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赈灾看香港演艺界的号召力

　　●从反黑、反盗版游行、抗议《东周刊》，到慈善义演，香港演艺界在重大问题上总会彰显一种毫不含糊的集体力量，是源于流行文化在香港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尽管在这次灾难的考验中经历了信任危机，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妨顺势以此为起点，将临时赈灾办公室发展为长远行业组织，逐步确立自身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
　　东南亚的世纪劫难激起了全球同一的爱心，其中香港人均捐款全球第一的成绩尤其引人注目。这其中，香港演艺界大大小小多种形式的巨大投入功不可没。
　　香港演艺界对东南亚海啸赈灾筹款活动是其慈善传统的一次极致性表现。一直以来，香港演艺界不仅在华东水灾、台湾地震、非典等大型灾难面前团结一心、共襄盛举，而且平日里也保持了对公益活动的热情。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回报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既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又反映了香港明星把慈善义行作为自身形象建构的重要部分。在传媒环境极度恶化、明星为隐私曝光、负面新闻渲染而焦头烂额的香港，通过慈善行为传达正面积极的讯息成为他们对抗狗仔队式八卦、维护健康形象的有效方法。对于全球性大灾难的反应真正所检验的其实不是个体的道德水平，而是制度组织能力与文化向心力。香港演艺界赈灾活动的空前成功正体现了这两点，运作的高效率与惊人的凝聚力，由此张扬了它在香港社会中的力量所在。
　　与内地演艺界赈灾群龙无首以致反应迟缓的尴尬局面相比，香港演艺界在短短数日内迅速举办多次大型义演活动的有序性十分明显。首先在于有大型机构站出来担任组织者，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规模最大的《爱心无国界》由演艺人协会这家非营利性组织发动，协会的存在和它在以往所发挥的统率作用表明香港娱乐的行业化水准与自主性，乃是市民社会民主意识的体现，保证了慈善活动的规范。内地演艺界其实不缺乏能够一呼百应的权威，缺的是自我完善发展的行业意识和专业精神。其次香港演艺界调用了多样化手段，并进一步开阔视野联合其他各界。除了一般性的捐款义演，还采取明星赶赴灾区拍摄短片、请经历灾难的明星现身说法等具有说服力的方式。而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代表出席活动分享感受，联络体育明星举办足球赛更发挥了演艺界的辐射力。最后一点在于《爱心无国界》演出以免费入场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影响力，把号召性完全建立在现场演出的感染力上(内地义演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用门票来捐款)。
　　从反黑、反盗版游行、抗议《东周刊》，到慈善义演，香港演艺界在重大问题上总会彰显一种毫不含糊的集体力量，是源于流行文化在香港社会的巨大影响力。香港居民对本地的公共生活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关注。推动香港人形成集体想象的社会力量是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大众流行文化。从李小龙、成龙到许冠杰、黄沾，是他们建构了香港的本土观，影响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香港文化评论者更感叹对民众而言“娱乐就是政治”。大众流行文化的威力反过来促进了演艺界的自我意识、内部向心力和文化自觉性，使他们善于利用乃至强化这种威力来巩固自己的位置，扮演某种意义上的领袖，参与社会发展进程。
　　内地演艺界显然还未拧成这样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不过最近中国导演协会大张旗鼓地开展颁奖活动却是演艺界开始走向行业化的信号。所以尽管在这次灾难的考验中经历了信任危机，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妨顺势以此为起点，将临时赈灾办公室发展为长远行业组织，逐步确立自身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