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纪录片《我们的土地》开播

    纪录片《我们的土地》由国内著名纪录片导演段锦川、蒋樾担纲拍摄，以影像史诗般的凝重笔触讲述近70年以来，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农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该片以纪录影片、新闻影片、故事影片、图片、画片等历史影像为基础，试图从精确的影像追寻，再中国农村的历史。自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历经土地改革、合作化、妇女解放、人民公社、分田到户，片中穿插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凸显出强烈的变迁感。《我们的土地》拍摄制作耗时将近一年，剧组行程5万余公里，涵盖了中国北方及东北地区的农村状况。

　　纪录片《我们的土地》将全方位展示一个胶片里的乡土中国，既富于严谨的历史探究，也充满“当时”的生活气息——这将是“历史的”农村，也将是“当下的”农村。

    另一个中国

                              当年的公社食堂
　　该片导演段锦川曾因拍摄纪录片《拎起大舌头》而在东北农村“蹲”了一年多，对于中国农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说：“我看到的是两个中国，一个城市中国，一个乡村中国，它们之间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今天的问题一定有它的历史根源，我们试图回顾历史，看看农村、农业和农民是怎么走过来的，所以有这么一个想法，来做这个片子。”

　　据薄一波的回忆录记载，1956年到1978年，我国国有工业一共积累了9000多亿的固定资产，其中从农村农业提取的积累居然高达6000亿！农民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化或者现代化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因此，到了90年代，江泽民同志说，我们不能搞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能靠剥夺农民来发展经济。

　　鉴于片名浓厚的使命感和咏叹色彩，记者问及时下流行的“可视性”，段锦川严肃地说：“我们的主题全是比较沉重的。这么样一个事情，我们无法让它满足好看的要求。关注农村，也是一种责任吧，就像杨东平说的，不仅个人的良心绕不开这个问题，历史的进程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事实上，该片在重大主题之下，发掘了大量生动的故事。有晏阳初、梁漱溟等知名学人的故事，也有周立波及他的《暴风骤雨》、赵树理及他笔下的小二黑与小芹的故事，有合作社、人民公社的故事，也有劳模耕长锁、李顺达、史来贺、陈永贵，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故事等等。

　　70年前的博士下乡

　　在《我们的土地》的开篇，花了整整三集的篇幅讲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晏阳初、梁漱溟、李景汉、陈志潜等知识分子大批的博士、教授走到田间，探求中国农村积贫积弱的解决方案。

　　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年龄稍长一点的农民都会唱这首歌：“穿的粗布衣，吃的家常饭，腰里掖着旱烟袋儿，头戴草帽圈，手拿农作具，日在田野间……”这首歌叫《农夫歌》，是70多年前一位博士教给他们的，这位博士就是晏阳初。

　　1926年，晏阳初开始着手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并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当时留下的珍贵的影像资料可以看到，平教会从1926年至1929年在定县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一批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试图通过一个县的综合调查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改造农村社会的方案。晏阳初说，他是把西方实验室的方法拿到了定县。这些数据到目前为止还是我们认识三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国社会重要的资料依据。

　　三年后，晏阳初全家老小都搬到了定县，一年之内，大约有六十多位同仁携家眷在定县定居下来。对于这一个举动，晏阳初自己的评价是，自北京迁移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他们试图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完全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居。这是定县实验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

　　当地的村民至今还记得：“六七十年前，俺们村里那会儿就看电影，就是晏阳初弄的来的无声电影，也在俺们村拍的，老头老太在里头推碾磨，光看着咕噜咕噜转，嘴也咕哝，没有声音。” 从被乡民排斥，到教村民识字、改良棉花品种、建立卫生保健所，事无巨细，平教总会想尽办法改善定县的状况。他们还在村里设立了电台，每天早晨六点向农民播送当时的天气预报，每天晚上八点向农民播送定州城菜市场一些蔬菜的价格。当时全国共有电台八十余个，大半集中在上海。定县的这个电台也许是唯一一个以农民为受众的电台吧。

　　与此同时，梁漱溟也开始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试验。1931年6月15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梁漱溟任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共270人。研究院除了研究部，还设立了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和图书馆，并试办“乡农学校”、“乡学”、“村学”的实施办法。乡村村学采用教育和行政并行的方式，进行土地登记，户籍调查，推广科学技术，革除避风陋俗。

