨天，是"台北国际电影节"报名的截止期，在最后一分钟突然冒出一大堆迟来的报名者，忙得她昏天黑地。前不久，忙"2000女性影展"也是如此。她接手主持的"女性影展"虽然已经是第七届，不过前几届都是局限在画廊或咖啡馆的小圈子，她不满足，一心要把女性的影像展示，挤进主流的电影院，结果大获好评。在那一段日子里，她的角色主要还是一名资深记者，在那张声势凌厉的《劲报》。白天，她忙着跑新闻；晚上，她忙着整理电影。〕

女性导演的影像诉求

　　张文中：台湾的"女性影展"已经举办许多年了，她最初的构想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陈明秀："女性影展"是七年前由一群女性导演打向的，她们觉得女性导演、女性电影创作者拍摄的东西被人看到的机会比较少，希望以女性为主题开发出一个影展，放映女性导演的作品，然后以这个影展向观众作诉求，向社会大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影展，请你们看看我们女性导演拍的东西怎么样？

　　张文中：最初的规模有多大？

　　陈明秀：规模都不太大。七年前，女性学影像的人不是很多。开始就是三四个人在做，第一届只放了十几部电影，发起者是黄玉珊导演，她刚从美国学电影回来，觉得台湾的环境给女性导演的曝光机会比较少，或者女性得到拍片的机会也比较少，希望以影展的方式来唤起对女性导演的注意。

　　张文中：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影展里得到呈现？

　　陈明秀：那一届有四部本土导演的作品，还有几部国外知名女性导演拍的电影。国外的电影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女性主义意识诉求的部分。本土女性导演的作品，例如陈素芬、陈彩苹和陈慧娟拍摄的《波城性话》，有评论说，她们选择"女性乳房"这个最具代表的女性性征及最富社会意涵的女性器官为题材，在纯经验的分享之外，并企图利用影像与声音的双重的左证与冲击，形成不同观点的反复辩证。这些女性影像，用黄玉珊的话来说，就是"以女性观点来显微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时代背景下，女性所共同面对的第二性处境，将女性的地位放在一个历史的脉络下来检视，分别触及了女性与工作、性别与身体、自觉与成长、族群与媒体，以及妇女运动等主题。"

　　张文中：台湾女性电影，是不是大都专注在女性主义意识的诉求上？

　　陈明秀：也不是。只是女性影展希望限定在以女性为题材，因为女性导演也拍了很多以男性为题材的作品。那时的女性影展，只是租一个画廊或咖啡厅放几天，请大家来看，当然是小众的。以议题为取向的电影，都是小众的，女性电影、同志电影、实验电影，等等，都是小众的。

女性电影的多元性

　　张文中：即使是小众的，台湾的女性电影也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影响力？

　　陈明秀：其实看七年来女性影展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台湾女性从事电影工作的成长。前几届，我们能找到女性从事电影的并不多，每年能找到一两部、两三部，就算不错了，后来就越来越多，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拍电影，类型也是不拘的，纪录的、剧情的、动画的，以及实验片，都有。到了我这一届，有五六十件来征选，算蛮多的。

　　张文中：除了人数的成长之外，女性主义的意识是不是也得到更自觉的强调？

　　陈明秀：一开始，那些女性导演可能还会比较关注女性议题，比如前三四届都是这样，女性意识可能比其它人更敏感一点，虽然每个导演处理的题材不是很一样的，但是可以看到大多是以女性为主体，以女性为主角，以女性为故事。不过，以后从事女性影像的越来越多，人口多了，可能性也变得多了，多元性就增加了，于是，这些女性导演们也想关注其它的议题。即如黄玉珊说的，从第一届女性影展以来，从两性平权、性别差异、性偏好、妇女运动、女性身体和情欲自主、家庭中的女性角色、母亲和子女关系、历史身份的认同、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同志与爱滋、女性与医疗、记忆与伤痕，都是女性影展包容及采讨的主题。而在类型上，则有剧情、纪录、动画、实验等种类，为开发女性艺术家的潜力作了最佳见证。

