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我无意中成为独立电影最早的观众
我的《北京的风很大》观影记
作者：一张猫
老朱问我：“你愿意写个小文章，关于你看《北京的风很大》的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好啊！” 别人让写东西，我下意识的第一反应都是“好啊”。 乖孩子，不拒绝认为我可以写东西的邀请。
第二反应，也是略带惶恐的反应，就是：“写啥呢？”
我飞快地检索了一下脑子里关于这部电影的记忆，发现总共可能就三行字。概括一下：
1.在北大上学的时候看过这个电影。
2.当时试图推荐给身边的人。
3.之后就再也没提起过这部电影，直到今天。
如果硬要再记起点什么，那就是导演拿着麦克风在北京街头晃荡，随便拦住行人，问：“您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这部电影的记忆，和当年许多记忆，都被我随手塞进一个专放杂物的抽屉。时间久了，连里面装了什么都不太确定了。
没想到，时隔多年，大数据居然在我转身打开冰箱的瞬间，悄悄拉开了这个抽屉，一翻到底
————-记忆的回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下午，我在某书上找葱油饼的做法（人到中年的标志之一，就是频繁搜索这种食谱），页面突然弹出一个帖子：《实验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1999》。
我愣住了，像是有人在背后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转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失散多年的朋友。 满脸写着“居然是你？！” 的惊讶，而我心底也在咆哮：“原来你还在啊？！”
点开评论区，居然不少人在讨论。那一刻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是在二十几年前我肉眼观测到了一颗彗星，兴奋地告诉身边人，却发现没别人看到，于是怀疑自己的眼睛。可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竟然有一群不相识的“天文爱好者”站出来，指着天空说：“我们当年也看到过！”
可怕的大数据。
我随手把这个帖子转发给老朱。最近才知道，他也是个多年专业的“观象人”。
他很快回复问我：“你当时怎么看到的？”
——脑子顿时黑屏。
奇怪的是，嘴巴却快一步：“是一个老师借给我的 VHS。”
记忆就是神奇。在被问的瞬间，电光火石，居然蒙对了答案。我自己都愣了。一半的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天才，现场编故事的能力超强。根本没有记忆的事，我张口就能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另一半的我则觉得，糟了，是不是要开始翻这个抽屉啦。
————-大师级考试和VHS————
老朱不用再问，记忆的闸门自动打开，开始倒带。
大四，我选了一门“看电影”的课。正式的课名里应该有“电影”和“鉴赏”这两个词。
不知是哪个系开的，不记得老师的名字，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撞进去的。糊里糊涂地坐进教室，发现身边散布着各色北大学生，没有一个认识的。
（毕竟因为大一那年在昌平园，北大高四的文科生彼此至少都有点脸熟。这意味着，那堂课里，基本没有和我同级的文科生。 大概要么没兴趣，要么没选上。）
课上讲了些什么？看了什么电影？分析了什么东西？已经还给时间了。
但我清楚地记得那门课的期中考试，可以说是我大学四年里，印象最深的一场考试。
这里要先岔开说一个人。我班上有个公认的学术带头人，话不多，但一开口就让人觉得你在聆听未来的大师。
他的考试方式也独树一帜。别人拿到试卷，立刻奋笔疾书，生怕把昨天熬夜刚背的知识点忘了，他却是常常是盯着试卷沉思十几二十分钟，然后才开始动笔，写完还常常意犹未尽。只留下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在一旁感叹。现在想来，那就是“大师式答题”。
那次电影课的考试，给我唯一一次“大师式答题”的感觉。
那天下雨，我大概是以落汤鸡的姿态迟到了。根本没准备。当年的非专业选修课，老师心软，成绩随缘。一看考卷，傻了眼。十道题，前九道全是关于电影史的—who，where，what，之类的问题，全脑空白。前十几分钟就和卷子大眼瞪小眼僵持着。
直到最后一道大题，让我松了口气：根据课上看过的电影，写一篇影评。
这里是个难得的记忆清晰点。我选的是《法国中尉的女人》。
具体写的不重要，只记得当时有种“课之将挂，其言也真”的冲动。想说说自己最真实的想法。于是影评落笔就变成那时我对“看电影”疑惑的总爆发：
为什么很多电影都是一种味道？好莱坞的味道。“奥斯卡最佳影片”就代表“最好”吗？为什么在这个课上看到的一些作品——画面粗糙、翻译错位、来自“居然也在拍电影”的小国的作品——反而让我印象更深刻？