　　这一年，乡村建设研究院农场购买了三头纯种的美国波支公猪，在和当地的母猪交配后，培育出了新的品种。这种猪的重量比本地猪多50斤。同时，农场从意大利引进“来杭鸡”，与本地鸡杂交后的新品种，一年要多产鸡蛋一倍以上。

　　梁漱溟一生经历了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因为在学术上的卓越建树他被尊称为最后的大儒。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不过是他人生中短短的七年，然而，梁漱溟身后却把自己的遗骸安放在邹平城内的一座山坡上。似乎，这位曾经名动天下的知识领袖更看重那段难忘的岁月。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历时十年的定县实验不得不终止了。历时十年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读书人士大夫，尤其是近一百年来高级知识分子第一次实践“回到农村”“回到民间”这个口号。

　　2003年，一位叫做温铁军的博士也来到翟城村，在当年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业试验场旧址上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温铁军是一位资深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专家。几年前，他来到定州翟城村做农村调查，村子里的一所学校破产了，出于对晏阳初先生的敬仰和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温铁军和翟城村合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热衷于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温铁军也被人们称作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

　　All about 《暴风骤雨》

　　1946年秋天，一个名叫周立波的年轻人从热河来到东北元宝区，县委指派他为区委委员(后任区委副书记、书记)。他是元宝镇土改工作队副队长，他没想到的是，这段时期的特殊工作经历，成就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第二年夏天，周立波写出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上卷初稿。在后来的电影《暴风骤雨》，有一个角色跟周立波在元宝镇的形象职位十分相近。

　　赵光腚、韩老六、郭全海、白玉山等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以从元宝屯发现对应的人物原型。然而他们的命运又有着极为有趣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我们的土地》以对《暴风骤雨》和元宝屯的追寻为线索，通过大量的访谈和历史资料，反应土改时期的东北农村。

　　元宝屯有十余户地主依靠日伪反动势力占有大部分好地，其中地主韩凤歧(韩老六)有40余垧土地。斗地主的带头人郭长兴(郭全海的原型)，和当时的妇女主任刘淑贤(妇女主任刘小兰的原型)，有一段密切关系。两人一起参加土改斗争，一起参加短训班。书中的武装委员白玉山，原型叫白福山，和比他大二十几岁的老哥在一起过日子，后来拣了一个满身生疮的媳妇高桂芬。两口子参加土改后，白福山当了武装委员，高桂芬当了妇女主任(即书中的白大嫂)。

　　在《我们的土地》中，土改这一段落富于东北历史特色。工作组进驻元宝屯后，在斗地主的初期，慑于地主的威力，周立波发现村民不积极，沉闷地围坐在火炉旁边，各人在身上找虱子，扔进炉火里噼啪作响。工作组发动积极分子，通过砍挖运动、诉苦运动等方法渐渐燃起了土改的火苗。

　　这一时期东北的土改运动也和清匪反霸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和解放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土改之初，东北154个县(旗)中，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经常处在“胡子”威胁下。《暴风骤雨》中韩老六的淫威，韩老七的反扑，以及逮捕韩老五等情节，都充满当时东北特有的气氛。前线战争形势影响土改斗争的进行，而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对前方打仗有着重大影响。1947年，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黑土地消失后，中央在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中，有一项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回电：无匪可剿。

　　经过清算、分地斗争，1947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土改也许是最值得回顾的一段非常历史。“打土豪，分天地”，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实质上完成了中国农村一次破天荒的革命。

　　样板爱情故事

　　“清粼粼的水来蓝格莹莹的天，小芹我洗衣裳来到了河边，二黑哥，县里去开英雄会，他说是，他说是今天要回家转……”这段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唱词，是歌剧《小二黑结婚》中的代表唱段，它改编自赵树理1943年创作的同名小说。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的文学作品中最知名的一部，它的原型来自山西的左权县横岭上村。小说里描写民兵队长小二黑与同村姑娘于小芹相爱，却遭到双方父母的反对。二黑的父亲二孔明还私下给二黑收了个童养媳；小芹的母亲三仙姑由于贪财礼，逼小芹嫁给吃喝嫖赌的吴广荣。最后经过区长的教育和帮助，小二黑和小芹有情人终成眷属。小说里的人物原型今安在？剧组对此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详细探访。