　　张文中：这种多元性，在已经完成的七届女性影展里，是如何得到呈现的？

　　陈明秀：我手头有一本书，是由台北市女性影像学会策划的，书名叫《凝视女像--56种阅读女性影展的方法》，从第一到第六届的女性影展主持人，对此有一些介绍。黄玉珊的第一届已经说了，第二届是游惠贞主持的，她是纽约大学的电影硕士，那一届黄玉珊的《旋转乾坤的女人》和简伟斯的《等待月事的女人》都有相当的深度。前者拍的是来自不同领域的女性声音，透过采访和纪录片段，呈现出身处台湾的女性如何挣脱女性价值观的制约，以及重构女性主体的思考；后者是描写一个台湾女留学生在生理周期紊乱的焦虑与期待中，对成长的回忆以及对留学生活的反复思量，在叙事结构上，以第二人称的旁白（摄影机）与第一人称的独白（被摄主角）交进进行着女人与女人的贴密的对话，蛮有特色的。

男人主持"女性影展"

　　张文中：听说第三届女性影展的主持人，并不是女性，而是一个男性，而且主题也是很耸动的："女性情欲与身体"？

　　陈明秀：对，那一届主持人是个男性，陈儒修教授。他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的电影理论博士，对女性的主体意识有个人的研究兴趣，那一届在台湾传媒的回响蛮大的。这一届影展有四个单元，一是"女人私房话"，放了一部美国的《好女孩不该做，女孩做得好》，让全场清一色的女观众关起门来讨论自己的身体和情欲，连陈教授自己也排除在外。二是同志议题，美国拍的《穿白纱的女孩》是女同志结婚的纪实片。三是好莱坞电影中的东方女人。四是"情爱纪事"，本土女性影像的展示。朱芍蓁的《传真机》是一部动画片，构思很特别，说一个女人因为想男人，传真了一个香艳性感的红唇给他，男人正在睡觉，红唇自己攀上桌面，吸了几口男人前夜未吸完的烟，却被男人打翻的酒淹没了；女人再传来两行眼泪，却被室内的冷气风干了；女人等了男人很久，决定最后一次传真给男人自己哀怨的眼神，哀怨的眼神攀上了男人的床，她终于看到了。还有蔡秀女用个人的积蓄拍了《少女梦景》，说一个名叫梦景的十七岁少女戴着白色面具，寂寞地站在窗前，在梦与现实的缝隙中，一只白老鼠闯进她的生命里，她珍视它，好像面对一个神秘的恋人，可是母亲却把它视为邪恶的异物。在虚幻和现实之间，轻轻划开了少女的梦和爱，对照成人世界的陈腐和现实，少女的世界是纯粹美丽的。简伟斯的剧情片《小珍和她们》拍的也是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说她一年半前在一家KTV坐台遭到警方查获，在一次访谈里，她叙述小时候受性伤害的经验，后又因父母离异，父亲经常施暴而逃家，流浪街头的结果，小珍不断遇到诱拐街头少女从娼的三七仔，从此她开始了辗转于茶室、宾馆和KTV，坐台陪酒和出卖身体。

让女性大鸣大放

　　张文中：是不是每一次"女性影展"，都有一个特别设计的主题？

　　陈明秀：是的。在法国社会高等科学院修读博士的蔡秀女，主持了第四届女性影展，有五大主题，分别是爱滋关怀、亚洲女性声音、性别表演与解构、身体与感官、阴影与创伤。第五届是叶姿麟主持的，她原来是学生物学的，这一届主题有四个，一个是身体与权势，主要是延伸探讨近年来台湾社会所面临的男女平权问题、妇女堕胎所引发的对身体主权的迷思；第二个是性别、欲望与社会角色，探索女性在社会上所面临的两性互动，以及多元性别的问题；第三个是新世纪女子求生术，凸显当代女性在传统责任与自我追寻中所面临的各种处境及其处理方法；第四个是一些实验性短片，表现一些女性导演的创造力和想象空间。第六届的主持者是林书怡，她是在美国波士顿学大众传播的，也是在这一届规定了女性影展的几条标准：女性影展必须由女性导演所拍摄，是一个让女性大鸣大放的场域，处理与女性切身相关的议题，而且不得歧视女性和必须具有艺术创意。

