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我虽比较理性但对未来仍抱以希望

　　第六代并没有以往导演们那种集体表达意识，他们更为关注个体和当下。当第五代已成功登上经济舞台，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的第六代导演将为自己的创作特点付出可以预见的代价：大众审美惯性将导致观众群较小，及其造成的票房回收问题和观众的评价问题。作为第六代中作品最多的导演，王小帅近一年来的经历说明了当他努力将自己在体制外十几年的电影经验全部转化为体制内的生产力时，将要经历一个如何曲折反复的过程。这篇专访完成于11月9日，在王小帅离开北京去贵州拍摄新片《我19》的前一天。　
 
　　人的爱情本质都是一样

　　云上(以下简称云)：之前媒体一直在报道王小帅要拍《我11》，而现在变成了《我19》。

　　王小帅(以下简称王)：大家知道《我11》暂时不拍，而去拍《我19》的消息是比较突然，但其实已经准备很久了，大约是在1997年、1998年时开始创作剧本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应时作品，之所以到现在才着手做只是因为到今天各方面的条件才成熟，包括投资、剧本送审等。 　　

　　云：《我19》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王：它可以说是我本人经历的积累，但通篇的故事与我并不是很相似。我着重刻画的是两个19岁女孩的爱情故事，我想借此表达一个成年人的爱情观。我的爱情观比较硬，可能有一点缺少浪漫，爱情与生活是纠缠在一起的，很难抽身，将来在这部影片中，大家会看出来的。

　　电影分为两段，前一部分是80年代初期的贵州，根据一个女孩的恋爱经历走；后一段故事的主角同样是一个19岁女孩，背景是在当下，前后两部分的关联是：女主角是母女关系。无论处于什么时代或城市，人的爱情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正是我要说明的。

　　云：大众应该会喜欢这样的题材。

　　王：从观众层面来说，影片想达到一定的可看性，其困难的地方便来自“复杂”；而对于这部影片本身的结构来说，其好的地方也正来自“复杂”。“复杂”是指各个方面：情感、社会背景、时代变化等。

　　云：为什么要把故事背景设在贵州？

　　王：我从小跟我父母从上海搬到贵州，而上学的时候又去了北京，对贵州的印象我就一直停留在十多岁，虽然那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特殊性，那仍然是一段很美好的记忆，我想把那种印象表达出来。

　　局外人更关心的是我们的身份

　　云：这次《我19》的剧本通过了审查，结束了你个人作品被电影局“禁放”的历史。

　　王：《我19》能在开拍之前走一个按部就班的审查程序，得益于电影局。但这与所谓“招安”、“解禁”都没有什么大的联系。我一直对被“禁”的概念很淡漠，我始终觉得我没有被“禁”，因为“禁”有时只是形式，比如以前我可能没法坐在这里与你(媒体)聊我的电影，但是现在可以了，差别可能只在这儿。

　　云：说到形式，能不能讲讲形式上具体有些什么变化？比如环境和具体政策方面？

　　王：环境的变化很重要。从去年10月开始，我们国家整个电影界的形势、管理方法都在改进，如今改到一定的份儿上，包括我作为个人也能拍片了，包括拍摄、找演员、与投资商的合作等，都可以是个体行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可以直面国内市场，去争取档期，争取院线以及媒体的配合，这些都是我以前想做也没有机会的。而能够推动小众电影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的一系列动力，更多来自环境。 　　

　　云：对于第六代导演而言，尤其是你和贾樟柯，现在都开始进入到“体制内”拍摄了，现在不少人对你们的艺术追求抱有怀疑态度。

　　王：其实更多的局外人，对我们第六代导演身份变化的兴趣更大，而并非关注我们的电影，我们身在其中的人反而没有那么大的感觉。我相信，贾樟柯在拍摄《世界》的时候，首先关注的是影片本身；就像我，即便我现在处于另外一种状态下，比如说找不到投资商，那我也仍旧会拍电影，这一点现在与过去是一样的。而我们拍的也都是自己想拍的东西，这很关键。目前《我19》的剧本通过审查了，再往下，影片拍成了，也通过审查了的话，那真的很好。而这个“好”就好在我们并没有为了通过审查而去刻意做什么，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

　　云：不过贾樟柯的确对自己之前的电影无法在国内公映表达过一种焦虑，你有没有这种焦虑？

　　王：我的焦虑没那么大，因为这是环境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片子的问题。电影作为产业或作为艺术，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培养观众。 　　

　　目前，我首先觉得我们电影院的排档有很大问题，有些影院只有排大片的机会，而有些影院排不起大片，只能排小片，但现在，两者在市场上混淆，区别不开来。我们不缺排得起美国大片的影院，我们缺的是排不起美国大片的影院，这样的话，只能导致一头重。对于我们这一代导演而言，我们不缺国外的市场开拓经验，目前缺乏的恰恰是对国内市场的开拓，而这需要一个预热的过程。

　　云：现在有种说法是第六代导演有赶上第五代导演的势头，你觉得第六代导演们的影片能成为主流吗？

　　王：拍片的频率在加强，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拍片本身的观念和意识能否成为主流，这还需要时间。中国应该有条件使这种相对严肃的，把电影视为艺术的电影成为主流。中国人口众多，文化层次区分很大，如果政策允许，这一类影片培养一个固定的接受群体难度应该不会很大。

　　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放

　　云：去年电影局有关领导曾经和以你为代表的青年导演和电影人会晤，同时，陆续有一些对电影体制的改革文件，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王：这些现象是好的，很多细节很靠谱，例如立项审查等方面。可以看出在为我们建立一个更为宽松的创作环境，我们都在一同努力，改善大的环境，一股劲地推动中国电影发展。

　　云：环境的哪些地方还需要继续改变？

　　王：真正让电影进入市场的掌控，电影卖得好不好是真实的市场反应，电影人有义务也应该面对票房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是什么样的电影就做什么样的预算。这对投资人也是鼓励，健康的产业链条应该是：投资—制作—市场的配合和反馈。

　　影片的国际贸易也应该放开，以往中国的电影只能通过在海外电影节展映，别人有兴趣的就买走几个，但是其他可能会拥有观众的电影未必能走出去。同样，我们现在有指标和配额的限制，国外一些有个性有意思的电影也无法让国内的观众看到。真正放开之后，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有人自己拥有一个很小的影院，只放一些小众的电影，我相信也会有一定观众需要这样。我们与国外的电影交流应该完全平等。

　　还有就是，我希望分级制能够建立，不要因为个人的情绪和喜好影响审查，这些人为的原因不能改变一部电影的命运，我们应该有硬性的标准。

　　另外，我们还需要建设更多的影院，像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最好在每两三个小区之间就有一座适当规模的影院来满足大家的需求。

　　记者：你如何看中国电影的未来？

　　王小帅：我虽比较理性，但对未来仍然抱以希望：政策的导向将继续支持电影的创作。

　　(云上，知名影评人，资深文化记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