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胡金铨导演

　　早上八点，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醒来，捡起从门缝塞进来的当天报纸，回到床上浏览着，没有重大新闻。略过那些因冷酷而堆满虚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发琨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着烟，在摄影机前和女演员交谈，看来他筹划已久的《华工血泪》终于开拍了。我再看标题，心里一惊：名导演胡金铨狭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时在冠动脉硬化手术时逝世的，享年六十六岁。要说我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但胡导演的离去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心情恶劣，我给洛杉矶的老顾打了个电话，他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多谈，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和胡导演是一九九〇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这些年四处漂泊，时间、地点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却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的环境、氛围和谈话细节。那是由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穆晓澄夫妇，在一家相当典雅的江浙餐馆「钱塘春」请客。我实在孤陋寡闻，既没看过他的电影，甚至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发福；和身材相比，脑袋显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

　　他离开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当时他高中毕业，在同班同学的怂恿下，想去香港试试运气。他去找刚接管北京的当区长的亲戚帮忙，被狠狠训了一顿，可没过两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证被批准了。

　　在《他乡与故乡》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说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长了，你就爱上她了。越陷越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士长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

　　他从小好读书，在香港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厂当校对，这多少还算有缘分。可校的头一本书竟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他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在美国新闻处打杂，在广告公司画画，在电影公司当布景师，当演员，终于熬成了导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侠》，一炮轰响。接着又转到台湾拍了《龙门客栈》，在香港创国语片的卖座纪录。随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侠女》获一九七五年嘎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权威的英国《国际电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选为国际五大导演之一，在亚洲导演中，他是继日本的黑泽明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那是胡导演的鼎盛时期。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拍《侠女》时，有一场戏要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可他嫌芦苇不够高，宁可再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工，不计成本，必然会和老板发生冲突。连着几部片子不赚钱，就没人再找他拍电影了。这十年来，他只拍了《画皮》，都是好编剧、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认识胡导演，正赶上他走背字。也许正因为此，才和我们这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往。我常路过洛杉矶，每次和朋友们聚会都少不了他。

　　听胡导演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聊起天来从不知疲倦，且不容别人多嘴。周围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绝不会扫他的兴。据说有一回，一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多说了几句，竟惹得胡导演大怒：「你，你怎么不让我说话？」而我天生就是个听众，所以和胡导演挺合得来。九五年初，我经过洛杉矶，住在老顾家。一天晚上台湾的资深记者卜大中要请我和胡导演吃饭。那天早上我刚醒，就接到胡导演的电话，要先过来和我聊聊。从九点一直聊到中午一点，接着胡导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馆点了面条、葱油饼和酱牛肉。连吃带聊到两点半，我有午睡习惯，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了。看这架式胡导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顿饭局。回老顾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恶习。

　　「午睡？」胡导演吃了一惊，样子显得很失望。但接着说，「哦，那是福分。行，咱们晚上见。」

　　胡导演在香港影艺界是有名的怪杰，这指的是他脾气古怪，戏拍得不多，不务正业，著书，开画展，讲学。他收藏的书多得没地方放，一部分捐给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据他的前妻锺玲讲，他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不务正业，而一拍电影就头疼，因为得拚命地干活，没时间看闲书，喝酒，跟朋友吹牛……

　　说起来，胡导演那四海为家，他乡当故乡的潇洒劲儿特别让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住过，后来和我一样，流浪美国。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

　　去年十月，老顾和穆晓澄相约从洛杉矶开车到我这儿来玩，胡导演知道了，也要一起凑热闹，结果反倒是他的兴致最高。穆晓澄在电视台干活，太忙，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胡导演等得不耐烦了，嚷着要和老顾搭「大灰狗」长途汽车过来。最后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我陪父母去洛杉矶，胡导演已去了台北，我们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胡导演死后两袖清风，膝下无后。人们忙着为他选择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会，沸沸扬扬，而我只有一个愿望：去看看他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