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中缓慢成长

　　我忘了那家电影院是在哪一年变成一座废墟的，一夜醒来，它就不复存在了。那个时候我对灾难的理解偏向于喜剧，在火光中那幢建筑无疑显得异常透明。不是《秦俑》中巩俐奔向火海的那一幕，也不是老杨家染坊《菊豆》放的那一把火，而是轻轻擦亮一梗火柴，一瞬间烧伤了视觉，在敏感的眼底按上的一枚手印。我清楚记得火柴划亮的动作，从手指缝间将镜头推进去，从左到右一次短暂的滑行，嗅到轻微的燃烧的气味，那张莫名欢喜的脸。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认定自己就是那个奇异的纵火犯，突发灵感的一次冒险行动，我为这个发现感到惊悚与快悦，就像刚刚杀了一个人。午后一点，我进入了那座废墟，站在坍塌的断壁上，远远的还有一些烟汽蒸腾，我不由自主摇晃身体，摇晃着《天才先生瑞普利》那艘居心叵测的海上快艇。这个电影院还存留着它的体温，一块砖石上烙着它尖叫的形状，一朵火焰的焦黑。在四下游荡的过程中，我还捡到了一截脆硬的的胶片，对着阳光望去，就有一些发暗的光投射在脸上，不知道是哪部电影的言词片断。大约在十数个小时之前，这个光影的城池还在放映一场叫作《雷场相思树》的故事片，头顶垂落的老式大吊扇慢慢兜转，有人在啜泣，也有漫不经心嗑瓜子的细碎声。　　在我十一二岁之前，每个寒暑假都是在这个电影院度过的。我母亲认识这里的一个检票员，她把我扔给这个面色暗黄的中年男人，就去上班了。那个检票员患着一种自己也不知情的固疾，终日被酒精宠爱着，好几次他朦着醉醺醺的眼睛将我挡在外面，我想他大概需要隔一段时间重新确认这个孩子一次。他就坐在入口的栅栏后面，夏天的时候夸嗒夸嗒拍着一把蒲葵扇，天气冷了，就缩在一件军大衣里头，双目无神地盯着人。在他身后，是家属们联手经营的小卖部，桔汁汽水、小奶糕、绿豆冰棍、果丹皮。旧书页包装的香瓜子，分量很足，一场电影下来，把嘴唇腌得像团揉皱的废纸。他们还零售一种薄薄的电影说明书，介绍故事情节演职人员，油墨的质量大概有问题，拿在手里仿佛买了一斤熟食，到处都是肉腻腻的。　　我在抽屉里曾经找到了一份说明书，1980年谢晋执导的《天云山传奇》，上面有个名叫施建岚的女演员，据说便是谢导从我们这儿的一个小越剧团挑走的。女演员的家就在邻近的一个小镇上，开着一个照相馆，她出了名，也让更多的小姑娘想入非非。那个照相馆，只是小小的规模，到处挂满了女演员的大幅剧照，女孩们挤成一堆叽叽喳喳，为任何一个服饰道具的小细节认真商讨。戏曲片最热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打扮成绝代佳人的模样，略略欠着身子，想象着势不可挡的万千风情。一套戏装脱了又换，珠片掉了好几圈，领口袖口也脏了，积着人体灰白的污垢。打开姐姐们的照相册子，也能看到这一季吹动的流行风，肩托小提琴半梦半醒的站姿，那是刚看了陈冲主演的《海外赤子》，披着一袭红纱巾斜阵于绿草地，那是《甜蜜的事业》一场追逐戏带来的后遗症，如果是一身少数民族装束异域情调，很可能赶上了1958年版《春香传》二度上映的酷热档期。 　　那个检票员和女演员是同乡，但没有什么不得不说的故事，他有一个痴肥的老婆，还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就住在隔了一堵墙的家属大院里。那个院子里长着一棵疯狂的石榴树，一入季，就会开出红得让人色盲的花来。居民们在树上晾衣服，一双边角发黄的田径鞋，一顶秃了毛的绒耳呢帽，一刀快要走油的腊肉。老人们坐在阴暗的角落里，冷不防出声喝止那些溜进院子想爬到树上的孩子。检票员介绍他最小的儿子与我作伴，他比我大了三四岁，已经上了初中，极度不屑与我为伍。他穿着蓝白校服，看上去很象来自牯岭街的少年，腕上的那块手表不知道哪儿坏了，用一圈皮筋缚定着，应该是东风或者梅花牌子的。他很少开口说话，回答问题也是简明扼要，多一个字也是跟我浪费感情。这两个孩子就是这样出奇地别扭，一场电影结束了，他们的情谊也无疾自终了。现在想来，那个年纪的他，其实已经在青春期苦闷着了。　　检票员死的时候，电影院还未来得及失火，刚刚解禁带来了巨大的狂喜，一轮又一轮的旧片子重又上映，大批的影迷们在电影院门口失魂落魄地东张西望。《马路天使》、《大路》、《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家铺子》，更早的《姊妹花》、《渔光曲》也被搬了出来，我惊讶地发现《小城之春》和《偷自行车的人》是同在1948年出品的。候场的观众提前半小时就在外面等着了，到处都是人，挎着自制冷藏箱的小贩趁机钻来钻去，卖水果的扯开嗓门就喊，看地雷战，西瓜解渴嘞！如果你也身在其中，拉着家人的衣角站在一旁，一定会被这样的场景深深打动，在你的想象中，西瓜和地雷的确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　　时间在这里似乎特别的慢，人群有些不安起来，一个机床工模样的年轻人骑车过来了，他只在伙伴们的耳朵嘀咕了几句，可是所有的人都下意识地想到快要散场了。