　　与《小二黑结婚》取材的案件同一时期，陕西曾发生了一个轰动的封芝琴案。封芝琴是陕甘宁边区华池县人，在40年代初，冲破了父母包办和买卖婚姻的束缚，和自己的心上人张柏结爲夫妻。1944年 3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陕甘宁边区妇女封芝琴婚姻纠纷案。这个案件被编写为说书词《刘巧儿团圆》 和剧本《刘巧儿告状》，被人们称为“刘巧儿案”。

　　颁布于1950年的《婚姻法》是解放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在解放之初，童养媳，缠足，虐待妇女等现象十分普遍。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河北行唐县四区的5个村子，1949年下半年即有64对男女不到结婚年龄而结了婚。山西猗氏县城关高全娃12岁就结了婚，结婚的那天，花轿已抬到门前，她还在街头和小孩子们玩耍，终被父母强拉着哭哭啼啼地上了花轿。

　　针对这些现象，195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宣传《婚姻法》，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也风风火火开展起来。这一年，《小二黑结婚》五十年代被搬上舞台，小二黑和小芹的故事，曾经成为那个时期普及婚姻法最重要的“样板爱情故事”。

　　愚公移山的年代

　　对许多人而言，愚公移山是从课本里的一个古代故事，立誓搬动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愚公知难而进，并发出“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宣言。这一精神曾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被广为提倡。著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以《愚公移山》来命名他的一部反映70年代初中国的纪录片。《我们的土地》选取了大寨、红旗渠、高西沟、沙石峪等曾赫赫有名的地点，表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农村战天斗地的故事。

　　1960年2月，山西林县的县委书记杨贵带领群众开展酝酿已久的“引漳入林”计划。林县的“引漳入林”计划得到山西平顺县的有力配合。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机器设备与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林县人自己设计勘测，研制炸药，生产水泥，劈山挖渠，开洞架槽，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凿通了211个隧洞，1969年7月终于建成了红旗渠，红旗渠水解决了困扰林县人千百年“守着河水种旱地，翻山越岭挑水吃”的难题。

　　挖砌土石1818万立方米，相当于从哈尔滨到广州高3米、宽2米的一道“万里长城”，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共有189名英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256名民工重伤致残。七十年代，周恩来总理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在这一时期，另一个奇迹诞生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曾经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口的小村子。这里水土流失严重，十分贫困。村民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开始了人工造地计划。1963年夏天，由于七天七夜连降暴雨，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奋斗十年建成的堤坝于两天毁于一旦。大寨人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凭着自己的双手，拒绝国家救助，重新建起家园，并在受灾的情况下仍然向国家交粮4万多斤。消息传到中央后，受到毛主席热烈关注，大寨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农业学大寨”风靡全国。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

　　196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的会议上赞扬大寨；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的生日里宴请陈永贵——他后来官至总理，被人称为第一个农民总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把介绍陈永贵和大寨的文章发往国外。大寨模式在中国农村一直推行到80年代初。

　　其实，差点和大寨一样成为全国农村发展榜样的，还有另外一个村子。

　　在陕西米脂的高西沟，由于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极其低下，村支书记高祖玉带领群众研究地形地貌，从1958年开始在坡地上整修水平梯田，在山顶上栽树，坚持退耕还林。1960年与大寨成为“农业学哪个”的竞争对手。1963年在全国提倡“农业学大寨”的压力下，高西沟人仍然坚持自己的模式，让黄土高坡上出现一片绿色。

　　如今，经过40年的绿化，高西沟林草覆盖率达64%。近年来国家退耕还林工程的启动投入巨大，截至2002年6月国家已向退耕户兑现补助粮食22.6亿斤，现金1.9亿元，种苗费补助8.4亿元，而高西沟40年环境治理中国家仅投资4.93万元，1平方米的土地不到1分钱。

　　尾声

　　纪录片《我们的土地》囊括了中国农村最重要的历史风云，将成为中国农村历程的重要见证。24集按主题分为8部，依次为《乡建十年》，《暴风骤雨》，《爱情故事》，《组织起来》，《金光大道》，《愚公移山》，《枯木逢春》，《延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