　　张文中：你主持的第七届女性影展，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设计？

　　陈明秀：也有的。比如"世纪女性，台湾第一"的系列，拍的是近代台湾从事各行各业的第一个女性，一共有八部。陶幼春的《陈进》，拍的是台湾第一个女画家，陈进身处台湾光复前后的充满灾难和变动的时代，十九岁只身前往日本求学，四十岁晚婚，仍然坚持创作为唯一志向，一生坚持不向现实妥协，是一个追求自我实现的坚毅勇者。陈丽贵的《蔡阿信》，拍的是台湾第一个女医生，蔡阿信在重男轻女的时代，到东京女子医专学医，苦读几年，然后学成归国，一手创办台湾第一所产婆学校，造福女性，纵使经历了离婚离乡之苦，她仍然热爱和执着医学。黄玉珊的《许世贤》，拍的是台湾第一位女医学博士，后来弃医从政，许世贤经历了"二二八"、"《自由中国》停刊"等政治事件，是一位备受推崇的斗士。蔡秀女的《谢雪红》，拍的是台湾第一位女革命家，叙述谢雪红传奇性的一生，如何从一个不识字的童养媳蜕变为台湾共产党的领导人，二二八之后谢雪红去了大陆，是第一任的台盟会长。简伟斯的《陈秀喜》，拍的是台湾第一位女性主义诗歌的先驱者，陈秀喜凭自学写诗，生平感人。简伟斯的另一部《杨千鹤》，是拍台湾第一个女记者，在日据时期杨千鹤以日文写作，一生经历丰富。周旭薇的《郭美贞》，拍的是台湾第一个女指挥家，多年来郭美贞活跃在古典乐坛上，晚年患乳癌，有独特的生命经历。还有郭珍弟的《王执明》，拍的是台湾第一个女地质学家，王执明以专业为生命，不辞劳苦，深入崇山峻岭，在一个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域中走出自己的一片天，近年来更退而不休，全力推广科普教育，一生与石头为伍，与山水同行。这一系列的构思，是我们想从台湾历史上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里，由一群女性影像创作者在历史的烟尘角落里，发现一些独特的女性，呈现这些女性如何突破重围，发出一己独特的声音。

女性电影的新追求

　　张文中：好像已经有点重塑女性历史的味道了。女性意识，或者说女性主义，实际是对男性主导、男性霸权、男性中心社会的历史意识与传统意识的一种反抗或挑战。在这一届女性影展，这样的声音似乎仍然是主旋律？

　　陈明秀：只是在纪录片里这种意识比较多吧，剧情片的批判意识不会那么强，它要顾及到能不能处理这个议题。而且，在台湾，女性主义特别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前，这个议题还比较热。现在谈的，可能是一些比较细致的问题，不再是那些大的诉求，不再是那些对于父权的批判和反省。因为经过前几年的开发，女性的机会明显比以前多了一点，现在会比较注意在这样的机会之下怎么样去开发她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资源，把事情做得更好。像这两年，女性拍电影真是很多，有一两个不错，不过好的是蛮难得一见的，整体来说还需要提升。

　　张文中：你个人喜欢哪一些作品？

　　陈明秀：我比较注意看一些动画片、实验片，因为那些剧情片或纪录片比较容易得到大众的欣赏，但是动画片比较不容于大众，而且需要一些技巧上的训练。现在那几个都非常年轻，有的还在学校里，有的出国去学动画。像史晓筠的《女子》，用水墨来做动画，说一个台湾女人从诞生到成长的经历，完成她人生的任务，她用了一些太极的符号，怀孕了，生了一个小孩，后来她的爱人离开了她，她独立带着小孩，可以看到她在抽象的领域里表现出她的女性意识，是蛮有趣的。