人群骚动起来，母亲们把孩子紧紧抓在手里，脾气急一点的就开始训斥那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威胁要故意将他弃离闹市。还有五分钟就要进场了，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一些坏消息，有权威人士评论这个电影并不如何精彩，也有说是演员们不带劲，马马虎虎。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说这些话多让人着急啊，平白无故添堵了心情。　　只有检票员早已历经风云，保有了镇定。他在散场之后的放映厅弯着腰，一排一排搜寻观众遗落的什物，一支钢笔，一本书，一方手帕，都是他的孩子们钟爱的礼物。可是那一天，他累了，坐在一个位置上一动不动。有人挑开门帘，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没有回头，仍旧端坐着，就像一个入戏太深的老影迷。　　许多年以后，我常常炫耀自己的童年是在电影院里长大的，然后报出《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桃李劫》、《淘金记》、《摩登时代》、《卖花姑娘》、《雁南飞》、《望乡》、《生死恋》一长串的名字。我忽略了我的孤独，忽略了我在电影院放声大哭的秘密。我常常长时间地坐在一个位置上，专心抠着前座椅靠上一块突起的木关节，剥落一层又一层的油漆。有人进来了，挑了一个座位，因为是日场，总是有很多是空着的，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整场电影我都为这个眼神烦恼不已。另一个十四五的小女孩，扎着油亮肥厚的粗辫子，硬是要坐我的座位。她执著地站在我旁边，每隔三两分钟，蹦出一句，你站起来。她的声音似乎对这个座位并不感兴趣，只是买了这张票就要尽义务坐在这里，站起来，她又说了一遍。从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她尖削的下巴，还有手里的一根奶油冰棍。可能在她的计划中，这根冰棍是要坐在这里消费的，可是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扰乱了整个气氛。冰棍开始融化了，一滴滴冰凉的液体掉在我的膝盖上，然后她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心疼地吮吸着冰棍。现在我已经忘了这场对峙是如何结局的，我只能回忆起肌肤那种冷激的紧张感，此时此刻，我的双腿一片覆雪的寒意。　　当同龄的孩子沉溺于纸叠飞机、链条枪、木制滑轮车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坐在旷野的黑暗中，一张张黑白的脸硕大地出现在一块污秽的白布上。白杨、胡蝶、王人美、杨耐梅、舒绣文、上官云珠、黄宗英、郑小秋、金焰、刘琼、陶金、韩非、顾也鲁、孙道临，这些超出我的情感的银幕情人，使得我在那些未曾身历的旧时代，囫囵再活了一遍。我记得《渔光曲》里的小猫小猴，一时间校园里多了许多叫着这个外号的同学。我还记只有短短30来分钟9本的《神女》，放完的时候嘘声四起，我听到有人说，上当了不是彩色神话片，还有人问，没有了，再见了？200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电影史课上再度放了《神女》，电化教室拉着厚厚的窗帘，那些阳光固执地从缝隙中进来，在一个女生脸上浅浅划了一刀。所有人满心期待阮玲玉的出场，在传说中她已经成为中国的爱美神，短短几分钟后，我们抱怨阮玲玉太普通了，只是一个小个子的女演员。事实上这个女演员连普通话也说得不大周全，只会一口粤语。1991年关锦鹏让一个叫张曼玉的女演员，去演一个叫《阮玲玉》的女演员，《神女》片段再现的时候，我耳边响起的是黄莺莺一唱三叹的那曲《葬心》。　　如果绕过电影院左首的旧河道没有被做成马路，到老城区去必须经过那条毫无意义趴在河上的石拱桥，站在桥上你可以看见连环画风格的旧城建筑，这时你听到一首关于夜来香的歌曲，木壳收音机在某一户人家低低放送，波段停在我们无可奈何的过往年代。每次听到《夜来香》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身旁就会迅速降下无边的黑暗，老式放映机转动时的咔嚓声，不断跳针的蜡制唱盘。夜来香无疑是与喧繁慵懒的三十年代最为合拍的花卉，欢喜呛人的生发油的腻香，青铜锈味的夜，格子呢围巾，银红暗花的短袖旗袍，残留在上面的家常的樟脑气息。李香兰、周璇、葛兰、白光、林忆莲、陶喆，任何一个对上海念念不忘的歌手都会唱这首《夜来香》，每个人的表情都会变得轻柔舒缓，近似于自恋般地闭上双眼。闭上双眼，多少奇妙的身体动作，一秒二十四格的画面，就在这个细微的动作中一闪而过，可是记忆却永久地定格在了那里。