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茵的《牛皮》是一部极端的电影。这部110分钟长的DV作品全部在她自己家里拍成，两间狭窄昏暗的小屋，没有外景；全部演职人员就是她和父母，但影片拍摄却严格按照标准工艺进行，她自己不光导，还得演，此外摄影、灯光、录音、场记等等，一手包办。这是她的长片处女作，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硕士学位在读生。
《牛皮》的影像非常写实，但她坚称这是一部故事片：“有人问我：它看起来非常真实，是怎么拍的？我很无情地告诉他，都是事先计划好的，我怎样的时候我爸又怎样……有随机成分，但很少。”影片大部分在今年5月间拍摄，但很少有人知道刘佳茵在拍片子，因为拍摄时间只能在深夜。“我从学校回来，妈妈从工厂下班，爸爸从店里回来，这已经很晚了。坐下来可能吃饭也可能不吃饭，然后谈今天要拍哪场戏，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讲整场戏、讲对话、走动，排练几遍；之后我要开始做摄影的工作。机位比较费劲，因为是在一个可能比一般人家里都要狭窄的地方。调白、灯、录音、话筒杆……然后一遍遍拍。从一两点拍到三点甚至五点，然后六七点就要起。”讲述这一切时，刘佳茵表情里并没有一点喟叹。
长镜头非常多，几乎全部固定机位、局部镜头，人的动作和身体极少被完整纳入画面，看罢影片你也并不能推测出房屋的大致格局。片名出现前的一个镜头令许多看过的人记忆深刻：在将近5分钟的时间里，画面上只有桌面和一台打印机；画外对白是父亲在指挥女儿在电脑上排版：“字体大点儿，再大点儿，横排，竖排，小一点儿，间距再大……”漫长而几近 嗦，女儿也几乎不耐烦了。终于，打印机吱嘎着吐出红色的纸来，是中英文的店招：“全场五折”。
《牛皮》在电影学院放映给很多老师看，反应多是“非常好”和“完全否定”两个极端，少有中立。有人不想看，要快进；或是出去抽完烟，回来一看居然还没完。刘佳茵对自己的方式却十分坚持：“像那一场就是事先设计好的，肯定要提几点，情绪上肯定要有变化，然后我要急，他更要急。他抠得那么细，大家觉得：这打出来得是什么东西啊？所有人都等着，然后，‘全场五折’———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一切都要折半，你的利润本来很少还要折半，你要给工人同样的工钱。就是这样一个很自残的事，我爸打这么凄惨的一个东西，还要抠很细……很多人看这场戏会有很深的印象但不见得真能体会。”
《牛皮》还遭遇了许多疑问，刘佳茵自己就列举了一堆：“比如有人觉得：你怎么能全部都在屋里拍呢？你怎么能自己演呢？你怎么能不用录音师呢？你怎么能没有钱就拍呢？你怎么能家里都这样了，你还想学电影呢？这就是众人的态度啊，但如果我用这样的态度衡量自己的话，我现在指不定干嘛呢。我可能在一中学教书呢。事实上众人概念中的这些都是扯淡。”她愈发激动起来，“它跟你真正要做的事、跟电影和生活没有关系，都是扯淡。难和容易，取决于在你的脑子里什么是电影什么不是电影。那我告诉你，这个在我脑子里就是，很多别的就不是。”
刘佳茵对电影有着少见的坚定与执著，她从初中开始阅读相当专业的电影书籍，高一时就明确了要考电影学院；她的成绩很好，作为文科生，数学高考成绩是102分。1999年导演系本科没有招生，于是她考了文学系，但专业对她并不存在限制：“电影不拍还能怎么样呢？一定要拍。”她没算过拍《牛皮》花了多少钱，也从没考虑之后拿它怎么办，她眼里的拍电影，还真就只是“拍”。“钱什么的，跟电影都没关系，只跟你的生活有关系———是不是想过得比原来好一点，是不是想改变你的生活的问题。我觉得维持或改变自己生活的渠道有很多，这样拍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方式。只要我在干这件事，我对自己干的很满意，后面的问题自己就会解决。”
她似乎也不为电影遭受的争论烦恼：“改变不改变、相信不相信，不止在艺术，也存在于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听到这些争论之后怎么办，这是最后的问题。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这么多年跟电影发生的关系，我的观念已经是这样了，我很相信我自己。”
10月底，刘佳茵得到通知：《牛皮》被选入下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新电影论坛”单元。
论及前途，刘佳茵说：“我留恋学院，在学院5年多，很贴。我在干一个喜欢电影的人应该干的事，就是没有私心杂念地去拍。”
★《牛皮》故事
《牛皮》的故事正是刘佳茵自己家庭的经历。片中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皮艺店，母亲则在工厂负责皮包的设计和制作，他们对这门生意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和心力，却仍是经营惨淡，债主会不期而至。父亲决定以全店皮具五折的方式促销，起初似乎还挺有效，慢慢地作用却不再明显。母亲开始责怪父亲的经营方式和能力，平时在别处总是有一套套道理的父亲，此时却无言以对，懊恼地抽自己的嘴巴。家里家外的波折低落总是会过去，父亲和母亲还是满心祈愿：从明天，也许就能慢慢好起来吧。平淡甚至细碎的生活细节缓缓铺展：父亲想尽一切办法希望女儿长高，母女为店里收成不错的一天鼓掌欢呼，狭窄的过道里女儿为新的皮包充当模特……生活似乎总是艰难局促，而三个人的家庭里，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却在这个过程里捉紧人们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