影评，顾名思义，是因为电影“值得评”。我的影评，则是在说这部电影以及它所代表的整个好莱坞电影工厂——不值得评。它光滑、漂亮、符合所有生产标准，但缺乏棱角，内容单薄，像是生产线上销量最大化的牛奶巧克力，入口即甜，即不会让人失望，也不会让人回味。
我这个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学生，反而理直气壮地反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好回答的？”
“这电影有什么好评的？”
那天的我，应该是用笨拙堆砌的文字把自己所谓的“电影观”一股脑倒出来：好莱坞并不是电影的全部，甚至并不一定是“好电影”的源头。更可怕的是，它可能还在妨碍我看到真正的好电影。
成绩出来，我得了90分。老师说：“要不是你前面知识点全错了，我还想给你更高分。”（谢谢啊老师，这话感动我到现在。）
唧唧歪歪讲了这么多了。北京的风很大在哪儿呢？
对， 应该就是这位老师，让我看到了这部电影，还借给我了风大的VHS。无他可能性，毕竟那个年代，想要看一部非主流电影，渠道少得可怜。
现在去查，这部电影的官方上映时间是2001年，那时我已离开北大。这意味着，我是在公映之前就看到了它。应该是那次考试之后，老师高看我为“性情中人”，放我进了他的小型观影群。我们一群人就是在老师弹丸之地的宿舍，挤着看到了《北京的风很大》。
再打一个岔。那个老师很年轻，比我们更像老师，但又比那些真正的先生们，更像学生。那时年轻的老师们，住得真是可怜。老旧宿舍楼。共享水房卫生间，又黑又长的楼道。一间屋子，还可能有个室友躲在角落泡面。一切都是临时又不安居的感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善，毕竟本科生宿舍已经从六人间升级到四人间了。不过，也就是在那栋老楼里，共享卫生间的尽头，弹丸之地的宿舍，和着泡面的热气，挤在一台小小的电视机前，我们看完了《北京的风很大》。
————无法归类的电影和小语种宿舍————
古今中外看电影，大家都喜欢问一句：“这电影是干嘛的？” 爱情片？动作片？喜剧片？毕竟要投入时间和金钱。似乎必须有个明确的用途和口味，否则像是走进了一家没名没姓的路边摊。
这部电影，彻底超出了我当时对电影分类的认知范围。哈哈，当年的我甚至不知道世界上有“纪录片”这种生物。所以，当我试着向朋友介绍这部电影时，场面往往十分尴尬。
“呃……就是导演，满大街去问一个几乎没头没尾的问题……但电影本身不是没头没尾，反而挺有意思的”
讲到这里，我自己都会顿一下，等待别人的反应，通常是一个“啊？！“和皱眉的组合拳。毕竟，那时候看电影，似乎必须知道它“是干嘛的”。否则，这个没吃过没见过的东西，无处下嘴。
可是——有意思的东西，一定要“干嘛”吗？
老实说，当时的我也不知道这电影到底在“干嘛”。导演呢？他知道吗？重要么？ 重要的是，这部电影，对我，“有意思”。像一道电流，跑进了我脑子里某条暗淡的回路，突然之间，有个灯泡就亮了。
为什么亮？是什么样的电流？谁知道呢？
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一个自己也不知道的角落。还可以在这里环顾四周。看看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
好像以前没用这样的态度来看电影。也没想过电影有这样的作用：不只是提供两个小时的“干嘛”。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电影本身讲什么变的不那么重要了，反而是给别人推荐这个电影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更重要的实验。
假如有人听完了，甚至看完之后，若有所思地说一句：
“嗯，这个挺有意思。”
那么——有反应！
可惜，这个实验，我带去的地方太有限了
图片来自网络当时能放VHS的宿舍屈指可数，唯一的选择，似乎是小语种同学们的宿舍。记忆中的那个宿舍比其他宿舍更喧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像他们所学语言源头的一个集市一般熙熙攘攘。
在我想象中，电影开始，集市慢慢安静下来，大家会被这与众不同的表演自然而然吸引过来。然而，电影在放，集市照旧。那一刻，我隐隐有种“走错地方”的感觉。大概只有B还站在我旁边，或许是不好意思离开。我不确定。现在想来，竟有点抱歉。
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个洞穴的隐喻—人们生来被囚于洞中，所见皆是投影，以为那就是世界的样子。有一些人挣脱，走到洞外，看见世界的样子。而当他们回到洞里，告诉那里的伙伴“外面的世界”，迎来的却是质疑和不解。
柏拉图真幸福，至少有人愿意质疑。我的洞里，好像只有回音。
那天的我，也并不是什么挣脱了洞穴的人，只是带着录像带，有点小兴奋地想与人分享一个“新发现”。只是后来，也就没有后来了。
这部电影的观影记到这里戛然而止。今天的我，对这样的戛然而止，竟然有些不甘心。难道我就没有为这部电影，为了“有意思的东西”，做更多的努力吗？
————-北京的风很大么？————
放下和老朱的对话，我立刻给几个当年的最佳损友发了微信，还附上电影链接。问题是一样的——“你还记得这部电影吗？” 我甚至添油加醋的暗示：“当年我可是给很多人推荐过。”