跑过《青春祭》的田野的李凤绪，牵着弟弟去偷《苦果》的马晓晴，在《小街》上哼唱的张瑜，拥有一双完美眼睛的《大桥下面》的龚雪，在黄河边挑水的《黄土地》女儿薛白，逃荒而来嫁与《牧马人》的丛珊。二排一十二座，那个木棕色温润的座位，就是我一个人的电影史，凌乱，模糊，细繁，漫远。事实上，我未必能够清楚记得这些电影与电影明星，只是在日后将这些记忆的碎片再次连接与修复，我是用今天的记忆去抢救童年，就像《我的野蛮女友》女主角的一句台词，原来我曾经遇见了我未来的男友。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空白，便是一部电影落画等待下一部电影的沉闷低潮。我常常回想起或许并不存在的一个场景，我独自坐在售票口的台阶上，身后是《冰上姐妹》的巨幅广告，那一年我未满五岁。远远的一群孩子在奔跑，捉迷藏，玩一种叫作“狐狸狐狸几点钟”游戏。很多年以后当我听到《你那边几点？》的电影时，那遥远的尖锐的童音缓缓喑哑下去，苍老得像堵墙。　　黑暗，黑暗，黑暗，空中悬挂着两道不断翻滚的光流的黑暗，孩子们举起他们的手，跳跃着。正式放映前的十分钟，是他们小小的欢乐天地，两侧的音箱都在播放时下最热门的歌曲，洁白的羽毛寄深情，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银幕上幻灯片似地一格一格推出预告，他们跟着上面的字大声诵读，请勿吸烟，请保持环境卫生，计划生育还是一个好。未必真懂了这些意思，只是这些字大都认得，不免有些洋洋得意。　　上午九点半的日场电影，很难看到那些神情暧昧的恋人，他们只在夜间出没，拉着彼此细密出汗的左右手。看电影就是谈情说爱，一对恋人连续追着看了三次一部美国电影，终于弄清了接吻的原理。男的是百货公司的布料专柜收银员，女的是花边二厂的挡车工，正正经经谈着恋爱，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分了手。日后，有人问起这件事，女方露出鄙夷的样子，那个强行索吻的男人无疑让她轻视了三分。她用了搅拌两个字形容男方的要求，他要跟我搅拌，她冷静地说。这个笑话流传了很久，当我成年的时候，还有人在街道上指点，提醒我那就是那个“搅拌”。我并不觉得这个笑话有多么的可笑，一个单纯而怪异的年代，情感的表达总是小心翼翼的，所谓的热恋就是身体上的不断纠缠。如果一定要某个人来承担什么责任，只能怪过分的天真伤痛了我们脆弱的神经。　　一连三天，我已经看了六遍卓别林，他在同一部电影里做着同样的举止，跌倒、滑倒、绊倒。他的身体似乎习惯于一个前倾的姿势，掏出一朵皱巴巴的玫瑰，然后像一块生日蛋糕一样，扑倒在女主角的身上。我在同一时刻发出同样的笑声，同时转过脸来观察其他人的表情，我故意提前一秒钟做出睿智的判断，急待着他们的笑声愚蠢地越过我的先知。卓别林就是默片时代的我们的周星驰，带动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我邻居那位漂亮的姑娘，拨开人墙飞快投入一位貌不出众的追求者怀里，就是因为他会模仿卓别林鸭子一样的走路方式。就像无缘刘德华的女歌迷，还可以委身于一位长相酷似的明星脸。　　我的童年就是一只依附于电影院的寄居蟹，在两个小时之内，进行一次身体的发育。悄无声息，没有一句对白。我不再惊讶于太平门三个字的含义，不再惊讶于在厕所听到一段耳熟的口哨，那些开放的蹲位上通常都有数个情感饱满的热血青年，姜文、娄烨、贾樟柯、张元，他们的有点异味的艺术沙龙。我只是一个孩子，因为母亲的忙碌，暂时寄存在电影院的一件活动行李。这个孩子的敏感如同瞬时曝光的胶底，用黑来记载白的亮度，用白来翻译黑的低调。他坐在那里，或者捡起你刚刚扔掉的一张海报，他在一个名字的印刷体上停留了很久，因为你曾用暗恋的手指抚摸过这个名字的招牌笑容。　　他在离去的时候，因为日光的强烈，变得表情呆滞，有些郁郁寡欢的样子。他被母亲拎在手里，踉踉跄跄走着，他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对熟悉的街道提出无穷的疑难，只是失神地望着一个方向。他在黑暗中闷了太久，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世界。一个孩子的沉默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母亲在每家商店的门口都会停下来，她想买点什么东西给他，甚至低声下气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发了狠，越发不肯说话，低着头一个人走在前面，露出颈后剃得发蓝的发际。他听到她在后面跟随的脚步，猜想或许她会追上来，或许她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惩罚一个无法容忍的古怪的孩子，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构想的关于电影的一个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