　　张文中：用轻松的方式，呈现严肃的主题，或许也正凸显了女性导演处理题材时的细腻取向？

　　陈明秀：还有一位女性导演王小棣，也是我喜欢的。她是拍电视出身，在七年之前，她就开始做剧场和电影，她最近的一个作品叫《魔法阿妈》，结合动画和剧情，她在题材的开发上，不太注重女性的视觉，不像黄玉珊那么强烈。像《魔法阿妈》，讲一个阿妈的故事，就像我们印象中的阿妈那样，她什么都会，甚至会通灵，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拍得很好玩，很轻松，我觉得这是她成功的地方。台湾的导演有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太严肃，不分男女都是这样。可能因为台湾的历史，过去二三十年的体制下面蛮沉重的，新电影出来，像侯孝贤、杨德昌这些人，他们关注的题材也都非常严肃，关心的议题非常大，大部分的导演都是一股劲往那个方向走，而且，蛮多的得到国际影展的肯定，但是离台湾的观众却越走越远，台湾的电影让台湾的观众很难以下咽，因为那些题材太沉重了。但是王小棣不同，她愿意走出那种以历史社会为背景的、太沉重的政治意涵和社会批判，我们现在反而不想强调那些东西，当然那些东西是重要的，但是你怎么去处理它？如果你还是停留在街头抗议，或是直接批判，那不叫做电影艺术，那只是某种宣传片，女性运动的宣传片，或是政治运动的宣传片。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更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也是现在缺少的，需要我们去发掘的。

　　张文中：这一届"女性影展"，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新人？

　　陈明秀：有好几个，有的还在学校里。像吴静怡，还在国立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三年级，是我们很看好的一位。之前，她拍过《玉米火腿可丽饼》，是关于女同志的．这次她拍的《日南》，是拍她妈妈。她妈妈在她出生一个月的时候，就离开她父亲，跑到另一个城市，她用摄影机去找回她妈妈，探究她妈妈为什么要离开她父亲。她妈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女性，她父亲却比较古板，本来之间就不和，她妈妈离开后到另一个城市生活，变成人家的小老婆。她一直没有机会去了解她的母亲，她决心去追寻她母亲的过程，知道她母亲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最后她发现她没有她母亲勇敢。我们觉得，她是用一种非常细致的手法来关心女性。

不只关注女性题材

　　张文中：我看到你们"女性影展"的海报，英文译为Women Make Waves，也可理解为女性在兴风作浪。这种兴风作浪的女性电影，与社会上女性主义运动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陈明秀：台湾的女性电影，在最初阶段，与社会上的女性主义运动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大部分是同一批人在做。比如，她们拍的片子，可能得到一些女性团体或基金会的支持。早期拍的纪录片，也是想用这些影像唤起大众的前卫的思维，比如女性的工作权、女性的生育议题，等等，很多问题她们要用影像来呈现。在台湾，是有一批人相信影像呈现的力量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议题，常常是反抗父权，争取工作权，争取平等权等等，而那时女性电影所处理的议题也大都是这些，是批判式的。不过，到后来，社会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给女性，从事女性影像的人口越来越多，她们关注的议题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女性导演不再愿意把自己作为宣传的工具，不想再文以载道，而且，她们可能不想说我只是在做女性主义的影像，我还可能不只是在关注女性的题材，还要尝试更多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对于电影美学上的反省和思考，或是对于形式的超乎议题性的探索。

　　张文中：这一届"女性影展"，资料上说，台湾本土的作品有五十多部，再加上国外的参展作品，一共近两百部，声势还是相当大的。

　　陈明秀：对。前几届，还有大陆的女性导演送来的参展作品，比如九四年的第二届有胡玫的剧情片《女儿楼》，去年也有李红的纪录片《回到凤凰桥》，拍四个从外省到北京谋生的年轻女性的故事。今年这一届本来也有，可是后来没有收到。我们期待海峡对岸的女性导演，也来参与我们的女性影展，一起来探讨女性的共同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