然而，回答几乎如出一辙——
“不记得了。”
“听过，好像有点名气，但没看过。”
“听过，毕业后还特意搜过。”
甚至有人直接说：“你当时为什么没给我推荐？”
如果那些当年在同一屋檐下嬉笑怒骂的人都没有被我拽去看过这部电影，那么，或许这个观影确实就戛然而止在这里了。
这些年过去了，今天的我终于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手机上打开这部电影，然而，莫名的却有想快进的冲动。那些曾经的限制——时间、地点、放映设备——都已不复存在。 反而是我的耐心变成了限制。
当年的我习惯用二分法来看世界，虽然不至于简单到好人坏人，但依然直白。比如，我会把身边的人分成——有意思的人，和没意思的人。而电影，尤其是非主流的电影，就是最灵验的试纸。
如果你听说一部冷门电影，立刻追问：“在哪里可以看到？” 那么，叮叮叮，你是个有意思的人。
现在的我，不用二分法已经很久了。每天睁开眼，就被孩子、工作，甚至家里的狗撕成碎片。如今，唯一能让我安安静静看完一部电影的地方，是卫生间。曾经的我，要是看见现在的我，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判断——“没意思。”
也许，这样的电影从来就不是用来测试别人的试纸，而是用来测试自己的吧。
毕业后，我为什么再没看过这部电影？但为什么它又始终没有被彻底遗忘？
它像一颗被甩向记忆外太空的彗星，轨道越来越远，无法探测。
而当我第一次读到《看不见的城市》（Italio Calvino:Invisible Cities），第一次看到 《黑暗中的舞者》（Lars von Trier: Dancer in the Dark），或者第一次听到二十年代的布鲁斯，那种感觉就会隐隐复苏，就像那颗彗星仿佛又在某个遥远的空间里微微一闪。从宇宙深处传来一丝微弱的电波，像是在说：“我还在。”这部电影本身，早已离我远去。我也从未试图抓住这个记忆。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次，甚至很多次这样的偶遇——它们在刚刚好的时间闯入你的轨道。悄无声息的改变着你，然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TA可以是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人，甚至只是一句话。消失了的存在着。
多年后，当我一个个追问别人：“你还记得那部电影吗？” 我看到自己，也像片中的某个人，在街头，问着：“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写到这里，我觉得已经翻到了这个记忆抽屉的底部。果然，和我预计的一样，杂乱无章。但整理着整理着，也发现自己找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也许，当年的我只是觉得这是一部奇怪的电影。就这样而已。
【编后语】谈中国的“独立电影史”，大家往往从创作谈起，或者专注于电影节和放映机制的演变。但我有时候在想，在那些展映还处于“史前时期”的年代，非专业的普通观众是怎么接触到这些独立电影的？机会到底有多少？前段时间，一个老校友发来一个链接，是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她说这是她在大学里看的第一部实验片，当时就特别喜欢，还兴致勃勃推荐给朋友们，但大多数人并没什么反应。她是我同一年级的北大学生，虽然我们早就互相不记得长什么样了，但因为一些共同爱好（比如聊农场、种田之类的），最近在网上经常隔空喊几句话。她这条消息让我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北京的风很大》大概是1999年完成的，也和雎安奇有些私交。当时国内还没有什么像样的独立电影放映体系。我特地问了她一些细节，想确认她是不是记错了时间——但看起来她真的就是在大学里看到的。这么一想，一个普通在校生，能在那时候接触到一部后来被认为是先锋之作的实验片，确实挺特别的。我那会儿也爱电影，还因为做网站的缘故买了几千张VCD，甚至在北大西门外朗润园租了间小屋来放这些碟子。但我那成堆的片子里，还真没出现过《北京的风很大》这样的国内独立影片。后来我又多问了她一些小时候是怎么接触电影的、现在对过去的印象还保留多少之类的问题。她讲的那些和电影有关的片段都挺有意思，也让我想到，其实一直很想多记录一些这样的“观影史”——不是影评，也不是产业研究，而是普通人和电影之间的那种微妙关系。这样的一些故事如果能多被讲出来，可能比那些“重要节点”更能让人感受到电影历史的温度和质感。估计有朋友看到这个标题，会以为我要回顾我自己的电影经历、吹吹老故事什么的，其实不是。这一篇更像是一个“前言”，记录一个偶遇，也顺便说明下：谁是“最早”的独立电影观众，其实很难有定论，我只是觉得这个案例非常早、也特别有意思。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或者知道类似的故事，欢迎告诉我。这样的拼图多一点，可能我们能更立体地看见那段“史前”时光。所以我也顺势改了原来作者起的标题，想更好地呈现这个独特又有趣的影迷故事。
(朱日坤)
